论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换

文章探讨发展出一种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民主在此意味着“由人民做主”,即人民真正地参与影响其生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决策。这可能采取任何可能形式的代议制民主或者直选式民主。民主也意味着对于公民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私人权利以及选举自由的保护。民主涉及到过程,但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生活的每个领域中所实践的生活方式。     

试论民主的实质与民主的形式

民主这个词,最早产生于古代希腊社会,它的本意是指“人民的权力”。但是,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权力”,历来各个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说法不一。只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赋予民主这个概念以科学定义。列宁说过:“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     

关于民主建设的几个问题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学潮—动乱—反革命暴乱令人深思,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这次事件“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民主建设,就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作为上层建筑、国家制度的“民主”就是“民主制”。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就是说“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形式,是一种政体。政体和国体密切相关,因此,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民主是和一定阶级的专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掌握着国家政权的那个阶级决定了民主的本质。因此,我们必须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勿庸讳言,资本主义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之一,资本主义民主作为封建专制的对立物     

有机的公共生活:从责任建构民主

现代民主的产生以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为前提,但其成长却有赖于两者之间的协调、平衡或合作,公共生活由此产生。所以,民主的成长,不仅需要制度建构,而且需要公共生活的建构。不同的民主形态形成不同的公共生活,可将其概括为三种:组织化的公共生活、私域性的公共生活和有机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的每一次演进,都意味着民主体系的成长。战后,人类民主发展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有机的公共生活。有机的公共生活是社会与国家有机互动,共同创造的,而国家与社会恪守各自权利所形成的责任要求,是这种公共生活的基础。这体现了民主生活的另一种建构形式,即从责任建构民主。     

两种民主制的比较

民主制,作为国家政体的一种,是统治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统治而采取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不同性质的国家有不同的政体,同一性质的国家,也会有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在奴隶制、封建制国家,大多采取君主制,即由君主(皇帝、国王)一人统治,通过君主所操纵的各种官僚机构管理国家。这种政体当然没有任何民主可言,其野蛮、专横和落后决定了它必然为民主政体所代替。最早的民主政体是在古希腊雅典奴隶制国家实行的国家政治制度,那种民主制的最显著的特征是,民主只为奴隶土阶级中的男性公民所享有,即把君主一人的统治变成为奴隶主阶级中一部分人的统治,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妇女和外来人则不享有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这种政体只是民主制的初级形式。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实行民主政体,并把这种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但其本质上仍是由少数人享有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制,是工人阶级和广大     

马克思主义民主质量观探讨

民主质量观,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原理之一。它是考察民主作为国家制度的本质属性以及在民主演化历史上的质量形态。民主作为国家制度有质的规定性,即由阶级所决定;与之相对立的是“纯粹民主”观,它否定和掩盖民主的阶级本质。民主作为国家制度也有其量的规定性,即民主原则和民主精神转化为现实的水平、程度、速度等状况;历史上剥削阶级社会的民主制,归根到底都是民主量上的进步而没有民主质的改变;与之相对立的是“抽象民主”观,它使民主束之高阁,成为可望不可及的数条和空洞的口号。民主的“质”和“量”是相互转化的,要明确区分在资本主义民主制下和社会主义民主制下的两种类型民主制的质量转化矛盾。完整准确地掌握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民主质量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民主质量观思想。     

从生产力标准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说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种国家形态,一种国家形式”。属于上层建筑的     

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民主实现的社会基础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这几乎是每个人看到民主这个词后的第一反应。然而 ,人们这种普遍的理解大多侧重于政治层面 ,诸如近年来常见诸于媒体的“我国选举权扩大到农村基层组织”等。在这里 ,笔者要指出的是民主远比这些范围广 :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口号、一种意志集中过程的理想模式 ,一种自上而下权力的释放 ,更重要的是 ,民主的存在必须有社会基础 ,即让民主渗透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形成一种生活习惯 ,从而赋予民主真正的实质性的内容 ,以使得更高、更广的民主在全社会范围内不至于停留在形式上 ,而使其真正成为理想的政治民主的基本动…     

卢梭及其人民主权思想述评

卢梭是法国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社会契约论》作为政治哲学代表作,深刻批判了封建法权观点,全面阐明了关于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学说和人民主权学说。他提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的主张,为资产阶级使用“以暴抗暴”的原则推翻封建专制树起了一面政治大旗。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局限性,卢梭人民主权思想虽有为“人民”争取权利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进步性,但这种民主对广大被剥削、受压迫的人民来说,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一种空洞的许诺,所谓全体人民享有主权也只是一种幻想。     

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公共协商,强调对话、讨论、辩论、审议与共识。协商民主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社会间的界限,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以修正传统民主模式的缺陷和不足,所以具有规范意义和实践意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属于西方,中国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协商政治,但其中具有较成熟和完善制度架构的是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平台的政治协商制度,它既有明显的优势,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完善政治协商,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     

国家何时才会消亡

许多欧州思想家曾对国家进行攻击,他们所攻击的不只是其扭曲、病态的形式,而且包括这种制度本身。几乎从它的结构轮廓变得清晰的时候起,它就引起人们的强烈批判。到18世纪末,这方面的批评就表达得比较清楚有力了。对卢梭来说,国家是自由的敌人,是一种极度非人道化的制度。普鲁东认为,“不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没有奴隶制的国家是不可思议的”。葛德文认为,国家体现为民主的“对立面”。马克思认为,就其本质     

异化

“异化”(疏远化)一词在日常生活、科学和哲学上,有许多不同的含义。然而这些含义绝大多数被限制在一个由它们的词形和词源所显示出来的一般意义上,即“异化”(疏远化)是一种行为或行为结果,通过它某物或某人变得(或已经变得)与另外的某物或某人不相容(或疏远)。在日常运用上,异化往往意味着背离或疏远以前的朋友(或同事)。在法律上,异化通常意味着财产以买卖或捐赠的方式,从一个人手中向另一个人手中转移。在精神病学上,异化一般意味着从正常状态的偏离,即精神错乱。在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异化通常是指一种对社会、由然、他人乃至自身都格格不入的个人的情感。对大多数社会学家     

“依赖”、“缘”与“独立”、“契约”——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日本人际关系模式面临的挑战

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相继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大大增强了非西方国家推进现代化的信心。一些学者和政治家们在寻找东亚社会成功的秘诀时产生了一种浪漫的看法,即:亚洲国家不仅能够在家族、社会、国家优先,不破坏传统的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而且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似乎比西方的资本主义更胜一筹:它既能保持资本主义的效率,又能避免(至少是减轻)它的冷酷无情。所以,有人提出了与西方价值观相抗衡的所谓“亚洲价值观”概念,“21世纪是亚洲人的世纪”之类的预言也盛行一时。但是,当人类进入21世纪之…     

规模与民主的维度:达尔的观点

人口、面积、密度等是一个地域实体规模的主要维度。虽然规模还可以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但是用社会经济学的指标取代常规测量方法并不能澄清历史上对于民主与规模的争论。无论是将民主定位于城邦国家,还是将民主定位于民族国家,两者都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其理想政体至少要满足两个标准公民作用标准和体系能力标准,弄清两种标准与两种民主传统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条件,在说明民主的维度中是极为必要的。关于规模与民主的争论,事实上也与“术语”有关,但又不仅仅是术语和分类的问题。     

民主的前途

为了说明民主的前途,必须首先研究一下人类的未来和前途以及人类应该追求的目标。我认为,整个人类所寻求的目标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述,就是“自由”。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在理论和行动方面,在科学与技术方面,在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创造性方面,以及在个人的成长过程和社会、国内和国际活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也意味着尽可能实现生命的全部最高价值的才能。在生命的各种价值中,最低价值是在某种程度上只被看作实现其他最高价值的必要条件的物质福利。为了尽力保护每个人的最大自由,整个人类需要组织、协调和秩序。这种自由人的社会,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和应该实现的目标。     

科学的限度与人文—信仰的空间

本文试图从人本身的先验存在出发澄清“数理科学”、人文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区分与关系 ,并且给出这种区分的根据 ;在此基础上认为 ,数理科学的界限是它本身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所具有的客观限度 ,而不是任何学派或个人的主观设定 ,确认这种限度绝不是意味着为科学的发展设置界限 ,而是表明我们必需真正面对数理科学无法解决的那些领域和问题 ;而倡导人文精神也绝不是要人文科学与数理科学争地盘 ,而在于让人文科学回到它本应在的位置上 ,即向绝对意义开放的独立、自由的科学     

对两种语境中宪政论的思考和回应

本文比较系统的讨论了宪政在民主和自由两种语境中的含义;对民主宪政论和自由宪政论的主要观点和理论逻辑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和回应。本文认为,宪政问题决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民主义革命时期提倡宪政符合特定历史时期民主政治的性质和政治斗争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用“人民民主专政”代替了“民主主义宪政”。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果用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西方的概念中,宪政不等同于民主,宪政和民主在理解上虽有交叉但含义和偏重不同,所以用社会主义宪政表述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容易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从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个人权利和自由不能作为人民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和核心价值。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也不必然以社会与政府的分离或对立为基础,限制政府权力也不必然能够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党和政府是保障和发展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依靠力量。我们不能在没有充分理论论证和对政治后果作出明确判断之前就认定宪政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和最新成果。     

作为物质的信息

“信息”一词是含意模糊的。面对着“信息”的各种不同意义,我们至少可以采取一种实用的态度,即考察其语用范围,区分出“信息”一词的几组用法。我们本着这种态度区分出“信息”一词的三种主要用法:     

“经”与“道”：两种诗学本体论的悖立与冲突──魏晋“言意之辨”前期学术语境的描述

魏晋“言意之辨”的前期学术语境即是“经”与“道”两种诗学本体论的傅立与冲突。本文把“言”与“意”的冲突归属到两种本体论范畴“经”与“道”的傅立上，认为“言”就是“立言”，即崇尚在儒家诗学命定的终极本体──“经”的范畴上“立言”，“意”就是“立意”，即崇尚在道家诗学命定的终极本体──“道”的范畴上“立意”。在修辞学意义上，“经”与“道”均是超感性的抽象能指，是生命主体在本体论意义上设定的两个外延最大而内涵最小且具有恒定意义的本体范畴。“经”是一个遮蔽的本体范畴，而“道”是一个敞开的本体范畴。西方古典诗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理论和思维形式上对应于儒家诗学的经学中心主义，而不是道家诗学的体“道”本体论。道家诗学的本体在敞开中没构筑起一个中心主义，因此道家诗学理论的直觉体验没有形成一种封闭而剥夺他者思想自由的权力话语。而儒家诗学的本体论建构者以语言游戏在本体──“经”的范畴上遮蔽了这个世界，在剥夺芸芸众生的意志自由中把思想统治者个人的“唯我自由”写真在本体论的语境表象上。     

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基础述评

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上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又是一种国际性的社会政治思潮。从作为一种思潮来看,它至少具有以下这些特征: ——历史比较久远,曾经几起几落,证明它具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有顽强的再生力。——流传广泛,已从欧洲一隅扩及世界各大洲,并进而渗透到社会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影响也不容等闲视之,有不小的传感力。——打着“民主加社会主义”的旗号,利用并夸大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失误和体制上的缺陷、弊端,以所谓“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盗名欺世,以假乱真,是当代冒充社会主义的一种最流行的形式,有很大的欺骗性。——表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是作为同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尖锐对立的社会政治思潮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它的历史使命主要不是批判资本主义、改良资本主义,而是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