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研究

宰相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机构和名称因朝代的不同而不同。古代宰相制度演变有以下特征:宰相职位的非世袭性;宰相之权的非独占性;宰相机构和名称的非固定性;宰相参与决策,以辅佐天子为己任;宰辅制度的发展变化始终围绕皇权进行等。我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的原因,一是由于皇权与相权之争;二是由于在新形势下,为了提高统治效益及质量,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不得不对宰相制度做出一些改革。     

略论中国历史上的宰相制度

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宰相制度,是一个联结封建政治制度整体结构各个部分的中心环节,是联结皇帝制度与官僚制度的关键因素。文章对中国历史上的宰相及宰相制度的特点与演变过程做了概括分析。     

宋太宗朝宰执集团研究——以年龄为中心的考察

从年龄看,太宗朝宰执集团的年轻化很明显,一大批科举出身的年轻官僚很快跻身执政。太宗早年幕僚充斥枢密院,朝廷政局为之一新,形成进士把持中书,太宗早年幕僚把持枢密的局面。从宰相至枢密院执政,年龄呈递减之势。然而,宰相中老臣为主,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直接承担起托孤重任。同时,宰执更换频繁,任职年限不长,皇权有所加强。     

早期拜占廷帝国执事官的政治地位及影响

执事官制度是早期拜占廷帝国实行的一种官僚制度,在罗马———拜占廷社会转型时期起过重要作用。执事官是秘密稽查使头领、官吏总法官、帝国外交大臣及宫廷禁军长官,在帝国中央政府拥有独特的政治地位。在早期拜占廷帝国,执事官制度起到了加强巩固皇权、稳定内政、成功外交的作用。执事官官僚集团反映了４～６世纪罗马———拜占廷社会转型过程中官僚制度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明代阁臣群体为相情结述论

明代的内阁阁臣越到后来越被朝中上下目为实际上的“宰相”,不少阁臣亦不免以“相”自处,乃至行相权之实。本文旨在说明朱元璋虽然从政治上废除了宰相制,但从实质上看,皇权不可能真正合并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对内阁的把握及对阁臣的任用在潜意识或反映在政治事务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阁臣当作宰相看待,阁臣甚至被赋予近似宰相的权力,相权观念在朝廷内外官僚群体中亦渐趋复苏。内阁职权的逐步宰相化发展,皇帝和其他官僚亦逐渐对阁臣寄予宰相的期望,而在朝政的运行方面也随之对阁臣提出了宰相般的事权要求。阁臣思想意识中存在浓重的为相情结可以说是与时相应,阁臣群体为相意识的复苏实际上是合乎明代政治走势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关于姜特立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定位问题——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认为,孝宗末年出现了官僚集团与理学集团,在两大集团斗争中,姜特立代表新皇权,充当了官僚集团与光宗新皇权之间的桥梁,是职业官僚派的幕后主持人.为此,余氏试图证明与姜特立有唱和的黄正言就是攻伪学甚力的黄抡,但有证据表明,黄正言乃是名列伪党中的黄度,这就恰好证明姜特立与理学集团的交好,而使余氏的立论完全落空.余氏还列出攻伪学人之中有数位与姜特立有唱和,以具体说明姜特立确实网罗了一批官僚,发挥了桥梁作用,但姜特立与伪党之人也有友好往来,故其说难以成立.姜特立既遭受过理学集团的排挤,也遭受过官僚集团的打击,这都说明姜特立不足以代表新皇权,而只能代表他自己.     

宋代皇权与三衙用将

宋代皇权具有强烈的军事底色,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步军司三衙用将,关乎京城兵权谁属,始终是宋代君主念兹在兹的头等大事,君主往往侧重于使用"内批"、"御笔"等直接形式,以凌驾于三省、枢密院之上。宦官等君主周围的佞幸群体,作为皇权的畸形延伸,亦时常能对用将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宋代实际的政治运作当中,三衙用将,往往是皇权、宦官为代表的佞幸群体、宰相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集团三者相互博弈的结果。     

东汉政治崩溃新论

本文以为，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两大政治集团的覆灭摧毁了皇权的两道屏藩，但还未导致皇朝的崩溃。关西、关东的官僚士大夫集团仍然拥护刘汉皇统，因此，尚存在号令关东、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可能。但由于西京朝廷在收降董卓余部问题上的失策，遂导致长安之变的发生，皇权再度落入武人之手，刘汉皇朝中央政府机构被架空，官僚士大夫集团名存实亡，导致了皇权的彻底孤立和东汉政治的崩溃     

读《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祝总斌教授所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是近年史学界出现的又一部力作.宰相及其机构是中国古代国家机器的核心与枢纽.不断发展、变化的宰相制度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学界对此历来十分重视,但往往停留在粗线条的理解上,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特别是汉唐之际的宰相制度,连哪些官职是宰相、哪些部门是宰相机构,都众说纷纭,在细节内容上更存在许多模糊和错误的看法.祝先生此书,正如周一良先生所说:"以这段时期皇权相权的相互关系为线索","把八百年间中枢政权所在     

中国封建社会行政管理体制的确立及其特色

春秋中晚期各国强卿在其领地所实行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管理体制,经战国变法运动的推动,通过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废井田行土地私有制、颁布法律依法治民、推行官僚制而得到确立。与西欧相比,中国封建中央集权的体制有其自身特点:时间长,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用儒家伦理思想进行社会控制,实行官僚制度。从这种管理体制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看,其主要特点是:一、存在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二、存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矛盾;三、职能机构的演化既受社会结构变动的影响又受皇权与相权矛盾的制约;四、监察制度随君主专制的发展得到强化;五、有一套独具特色的管理官员的制度;六、存在调节君主专制弊端的机制。     

中华认同与后秦盛衰

后秦统治集团在立国之前已经完成了"变夷从夏"的转变。姚兴遵行华夏政治传统并将后秦推至鼎盛,正是以南安姚氏、滠头集团乃至关陇河西各族集体的中华认同为观念基础。后秦官僚君主制与滠头集团的政治传统具有冲突性。姚兴采用扶植"才兼文武"皇子的方式来巩固皇权,但动摇了储君制度的政治基础。用以维护南安姚氏第一家族地位的宗室出镇制度,也因姚泓的弱势而孕育出分离势力。后秦的灭亡根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君主制与门阀统治之间的矛盾,并非缘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问题。     

明代言官的群体特征

明代言官为给事中和御史的合称,是明代官僚集团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具有如下特征:一,人员众多,冠居历朝;二,选任精粹,进士为重;三,秩低权重,势凌三司;四,升迁迅捷,赏赐丰厚;五,分布广泛,东南为盛.明代言官的这些群体特征是与明代极端强化的皇权相适应的,体现了皇权控制下的分权制衡原则.     

论唐前期宰相制度的演变

本文认为唐代自太宗起为加强皇权已开始采用多种措施分割相权，主要表现为；尚书省地位被降低，退出宰相机构；大量引入参政宰相，分割中书门下宰相职权；政事堂秉笔值班制度有所变化。     

明代内阁与中央政权体制演变的互动关系

明王朝出于加强专制皇权的需要废除了丞相制度,从而导致中央行政中枢体制的严重失衡。为了巩固统治和完善封建官僚体制,内阁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明朝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从内阁的兴衰及其权势的变化看,它完全依顺于皇权,其政治功能是皇权的外延与扩张。内阁大学士参与中枢决策,故而阁权在国家权力体制运作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决策权,但这并未抑制住皇权的恶性膨胀。     

论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之关系

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的关系,本质上是门阀制度与皇权政治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能够起到某种形式的考课作用,对于皇权政治的恢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皇权政治的恢复能有效制约地方的分裂倾向,有利于国家的再统一。     

论中晚唐宰相制度

中晚唐时期的宰相制度，是在唐玄宗时期建立的宰相独断制的基础上演变的，其演变方向，主要有二：一是皇权通过健全宰相内部互相制约的功能，主要是建立了延英殿议政制度，来避免相权太重的弊病，二是主要在宦官系统中建立对行政系统直接干预和控制的枢密使制度，来达到控御相权的目的。结果是使得中晚唐时期的相权日益陷入不健全和不完整的境地，导致中央政府统治权威的丧失和国力的日渐衰颓。     

西汉国家建构视域下的“承秦”“过秦”探析

“承秦”与“过秦”二者看似矛盾,却内存于西汉国家建构过程中。刘邦集团在秦末与群雄逐鹿以及随后的“汉制”构筑过程中,一方面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对秦政的暴行酷施以及其官僚制度中所存在的组织结构缺陷予以指斥批判。探究其由,一方面,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皇权政体乃其时最适宜的制度,“承秦”可谓是刘邦集因应现实格局的最优选择。此外,秦制的核心在于确立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承秦”可以实现并满足人性中对于权力尤其是皇权的觊觎,故其亦成为刘邦政权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过秦”不仅旨在以秦为鉴,纠秦之偏,避秦之祸,而且还可以使得原本凭“力”而胜的刘氏政权由此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     

试析唐代反宦官斗争的艰巨性——与东汉时期对比分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也是反宦官斗争遭遇挫折最大的时代。与东汉相比,唐代的皇权、相权、官僚集团的凝聚力、外戚力量和学生力量都相对小了很多。唐代中后期严峻的政治形势使皇帝对宦官更加依赖。在宦官专权的形势下,官僚集团、外戚和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宦官也是依赖性大于反抗性。与东汉相比,唐代的宦官掌握政权和军权也更加制度化。这些都导致了唐代中后期反宦官斗争的艰巨性。     

礼法秩序与“国王的两个身体”：论对中国古代皇权正当性的传统论证方式

以何种角度才能妥切地思考中国历史上皇帝与文官集团两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问题,而该问题其实又紧密联系着皇权的正当性来源问题。中国古代皇权的正当性来源是指皇权的所有者如何能够有效正当化自身对皇权的获得与维持这一事实,而在一般状况下这可以被诉诸一种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可以被归纳为礼法秩序。当遇到争议时,礼法就会失序,在这个过程中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以及文官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就会围绕礼法秩序的解释权产生冲突。如何将这种失序调整过来就涉及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以及文官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了。以宋孝宗、光宗、宁宗之际皇权承继争议为对象展开对礼法秩序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中国古代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此外,以欧洲中世纪关于“国王的两个身体”的讨论作为对勘,可以更好地理解该问题的实质。     

从官僚走向服务者: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构的路径探索——基于街头官僚理论视角的考察

作为基层公务人员的“街头官僚”,在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实践中,由于街头官僚自身、基层组织、服务对象以及制度环境诸因素的制约,使得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陷入了欲行还难的困境.而西方语境下的街头官僚理论,为我们考察基层服务型政府建构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理论视角,为此,实现从官僚走向服务者,完成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在策略选择上应致力于激发街头官僚的道德自觉、创新组织管理、加强公众参与以及优化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