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真和美的文学”：20世纪20年代上海神州文学社散佚诗集论

在早期新诗发生和发展史上，1923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具有重要的新诗史意义和史料学价值。这些新旧杂糅的诗歌在神州文学社同仁“真情论”新诗观念主导下，一方面秉承着胡适“诗体大解放”的原则，继续在语言形式方面进行自觉的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真情”诗学观又更生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传统，在新诗想象和创作实践上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本文拟以“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散佚诗集为例，从“真情论”诗学观、社会功用诗歌、启蒙目的的诗剧特色三方面来讨论20世纪20年代初新诗创作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复杂关系。     

雅与俗:船山诗学的美学观念

船山诗学标志着中国古典诗学进入总结期。本文试图以船山诗学中的雅俗观为切入点来探讨其美学观念。全文主要整合船山雅俗观的理论根据,概括其理论内涵,并最终认为,雅与俗是中国古典诗学审美的思维方式,船山的雅俗观也是船山本人对儒家思想和儒家美学进行“补天”的重要思想。     

胡适的语文观与1930年代的反拨

胡适对语言文字的看法对现代中国文化影响极大，但总体上是“反现代性”甚至“反诗”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胡适的理论开始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朱光潜、梁宗岱、废名（冯文炳）、李健吾（刘西渭）等重要的文学批评家，无不反对胡适的语言观和诗观。他们或是对西方现代诗与诗学加以引介，或是对古典文学传统重新打量，或是对时人的写作进行探讨，清理了胡适的一系列诗学观点，从而形成了对于与古典诗歌与现代写作的很多睿见卓识。     

观物论及其审美运思的结构探析

观物论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理论，《易传》“观物取象说”是其元初及核心命题。从“观物”这一诗学的审美运思角度来看，“物我之辩”是主体观物视角所产生的不同审美观照心境，其观物过程主要体现为“观物取象，因象生意，因意构境”的审美运思过程。后世儒道禅话语的介入使得“观物说”发展为观物取象（客体现象）、观虚守静（主体心境）和观心照寂（本体真理）三个不同层次。另外，“感物说”存在不同内涵，却与观物论联系密切，观物和感物看似两个不同的诗学范畴，实则也是不同审美运思的结果。当用观物论“物我”视角和互观方式切入，会发现二者的异同和互含现象。     

中西诗学从对立走向融合——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诗学革命”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是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双重文化背景下生成的 ,是本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诗学融会的产物 ,它的成熟构成了对古典诗歌美学传统的“二次革命”。在这一生成过程中 ,西方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古典诗学、现代化 /民族化呈现出互相消长、对立、融合的态势。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古典诗学的纵向制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横向影响的双重作用下 ,在诗歌观念、诗思方式、诗学策略等方面产生了从古典诗学到现代主义诗学的种种变异     

诗化语言在散文创作中的审美作用

当代著名作家王充闾先生的散文,创造了独特的语言形式,他把现代汉语同中国古典诗词相融合,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诗化语言形式。这种诗化语言在散文创作中具有对主题的开拓作用,对情节的推动作用,对哲理的深化作用,这种诗化的语言形式对当代散文创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海德格尔与禅宗语言观的对读

海德格尔与禅宗在语言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是其对主客形而上学的批判在后期的延续．也是非对象化运思在语言观上的表达。禅宗以得悟为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认为“语言文字,徒劳施设”。但海德格尔提出的“语言乃是存在本身既澄明着又遮蔽着的到达”这一观点与禅宗“心非相,非离语言,非不离语言”的观点存在对话的可能。     

诗意的畅想与象征的抒情——论中国现代诗化小说

中国现代文坛的“诗化小说”是受西方象征主义文学及中国传统诗学影响的文本书写,是中国现代小说一种崭新的类型创新。这种小说的诗化倾向与西方小说20世纪的历史发展大体上保持一种同步的进程。诗化小说的主导艺术倾向主要表现为语言的诗化与结构的散文化,小说艺术思维的意念化、抽象化,以及意象性抒情、象征性意境的营造等诸种形式特征。整个诗化小说的发展轨迹表现为由具象意境的营造走到对观念世界的钟情。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艺术实践与诗性的哲学思考为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了全新的艺术维度与发展空间。     

《二十四诗品》的跨媒介性解读

将晚唐诗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置于当今盛行的西方跨媒介理论视域之下,发现《二十四诗品》以“多媒介”“绘画诗”“超媒介”“主题化”“唤起”“形式模仿”“再现”等形式体现了丰富的绘画、音乐和空间元素,能够表征单一的语言媒介所不能表征的丰富的美感,也使其别于重理性和逻辑的西方诗学。《二十四诗品》的跨媒介性有其深厚的哲学根源,中国古典哲学里的“立象见意”“仰观俯察”“大象无形”“大音无声”“一阴一阳之谓道”“唯道集虚”等重要观点决定了中国古典诗学富含视觉、音乐和空间要素,体现了中国古典诗学与生俱来的跨媒介天然性。     

论萨特与贝克特的戏剧创作

目前，对萨特、贝克特的戏剧成就和艺术特色的研究与评价存在一些误区，尤其表现在对萨特的评价上。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的理论主张、创作实践和文本内涵的考察，发现这两位“先锋”作家的“古典”追求和“神话”渴望，进而发现他们之间的一致性和互补性。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的精神资源和哲学资源更多的是来自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尤以前者的影响为最。萨特的戏剧创作并非是对存在主义哲学的“说理”和“图解”，而是对它的诗化延伸     

析古典诗学之“神”——以“入神”说为例

在“神”这一古典哲学范畴长时间的浸染、渗透下，古典诗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入神”说，这反映了诗坛审美观念的转变。严羽“入神”说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尤其注重对杜甫诗学和司空图诗学的兼收并蓄，并强调了直觉妙“悟”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在心物融合的“入神”状态，诗人才能有诗“悟”与“兴趣”，诗才能达到古典诗学追求的艺术至境。     

纯诗化：“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

“第三代”诗歌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重要诗歌创作潮流人们评述“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追求时,认为“第三代”诗歌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这是不对的。“第三代”诗歌有“纯诗化”这一独特的诗学追求,一方面,内容上他们追求“纯诗化”。他们“反文化”、“反崇高”,就是要把“文化”、“崇高”这些“非诗”的杂质去掉,而在诗歌中写出真正的个人生存体验。另一方面,他们追求语言的“哲学化”。他们“反修辞”和“拒绝隐喻”,是为了让诗歌语言更准确地表达内容。     

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与语言、诗

海德格尔要人们重新关注人存在的意义问题,而澄清存在意义的哲学之思则必须通过语言、诗的研究路径。海德格尔强调人的存在与语言具有密切关系,其语言观是对传统语言观、更是对传统哲学观的解构。海德格尔向往的语言是诗意语言。从诗意语言出发,海德格尔生发出了他的文学艺术观。     

亲近的本性与倾泻的赠礼——海德格尔物论的诗学精神

本文以物论作为研究海德格尔诗学精神的根基,力图从人与物的哲学关系逻辑地论证海德格尔“存在—此在—物”的命题意义是呈示“在世界之中”的生存关系,指出了由此而生的物论观念是海德格尔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主客对立”、“对象化”、“意志化”的哲学模式,这种奠基海德格尔诗学精神的物论观念主要表现于“器具”的象征意义,即只有“在…之中”才能敞开人存在的真理性———物聚集和物物化是两种主要方式,最终形成亲近的本性和倾泻的赠礼,而这种结果的诗性智慧是通过陶壶能够聚集的物性和天地神人之所以四元合的思路进行诠释的。最后,文章就海德格尔和庄子物论做了可对比性分析,进一步明晰庄子物论诗学精神的本土风格     

应试背景下的元代诗歌教习及其诗学意义

元代科举有明显迥异于其他时代的特征，元代诗歌教习亦呈现独特的样式。元代举业虽压缩了诗歌教习空间，但经义、古赋等考试内容仍然间接引导初学者习诗。诗法作品、诗学类书等进入元代教育系统，丰富了诗歌初学者学诗的内容，相应地也丰盈了其诗学意义。其一，蒙求诗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诗学发展的“驱动力”，助推了中国古典诗学在雅俗互动中扩散、普及与扎根；其二，蒙求诗学成为判断古典诗学雅俗高下的“基准线”，是诗人作诗的参照标准。     

说、听、写之中西论说——兼评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

熟知的说、听、写蕴含着陌生的思的深刻问题。西方哲学20世纪的“语言转向”就包含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中国先贤如孟子、庄子都曾相当深入地涉及这些问题。尤其庄子,既看到语言的遮蔽性,又洞察到语言作为构造世界的“道”之环节。海德格尔对传统逻格斯的解构,开辟出新的视角。人作出本真的说、听和识别是否本真的说、听,都要破除种种遮蔽。语言与说、听相互为本。“语言是存在的家”,其语言是“道说”的语言,是诗化的语言。在“语言转向” 中,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代表把语言本体论化成神圣化的倾向。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代表把语言纯符号化乃至虚无化的倾向。但两者在破除逻格斯中心论的迷信和开辟哲学多元创新上都有巨大的历史功绩。     

“文化诗学”的“诗学”含义

以斯蒂芬·格林伯拉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出现相对于西方的其他学术派别似乎蕴舍有更多的学派之间的倚靠关系,因而显得难以归类.但究其本源,从“整体性”、“真实性”、“合法性”这些基本理论层面进行考量可看出“文化诗学”与“古典诗学”的相通之处.大体上“文化诗学”走的还是传统诗学一路,特别是对大众性情的关注,使得文学活动更能找到生存合法性的根据.谈论“诗学”实际上就必须纳入“文化”视野,突显出“诗学”政治化的趋势.当然,在现代语境中,“文化诗学”还是实践出了一些新的诗学内涵.尤其是新媒介的出现,使得对传统艺术真实观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这一切,特别是“诗学”因其“泛文化性”而走向人类学的表现对富有诗论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作为逻辑的文字：从文字观到文学观

依现象学的观点,文字不单纯是石头上的刻写或书页上的字符,而且是一种先验的意向结构。如果说“字音”形成了西方人认识世界的“理则”,那么“字象”则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常则”。汉字以“字”建序、“字”以比类、“字”属“阴阳”、“字”以“名”重,衍生出字逻辑、象逻辑、和逻辑和悟逻辑,形成了汉语言情感理性的具身性意向结构;西字依“言”立法、“指代”命名、“声”以“区分”、“词”“物”对应,衍生出语法逻辑、概念逻辑、分析逻辑和再现逻辑,形成了西语言科学理性的对象化诠释意向结构。作为逻辑的文字决定了中西语言符号体系、赋义方式、思维路径、体验模式的差异,其意向结构的差异奠定了中西审美差异的基调。从文字观到文学观,彰显着中西美学理论范畴及理论体系差异的文字规定性。中国诗学是情感逻辑;西方诗学臻于真,中国诗学深于情;西方诗学辨于物,中国诗学观于心。也许这就是中西文字意向结构的差异所建构出的不同“意向性形态”的审美世界。     

试析王夫之诗学“诗乐一理”论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诗评诗既讲诗歌的情景交融 ,又追求诗歌的声情并茂 ,从而将其诗学研究推向了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集大成的历史总结者的高度。概而言之 ,船山诗学“诗乐一理”的要义在于 ,强调诗歌艺术更靠近“乐”而非“文”。这一诗学命题是对宋人“以文为诗”的反拨 ,是对沈约“四声”说的纠正。“诗乐一理”说无论在船山诗学和美学的理论体系中 ,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研究史上 ,均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模糊思维与模糊表达

“模糊性”是近年来哲学、思维科学、语言学、数学等学科所关注的问题。文艺学领域也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本文尝试将“模糊”研究引入中国古典诗学领域,以期从新的研究视角探索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的艺术特征——模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