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论周邦彦对杜诗的接受

周邦彦在词史上有较高的地位,主要是他在艺术上集前人之大成。虽然在内容上的开拓性不及在他之前的柳永与苏轼,但在接受与学习杜诗上却有他的创举:第一,词风的沉郁顿挫明显是学习杜诗的结果;第二,讲究音律与锤字炼句,也是受杜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的影响;第三,化用前代诗人的诗句入词,本来是宋代词很大的一个特色,但周邦彦化用最多的是杜诗,这也是他有意接受与学习杜诗的表现。     

熊伯龙《无何集》对《论衡》的接受

《无何集》本名《论衡精选》,以《论衡》为宗，“抉《论衡》之精华”,所选内容以辟神怪祸福之说为主，倡导《论衡》“发明孔子之道”,是一部宣传无神论思想，破除迷信、批判神学的作品。关于《论衡》接受史研究的相关资料，历代多是零碎的，鲜有著作出现，熊伯龙作为清初政坛和思想界中的重要人物，其《无何集》作为一本专门的著作，是《论衡》接受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赵次公注与杜诗经典性——以“阐释后人学杜”现象为中心

宋代杜诗赵次公注中出现了阐释后人学习杜诗的体例:所引文献是杜甫以后诗人的具体诗句;有"用杜""使杜""得……之法"等明确表示文本关系的指示语;强调杜诗后代接受,展现了杜诗经典性确立过程以及诗歌创作内在延续性。其重视文本应用的阐释观念诞生于北宋思想文化转型下诗歌创作理论和阅读观念的新变中,由诗话、笔记等批评系统进入诗歌注释体系,在体例、观念、功能上突破了李善《文选》注为代表的传统诗注,开拓出全新的注释范式,影响了《杜诗详注》《杜诗镜铨》以及钱钟书《宋诗选注》等注本。     

张角符水咒说疗病考

“符水咒说以疗病”是黄巾农民战争史上的一件大事。张角创立太平道,组织黄巾农民,其所以会有巨大的感召力,取得非凡的成就,据范晔《后汉书》记载,凭的就是这个方法。《后汉书·皇甫嵩传》:“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     

“窃攀屈宋宜方驾”——杜甫的屈宋接受

屈宋骚赋“衣被词人”之功绵延深广,一代“诗圣”杜甫的诗歌创作即对其有多方面之接受。具体表现大体在如下两端：一是杜诗对屈宋辞赋语汇及意旨的借用化用;二是杜诗对屈骚厚重忧愤之文学精神的认同汲融。     

试评旧注杜甫《鹦鹉》诗的得失

本文重在评析杜诗《鹦鹉》旧注中的得失。“伤离说”得其感伤情味 ,失在偏重“离乡” ;“不遇说”得其感慨奥旨 ,失在偏重“受制”。就诗论诗 ,虽起于“伤离” ,实归结于“怜复损”。知人论世 ,严武何曾要杀杜甫 ,杜诗可以证明《新唐书》采传闻之辞入史 ,构成疑案 ,实属不当。从杜诗的创作特色考察 ,“即所见以寄意” ,是创作不是括 ;从杜诗的思想高度考察 ,“托以自况”不如“泛咏鹦鹉”的典型意义更为深广     

论杜诗修辞中的藏词艺术

杜甫,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诗人,有着“诗圣”之称.他的诗歌以其丰富的内容,真挚的情感,精辟的修辞为大家所知.近年来.研究学者不仅着手于杜诗的内容,更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杜诗中特殊的修辞.本文从杜诗修辞中的藏词艺术着手,一改前人对其修辞手法的批判,提出藏词的正面艺术效果,以杜诗为例,说明藏词的艺术特色和存在价值.     

清代“桐城派”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以方东树《昭昧詹言》为中心

清代“桐城派”对注重诗法的黄庭坚一直相当推崇,这集中体现在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中。《昭昧詹言》以古文之法探讨诗歌,注重起承转合、格局布置、虚实详略、字句、音节等写作技巧。基于此,方东树对黄庭坚诗歌颇多推许,集中论评了黄庭坚学杜诗的成就、黄诗拗奇矫健的句法及其大开大合的篇章结构,这在黄庭坚诗歌接受史上独具一格,并深刻影响到后来的“同光体”诗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仇兆鳌《杜诗详注》与《悟真篇集注》之比较

仇兆鳌既是杜诗名著《杜诗详注》的作者,又是道教名著《悟真篇集注》的作者.本文通过二书诗歌注解之比较,认为仇兆鳌其实是一位在思想上主张“三教统摄,而归宿于某”的学者.在注解杜诗时,他秉持了“三教统摄,而归宿于儒”的指导思想;在注释《悟真篇》时,他秉持了“三教统摄,而归宿于道”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理解仇兆鳌及其《杜诗详注》,可以理清某些纠缠不清的问题.     

喜读《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

喜读《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陈尚君一宋人喜治杜诗，“千家注杜”虽是夸大之辞，即如元好问《杜诗学引》所云“杜诗注六七十家”，已颇可观。持论严苛的钱谦益指斥宋人所注“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钱注杜诗略例》），虽失于偏激，但各家水平相差悬殊，多因袭逞臆...     

刘知几“独断”之说探析

本文明确提出“独断”之说为刘知几最具理论意义的史学见解，并结合历史背景，对其内涵、核心、意义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析。笔者认为，刘氏“独断”之说的真正内涵并非否定官修史学，而是要在国家“专断”中，保证史家主体创造性的发挥。其核心乃刘氏首次对史家主体自身建设问题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探索，而这正是其理论意义之体现。刘知几“独断”之说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对现代史学工作也不乏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被开拓的诗世界》评述

“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宋人王禹偁《日长简仲盛》)其中礼赞杜诗的现成话,移用来概括程千帆新著《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版)的新特点也是恰到好处的。杜甫诗歌宛如一座丰碑,巍然屹立在古典诗歌史上;杜诗研究,更象千重巨石,在     

诗史传统的来源与影响——对抒情传统说的一点补充

以具体史实为本事的诗、史对应阐释方式萌芽于春秋赋《诗》,此后毛传郑笺孔疏建构了《诗经》诗史阐释体系，使之成为汉唐《诗经》学主流。这一传统是杜诗在晚唐被界定为“诗史”的观念来源，在撰述体例、考辨角度等方面影响了宋人注杜诗偏重梳理杜甫行迹与唐王朝治乱关系的阐释特点，杜诗在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与价值由此奠定。“五四”新文化的“歌谣运动”否定《诗经》的诗史阐释传统，强调《诗经》的抒情属性，启发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说。尽管抒情说对《诗经》大部分篇章的理解更符合实际情况，《诗经》的诗史阐释多为后起追加的误读义，但诗史阐释传统在中国诗学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影响已经成为事实，不容忽视。只有引入诗史“副线”作为对抒情“主线”的合理补充，才能解决抒情传统说无法解释杜诗“诗史”特点的内在矛盾。     

论明代杜诗选本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价值

明人对杜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录,现在流传下来的杜诗选本约有60多种。这些选本继承了宋元杜诗学的传统,不仅大量翻印宋元时期杜诗注解本和批点本,而且还侧重于对杜甫律诗的选录,选评结合;注释上主要采用"赋比兴"论诗和"以意逆志"的方法,对宋人的注释方法多有突破。明代杜诗选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保存旧注的文献辑佚价值考订价值两方面。明代杜诗学对整个杜诗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杜诗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文天祥与杜甫的异代诗缘

在宋代学杜的诗人群体中,文天祥不仅在忧国情怀和诗史精神方面自觉继承杜甫,在造语诗法和艺术风格上也直追杜诗,更难能可贵的是开创了《集杜诗》的新形式。文天祥可谓全方位学杜者,是宋代杜诗学史上最后一位重要诗人。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论黄裳的词学思想——兼论其对中国古代词学观念之影响

黄裳《书乐章集后》是宋人中唯一为柳永词集所写之《跋》，该《跋》高度评价柳词歌咏“太平气象”的“词史”价值，提出“词人盛世之黼藻”的词学功能观，在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杜诗柳词”相提并论。黄氏所作之《演山居士新词序》“以词附诗”、“以诗衡词”，是中国词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词的创作与《诗经》“六义”直接联系起来进行理论阐述的词序。此二篇具有筚路蓝缕之功的序跋，沾丐后人甚多，其对中国古代词学理论的贡献难以漠视。然目前似未引起词学理论界应有的足够重视。故有拂去覆盖在黄裳身上的历史尘埃，还原黄氏原作价值之必要。     

“江西诗派,实祖渊明”说探微

每当提到江西诗派的渊源时,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一祖三宗”之说。(方回编撰《瀛奎律髓》时,倡一祖三宗之说:一祖为杜甫,三宗为黄庭坚、陈师道和陈与义。)尤其黄庭坚,一是他的父亲黄庶、母舅李常和先后两位岳父孙觉与谢景初,都是专学杜诗的,且有相当高的迭诣,山谷得到他们的细心指导,精研诗法;二是黄庭坚本人一再表示“诗学杜子美。”于是,后代诗评家也多持此说,甚至认为“子美之诗,得山谷而后发     

诗史管窥——从杜诗反映“安史之乱”谈起

我国古典诗歌被誉为诗史者,惟独杜诗。杜诗系诗史之说,从唐代的孟棨到解放后的文学研究者,都曾有人提过。这个论断,可惜至今还没有人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有的古人,誉杜诗为诗史,旨在要证明杜甫对君王有着推见至诚,毕见忠信之殷。其言诠落入儒家窠臼,名似肯定,实则揶揄。基于上述原因,探索并论证这个论题,阐发诗史之真谛,尚属必要。既是诗史,顾名思义,当然首先还是诗,然后才又有史的某些特点。诗者,缘事而发,时代的风云,战争的烽火,生活的磨难,激盪于胸中,而形之于笔端;史者,忠实记载耳闻目见的事件、人物,具有连贯性,并赋以诗人的评价。诗史是设譬而言。据此,可以把一部杜诗作为唐代盛衰史、唐代人民血泪史、“安史之乱”战争史来读。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