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铜纹饰中解读线性艺术的古风

从线性艺术的角度另辟蹊径,找寻青铜纹饰艺术的源起。先从青铜纹饰的形状和来源分析了其大致的种类和表现形式的特征,以此为出发点,剖析最早出现、表现形式最丰富的动物纹饰,从而得出原始先民以这种规律化、图案化的手法来创造青铜纹饰的重要手段,对这一表现手段追根究底,在原始思维所具有的线性特征中找到了答案;然后探索了原始艺术的线性特征,这一特征不只是青铜纹饰的表现特点,更是中国古代艺术表现方法的秘密。     

夏铸九鼎与饕餮原型

夏人铸九鼎传说的主角应该是启而不是禹,这个传说源自远古夏人创世神话构成的一部分,光明天神启在最后完成了世界的创造后,率领诸神在天穆之野举行隆重盛大的创世庆典,他创制了神舞神乐《九辩》、《九歌》,铸造了九鼎,以象征自己对九州天下的所有权和主宰权。九鼎上的图案纹饰饕餮是以虎为原型的,其威严、凌厉、恐怖、神秘的特征积淀了压抑与暴力内涵。启的神性形象就是寅虎,即东方早上的光明太阳神。后世商周青铜鼎上的饕餮纹饰与夏鼎纹饰有极大的继承性,都是以虎为原型的,同时,后世青铜鼎铸造中,一些其它动物如牛、羊等也可能成为饕餮纹饰图案的原型,但这些动物形象都被＂泛虎化＂了,都带上了虎所具有的那些特征。     

三代文明说——《美术、神话与祭祀》简评

1.在探讨中国早期历史的文明特征及其价值时,张光直先生在《美术、祭祀与神话》 (辽宁教育出版社88年版)一书中很爽快地将夏、商、周三代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单元来研究,命之为“古代中国”。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诞生了中国历史最早的文明硕果——青铜文化。透过青铜制品闪烁出的灿烂光华人们会在艺术精品的迷人的光芒中体察到古代中国的社会是怎样的结构,怎样的性质。以张先生的看法,在古代中国,“艺术与神话同政治有     

三星堆：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的对话

三星堆六个新发现的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引发的最大关注,仍然是三星堆文明的来源及其与域外文明的关系问题。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来比较三星堆文明与世界古文明之间的异同,可以观察到高大的青铜立人像所表达的"偶像崇拜"观念,青铜、黄金艺术融为一体的文化风貌,用"权杖"表达权力、威仪、崇信的权势象征意义,"万年之长"的古史传世神话系统等在精神世界、艺术观念与表现形态上的特性,表明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不仅产生了具有以中原殷周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等为代表的一整套规制严格、体系完整的青铜礼器及其所反映的社会价值观、等级秩序和国家权力象征,同时还产生了以三星堆文明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对话能力的造型艺术、偶像传统和权力象征系统,体现出其最大的价值是在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之间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     

狰狞之美与历史的必然之力——殷周美学思想札记

当人们来到历史博物馆,进入殷商时期的文物陈列室时,心情就会被青铜艺术听呈现的那种神秘恐怖的气氛感染。只要人们稍加注意,将不难发现,在青铜器的纹饰上,有一个几乎无处不在并处于显赫位置的猙狞面孔,这就是所谓的饕餮。正是这个饕餮和其它的动物的图饰一起,构成了神秘恐怖的气氛。饕餮这个名称,自从见于春秋战国的记载之后,两千多年以来,一直被当作反面的丑恶     

殷商青铜礼器纹饰的意象形态

殷商时期青铜纹饰的意象形态深受史前和原始艺术的影响,在史前时期的器物和装饰上,可以找到诸多商代青铜器纹饰的雏形。但从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史前和原始社会的器物造型和装饰具有的抽象或意象形态的审美属性,并非与器物和装饰的生成同步发生,它是在人类长期的实践活动中,经过若干个复杂的转换过程才得以显现出来的。同时,殷商青铜器的意象形态既折射了商代的社会性质,也表达了其内涵的丰富多彩和审美感染力,它是这一时期人、神灵、自然、艺术之间协调一致的结果。     

生态与历史——从滇国青铜器动物图像看“滇人”对动物的认知与利用

战国初年至西汉末年,云南滇池地区的滇国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以大量动物图像为装饰,是滇国青铜文化的突出特征。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将动物图像作为"滇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媒介",并对其进行分类,按分类考察滇人对动物的认知,并从生计、娱乐、宗教及艺术四个方面考察滇人对动物的利用情况,以深化对古滇人生活环境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认识,为历史地考察滇池区域生态环境的变迁提供可信的历史参照。     

从侯马陶范看青铜铸造

侯马陶范是晋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陶范器型和纹饰上的种类已涵括了大多数已知的晋国青铜器。侯马陶范构建了中国当时的青铜文明,它对晋国青铜文化乃至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古代美学史稿(三)

第三节原始神話原始艺术和原始宗教活动密切联系的。原始神话出于对自然力和祖先神的崇拜,正如原始诗乐午是为原始巫术礼仪而制作,陶器纹饰含有图腾崇拜意义一样,在原始巫术活动中潜藏有原始的审美的感情,在原始宗教幻想和想象中涵蕴有美的     

从礼器到日常用器--论两汉时期青铜容器的变化

汉代是中国古代铜器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其间青铜容器完成了从礼器到日常用器、从周制转变为汉制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器类方面,传统礼器逐渐消亡,日常用器种类增多;纹饰内容方面,从以神仙世界的灵异纹饰为主逐渐过渡到以人间的吉祥图案为主;铭文的内涵也由物勒工名转变为吉祥语言.从总体上看,西汉早期青铜容器还处在周制阶段,西汉晚期汉制才得到确立,西汉中期为过渡阶段.     

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神话原型母题及其模式研究

中华民族对待动物的古老原始神话思维对当下文学创作具有潜在影响,在与现代思维理念相交融、碰撞之后发生现代转型,并且这种转型以一种相对固定的母题模式呈现在“动物叙事”文本表达中。原始动物神话的派生形态：动物自然神话与动物图腾神话的溯源研究,导引出动物原型母题中动物作为自然象征、动物作为人的本质性象征两大核心叙事维度,进而深入到对其神话原型母题模式与类型衍生的探讨。     

楚系青铜器发展的社会背景及特征性研究

商末周初楚国始立,由于生产力低下,青铜器的发展尚未成熟。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地域的扩张,楚国逐步统占了南方。通过文化上的融合,形成了独特风格的楚系青铜器。在淅川下寺二号墓和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楚国铜器,造型独具一格,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技术;受西周几何纹饰的影响,楚系青铜纹饰依从了周人纹饰的规矩排列,却在纹样上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其浮雕、镂雕、镶嵌、铸镶等纹饰的工艺制法,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史上的最高水平。     

洛阳出土夏代青铜器的考古学研究

洛阳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偃师二里头的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夏代青铜器是对初期青铜器的继承和发展。其数量和种类虽不是很多,纹饰也较简单,但在青铜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发掘的墓葬结构不同,出土青铜器在墓中的位置与组合也有差异。已出土的青铜酒器、容器、兵器、乐器、装饰品等,各具特点,具有重要的考古学意义。     

南阳汉画与楚青铜纹饰的比较研究

南阳楚汉文化的发展脉络体现在实物方面,就是由青铜文化发展到砖石文化。南阳汉画像不仅在具象上多继承楚青铜纹饰,在制作手法、审美风格以及生死观、宇宙观等方面都和楚文化一脉相承。     

从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看商周青铜器艺术

中国青铜器艺术即包含着酒神的狂欢与放纵,包含原始先民内心野蛮、残酷的本性,主要表现为青铜装饰中的饕餮纹———一种有想象得来的恐怖狰狞的纹饰,它营造一种神秘、诡异,恐怖的气氛。来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开始摆脱野蛮的动物性开始重视人文和伦理,日神对动物性的原始本性的调节和制约,呈现一种和谐、优雅、简单,朴素的风格。     

安徽省枞阳县杨市村出土青铜器研究

1987年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杨市村出土的三件青铜器从形制和纹饰上判断,年代为春秋中期,带有明显的春秋中期江淮之间区域文化特色,为青铜鼎和青铜匜在安徽江淮之间发展的一个阶段。同时,这三件铜器也蕴含了中原、吴越文化因素,反映了多种文化在江淮之间的交融。     

论商周时期青铜器作用及饰表意的演变

商周时期因青铜文化显著而叉被称之为青铜时代，根据对这一时期青铜器纹饰和青铜器用途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可以看出商周早期出土的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纹饰主要表现为对天和神的敬畏；西周中晚期以礼器为主，纹饰方面开始表现写实内容；东周时期的兵器和日用品增多，纹饰以社会生活的场面为主题。这些发展变化都彰显出商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和利用能力的增强，体现社会的进步。     

三星堆出土黄金制品探讨

三星堆考古发现以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内涵 ,展示了古蜀内陆农业文明的辉煌。在相当于殷商时期 ,古代蜀人不仅掌握了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 ,而且也熟练地掌握了黄金的加工技艺 ,制作出了精美的金杖、金面罩等。本文对三星堆出土的黄金制品作了深入研究 ,从美术考古的角度 ,对其制作工艺、图案纹饰、文化内涵、历史与艺术价值 ,作了广泛的探讨。     

上古图文与神话原型——中国神话研究的史料与观念缺陷

中国上古史研究迷茫已久的原因理当与“史料缺陷”和“观念缺陷”有关。文章提出以上古岩画、器物纹饰、甲骨金文形音义系统等“上古图文”补史料缺陷,以先民的“天帝为真”补观念缺陷。由此研究上古神话史可能会别有洞天。     

殷商青铜器上饕餮纹的含义及渊源——先商文化议题之一

殷商青铜器制造精湛,艺术价值极高,在人类艺术的长河中堪称一大奇观.其中由点、线、面在其有规律的延伸、流转、变化中构成的纹饰,更是千姿百态、五彩斑斓.研究商代历史和艺术的人在为青铜器上的纹饰分类、断代,作出艺术风格鉴赏的同时,也对这些奇特的纹饰的意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本文拟就青铜器上习见的饕餮纹的渊源及含义做一初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