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诗:一个批评的范例

“小诗”是中国新诗发生期建构的重要型态,“小诗”的写作不仅是新诗这一体裁本身的“历史”,它更关涉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复杂而歧异的思想状态和主体表达方式。作为一个诗学概念,“小诗”的命名是和周作人的日本诗歌译介相关的,周作人从译介日本诗歌中发展出“小诗”这一诗学概念。“小诗”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复杂、岐异又激烈的思想状态以及寻找恰当的主体表达方式所致,也是早期新诗内部发展机制的需要。对于“小诗”的论述,涉及到以下几个相关理论问题:一是“小诗”的诗学特征,二是小诗与传统的关系,三是小诗与国际诗坛的关系。“小诗”作为早期新诗中的一种范型,从流行到衰落,集聚了中国新诗乃至新文学产生之初的诸多话语特征,对于“小诗”的批评,不仅源于早期新诗的自我设计和想像,更体现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     

废名对新诗"诗质"的探索及其启示

废名是新诗史上重要的诗人和诗论家,他从新诗诗质出发,把“诗情”和“诗意”作为评品新诗的标准的见解,不仅对早期的新诗有重要的指引作用,而且对当下诗歌的健康发展同样有着可贵的启示意义。     

“小诗运动”与冰心的小诗

从“五四”到一九二二年前后,在中国现代新诗发展过程中,兴起了一股创作小诗的潮流,由于冰心、宗白华等人创作     

试论宗白华的小诗

宗白华的小诗虽然是新诗开创的产物 ,但它所彰显的“新诗人人格”对于新诗发展的客观意义十分真淳而颇具新意。它以“在自然中活动、在社会中活动、哲理研究”的表现形式与执迷追求诗的“灵境”、表写人性的真相、诗与哲理研究趋近的艺术手段 ,使他的小诗创作获得了并不逊于冰心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 2 0世纪 2 0年代小诗的艺术创作中 ,宗白华所提供的创作实践及其经验 ,更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为胡适改诗”与新诗发生的内在张力——胡怀琛对《尝试集》的批评研究

本文以新诗史上的一桩悬案——胡怀琛为胡适“改诗”事件——为讨论对象，在历史还原的基础上，首先检讨了在新、旧诗坛之间，胡怀琛特殊的身份及发言姿态，由此透视出新诗发生期复杂纠葛的诗坛格局；既而又从具体的诗学角度展开分析，探讨了胡怀琛对《尝试集》的批评中所暴露的新诗发生期的基本困境，即围绕新诗“音节”问题展开的争议，并剖析了“争议”背后的接受原因，以及新诗史上“声音”与“意义”间的内在张力。     

叶圣陶与我国第一个新诗刊物《诗》月刊

我国新诗史上第一个诗歌刊物《诗》月刊的诞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既给“收获极其薄弱”的诗坛开垦了一片创作园地，又使极为“寥落”的批评界有了自己的阵地。从此，处在“筚路褴褛”的时代的新诗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刊物，新诗发展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本文评述了《诗》月刊创刊的经过，及其为新诗发展作出的“光荣”的实绩。     

小诗具有特殊的文体特征和特别的文体价值——国际小诗暨小诗磨坊作品研讨会综述

新诗是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记录现代生活和抒写现代情感,倡导现代精神和张扬现代意识的现代性文体。现代格律诗、现代小诗和现代长诗是百年新诗史上重要的三种准定型诗体,分别在20世纪2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10年代出现过三次小诗创作高潮。但是小诗的文体建设成绩并不显著,尤其是在内容上没有实现"平民化",只是由过去的抒写情感的艺术变成了今天的抒发情绪的艺术。在形式上与技法上更没有实现"贵族化",出现一种人人都可以写小诗的局面,导致这种诗体虽然在百年间一直有诗人在运用,艺术质量却不高。今天有必要总结出小诗创作的技法,确定小诗诗体的基本规范,适度"定型"小诗。     

试论朱湘译诗的观点与特色

朱湘(1904-1933)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走向诗坛的一位有才华的诗人。他不断进步,由自然诗人逐渐过渡到面对人生的社会诗人。他勇于探索新诗的形式,曾对我国早期新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他认为新诗是一方未垦的膏壤,然而却有丰美收成的希望。尽管他的一生短暂、坎坷,充满凄苦与幽愤,他却始终孜孜不倦地在这块膏壤上深耕细作,创作和翻译了大量诗歌,在我国新诗史上留下了他的业绩。 诗人热爱祖国,生无媚骨而刚直不阿。     

在行走中成长--20世纪20年代初与80年代初的小诗体比较研究

小诗体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中国新诗史上的诗歌品种之一，小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已走过90年的漫漫长途，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风貌，文章拟对上个世纪20年代初兴起的小诗体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再度兴起的小诗体进行对比研究，从产生背景与原因、艺术风格等方面探讨两个时期小诗体的异同。     

新诗发展的另一路向——论现代朗诵诗理论探索

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朗诵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大众化诗学将朗诵诗作为新诗发展最重要的方向加以提倡,并逐步泛化为一种主要的新诗艺术追求.朗诵诗理论的探索扩展和深化了对新诗特质、大众化等方面的认识,在诗歌低迷的当下无疑具有现实的可借鉴意义.     

意义的寻求还是诗艺的探索——论20世纪30年代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坛出现了在当时著名的“二梁之争”。表面上看，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是意气之争；但是，在逞才使气的背后，他们的争论是由于各自所秉持的诗歌观念的迥异造成的。“二梁之争”发生在中国新诗从“非诗”走向“本体的诗”、从“散文化”走向“纯诗化”的分歧路口，在中国新诗理论发展史上有其丰富的内涵。     

论中国现代小诗

一小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一般认为,产生于“五四”之后不久,以冰心一九一九年冬天写作《繁星》为其开始的标志。一九二一年以后,写小诗的人逐渐多起来,小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发展;一段时间内风行诗坛,成为“新诗运动最早几年”中“最流行的诗”之一(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到一九二三年底,宗白华《流云小诗》出版,“小诗渐渐完事”(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密云期’新诗人”新说

在我们的新诗史研究中，从未把３０年代中后期涌现出来的一批诗人──“密云期”新诗人作为中国新诗现实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加以重视和研究。有关文学史著作只是把几位重要诗人视为现实主义诗人，而略作孤立的概述。但当我们从群体研究的角度，对“密云期”新诗人的创作成就作具体的分析和整体的考察后，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整个新诗现实主义发展史中有不可替代的独特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创造真和美的文学”：20世纪20年代上海神州文学社散佚诗集论

在早期新诗发生和发展史上，1923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具有重要的新诗史意义和史料学价值。这些新旧杂糅的诗歌在神州文学社同仁“真情论”新诗观念主导下，一方面秉承着胡适“诗体大解放”的原则，继续在语言形式方面进行自觉的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真情”诗学观又更生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传统，在新诗想象和创作实践上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本文拟以“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散佚诗集为例，从“真情论”诗学观、社会功用诗歌、启蒙目的的诗剧特色三方面来讨论20世纪20年代初新诗创作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复杂关系。     

废名对新诗"诗质"的探索及其启示

废名是新诗史上重要的诗人和诗论家,他从新诗诗质出发,把"诗情"和"诗意"作为评品新诗的标准的见解,不仅对早期的新诗有重要的指引作用,而且对当下诗歌的健康发展同样有着可贵的启示意义.     

台湾新诗六十年的历程及其特殊贡献

台湾新诗从来就是一座重镇，在中国新诗乃至世界华文新诗地图上均占据有重要地位。它在参与建构祖国新诗中，做出了下列特殊的历史贡献：丰富了中国当代新诗表现生活的空间；在“文革”期间，台湾新诗更是填补了中国当代新诗的大片空白；在表现中西文化冲突、“台湾结”与“中国结”的对峙方面，有自己的特殊经验。     

“新诗与传统”专题笔谈

王光明认为，传统不仅是变化的，丰富复杂的，也是有待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来发现的。传统不仅是对过去的意识，也是对现在的意识。应当从现代性出发去汲取传统，不是将传统视为标准，而是将其视为创造过程中不断对话的资源。应以之衡量新诗。荣光启界定新诗“自己的传统”，就是新诗在多重困境中自觉寻求新的形式秩序，建设汉语诗歌的现代诗形，认为该传统对当下的诗歌写作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赖或煌根据时下混杂相生、相互歧异的诗歌传统，提出应将现代汉诗的传统问题，放在其寄身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评判。现代汉诗是在现代性过程中展开的，它不可能和古典汉诗在同一平面对接。伍明春在对“五四”后新诗理论中有关形式观念的分析清理中，考察了古代诗歌传统对新诗形式潜在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描述了新诗被遮蔽的传统。殷鉴认为，在新诗的传统问题上存在三点误区，要走出误区的办法必须超越传统，而诗人及其创造性的艺术作品是超越传统的关键。龚奎林是从“五四”新诗的主体和创作角度看待新诗与传统的联系的，从而提出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黄雪敏认为，新诗在确定现代汉语为诗家语，抛弃传统的格律和形式之日起，就开始了自身传统的探求与发展，并在不断地反传统的同时也不断地去“发现传统”，将流传下来的富于生命力的因素整合到现代汉诗中。刘金冬强调了新诗与传统的联系，指出新诗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新诗的发展已构成了自己的传统，即新诗的诗形与诗质就是中国新诗自己的传统。     

中国现代小诗审美浅议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新诗的巨流里交汇着一股清澈的溪流,她时隐时现,婉转曲折。我指的是那种短至一行,长则六、七行的现代小诗。从影响上讲,这种小诗受惠于希腊诗铭、日本俳句、印度泰戈尔的小诗及中国古代乐府绝句和小令;从范围上讲,这种小诗包括小诗派小诗、湖畔派小诗、苏区街头小诗及其他诗人的小诗;从类型上讲,这种小诗可分为抒情型、哲理型和鼓动型。这种小诗虽然有其致命的弱点,但是其独特的艺术风姿给中国新诗增添了奇异的光彩。 一、小巧的、完整的、放大的美 现代小诗的美首先在于它的小巧。在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情感“象电光底一闪,象燕子的疾飞。”这种生活中真实、常见的情态,用短可一行,长可三五行、六七行的小诗去表现再好不过。诗人通过巧妙的构思,把瞬间即逝的情感凝固在一个小巧而精美的形式里。这种合目的、合规律的小巧必会给欣赏者带来惊奇的美感。如:“我们并立天河下/人间已落沉睡里/天上的双星/映在我们的两     

现代“小诗”文化身份的鉴识——论胡怀琛的《小诗研究》

胡怀琛的《小诗研究》是第一本系统研究小诗的专著。胡怀琛强调小诗的"中国"血统,不认同"小诗来源于日本短歌和印度泰戈尔"之说,由此淡化小诗的"新诗"身份。胡怀琛在理论探讨中未把小诗提升为一种独立的诗体,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国新诗的固有文化传统。胡怀琛的小诗研究力主"调和"新旧文学观,理论立场模糊,故容易被人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