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公民环境权、生态公民与环境NGO

［摘要］“环境公民社会”的发展，需要传媒构建、拓展环境“公共领域”，促进环境议题的“公民赋权”，用“媒体理性”引导公众环境运动的“理性参与”；需要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公民环境权，实现“公民环境权”由道德“应有权利” 向“法定权利”、“实有权利”的飞跃；需要普通公民向“生态公民”蜕变，需要环境NGO积极承担吸引民众环境参与和培育“生态公民”的重任，实现普通民众与精英知识分子在“环境公民社会”中的深度融合。     

关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思考

公民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对国家的政治构成、政治运作、政治决策、政治结果的关心、利益表达和施加影响的行为及过程。在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同时也要兼顾有序,“扩大”和“有序”两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还是存在经济、文化和体制上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在保证“有序”和“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下,对公民政治参与提出几点思考。     

深圳需要一个漂亮的转身!

对于公民社会，许多人心存梦想。从臣民到公民，一字之变，蕴涵了国之大变、民之大变：然而长久以来，公民社会的概念并未进入主流话语体系，甚至在数十年间都是“敏感字眼”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人民直接联系，人民被国家紧密控制，这样的“国家一人民”二极体制使“社会”消泯了。而公民是一定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公民意味着对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公民参与的多寡决定“社会”的兴盛与衰落，如无社会，何来公民？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公民参与

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出发，用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来分析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的公民参与问题，可以找到诸如“搭便车”、决策者的压力等源自经济理性的公民参与障碍。并针对性的提出政务公开、制度建设和价值约束作为促进公民参与的政策性建议。     

解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研究认为，政治参与的主体是普通的公民，客体是公共领域，方式是多样的，并且政治参与仅限于参与。而有序应表现出和谐的状态；有序应该既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又符合本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是判断政治参与是否有序的重要标准；有序内涵着自由。扩大，即在完善现有的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基础上，要不断探索出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和政治参与方式，它既有“量”上的要求，也有“质”上的要求。     

理论阐释与现实选择——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路径审视

参与式民主理论、协商民主理论、治理理论或多或少地给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提供了有创新探索意义的支撑理论.然而,实践层面的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显示出生长发育初期的匮缺,如立法形式上缺乏个性与特色、立法内容上简单单一、且欠缺浓郁的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文化.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涉及到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二维互动,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方设置的制度和开放渠道.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价值理念以少数民族公民参与的实践和制度为基础,且要符合少数民族公民参与运行的客观规律,并能为少数民族公民参与的思维和行动提供精神指导.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制度可以通过“通则式”、“政策式”和“法典式”为代表的三种立法模式及其核心制度群落表现出来.地方政府主导下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渐进式的发展路径是切合少数民族公民参与实际的概念体系.     

政策论证中的共识构建：实践逻辑与方法论工具

在回归拉斯维尔“民主的政策科学”的趋势之下，政策研究新近崛起的理论、方法和途径都以重视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为基本特征。政策论证过程中的共识构建是公民参与中的一个方法论难题。本文旨在通过探讨实践逻辑在政策论证过程中的应用，分析专家在促成共识构建方面的辅助作用，并阐释具体的实现共识的方法论工具，以探索公民参与中的共识形成机制。     

从“公民权”与“市民权”的分裂看人的异化——卢梭、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契合点

近代以来，“公民”和“市民”二重身份的紧张始终成为现代性问题的一个突出显现，卢梭第一个对这一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围绕人的“公民性”与“市民性”即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卢梭认为，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关德世界的对立使得现代性与道德之间出现一种排斥，近代以来公民已经消失，人处于异化状态。只有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卢梭的现代性理论与马克思的公民理论具有契合点，都从公民观视角对人的异化进行追根溯源，并且认为，公民权消失必然导致人的异化，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对社会转型中的我们具有启发和警示意义。     

自媒体“技术赋权”背景下公民参与权的特点及法律保障

公民社会参与及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构成。在当前自媒体非常发达的背景下,自媒体所拥有的强大技术和丰富资讯对使用者产生了一种“赋权”效应,即不仅扩大了公民参与的范围和广度,也提升了公民参与的层次。但这种“技术赋权”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集中表现在参与权利资格与权利行为的矛盾和割裂。需要以宪法和法律为制度框架,对公民参与权的保障方式进行反思,在认可公民参与权民主价值的同时,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界定与规范;加强自媒体权力的引导,增加公民社会参与的方式和路径,实现公民参与权提升与网络环境净化的良性循环。     

论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当前,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要在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方面下功夫,并且要保持政治参与的渠道畅通。     

论公民参与立法的性质、意义及完善

公民参与立法是代议制民主的重要补充。理论上，公民参与立法应该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实践中，并非所有国家将其作为基本权利对待。尽管如此，公民参与立法仍不失为是实现民主和维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方式。特别在我国现阶段，公民参与立法对于促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应该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公民参与立法工作的重视，提高公民参与立法的意识，完善公民参与立法的制度，确保我国公民参与立法工作顺利进行。     

浅谈公共选择理论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

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出发,用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来分析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问题,分析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动力和可能性,列举了源自经济理性的公民参与障碍,并针对性的提出参与制度化,参与法制化,参与途径多样化等措施促进公民参与的政策性建议。     

基于人民政协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特点与路径

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和渠道。基于人民政协的公民有序参与形式多样,特点鲜明。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界别特色优势,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覆盖面;其次,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完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运作机制;再次,切实推进人民政协“三化”建设,强化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最后,积极培育民主协商文化氛围,增加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深层养料。     

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确保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有效参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我国目前正在逐步推广的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有效途径。应通过合理的制度构建,使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在“有序”的形态下展开,努力创造出既与世界文明潮流相一致,又适合我国国情的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良好状态。     

身份的困惑：律师作为政治参与的主体

运用政治学理论和律师学理论，分析了律师作为政治参与主体的特殊性，指出无论律师是否符合普通公民的身份，几乎所有类型的律师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只是起着“影响”而不是“决定”的作用。     

从政治参与到公民参与的范式转换

政治参与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名词,其“硬核”部分表达的就是对政治的介入和影响,是传统政治的表现形式。公民参与的提出是对政治参与“保护带”调整的结果和产物,它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对应,是现代政治的表现形式。公民参与不仅仅是对政治参与的辨证否定,它还是一种理论范式的转换。     

论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教育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超越了政府间谈判和国际法的范畴,成为全球参与的公共运动。作为“人类共同关切事项”,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正促使全球公民社会发展壮大。当前,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国家层面的法律和政策推动与新时期公民教育战略相结合,鼓励和引导非政府组织作为载体,将激励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教育“公共性”的转型。     

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

网铬政治参与的发展是政府公共管理和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有利于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使政府的社会服务更具有可选择性和向“公共服务”治理理念的转变。网络技术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导致辨别网络政治参与信息真伪的困难性、非理性化发展对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和培育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组织,转变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形成与公民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回应机制。     

回顾公民参与研究

公民参与已成为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内容之一。从学术谱系和研究主题两个维度总结公民参与的研究。公民参与从政治参与话语中脱离后，促进了公民参与的发展，它反映了公民与政府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前公民参与的研究围绕着公民参与的动力系统、公共机构的反应、公民参与的政策领域、公民参与的路径、形式与效果四个主题展开的。探索公民参与的发展轨迹为我国推进公民参与提供知识支持。     

公民美德比较性研究

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对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五国公民美德作了实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民日常行为的道德分析”对现阶段我国的公民美德状况进行了实证调查。两次调查各有侧重，前者着重于公民文化，后者则立足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但就调查的主体、对象及公民美德的层次而言，二者的比较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者之间的数据比较也得出了一些结论：我国大多数公民居于日常性美德层次，而我国的公民文化则属于臣民能力与异化的公民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