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博弈下的乡村治理——透视村民自治的新视角

本文试从国家、乡镇政权、农民三方利益主体博弈的视角解析改革后乡村治理的内在演变逻辑。在村民自治的实施过程中 ,国家、乡镇政权和农民各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影响村民自治的进程。加强乡村治理是国家实施村民自治的基本出发点。在改革初期 ,国家对乡村治理的重点是通过初步导入村民自治制度填补公社制度解体后的“权力真空”。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后 ,乡镇政权的财政困难促使农民与乡镇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 ,国家为维护农村稳定而将乡村治理的重点转移到全方位实施村民自治上。村民自治的真正实施和乡村治理机制的完善有待于国家关于农村财政制度和三方利益分配制度的完善 ,需要用长远的、战略性的眼光 ,采取大智慧解决当前的问题和困难 ,把三方整合到共同的目标上来     

农村社区自治体制的建构——乡村治理模式创新与现实选择

当前村民自治面临着行政权与自治权冲突,村两委矛盾较突出,村民自治制度整体绩效欠佳等问题,为此,需要改变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推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具体做法是在理顺乡镇与村一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行政权与自治权分开,将村级组织行政化;村民自治的重心则下移到由村民小组重组而成的社区,实行农村社区自治。     

农村村民自治的法律环境评析

实行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举措.实行村民自治必然受到国家宏观立法、市县及乡镇基层政权的行政执法及农村区域内的法制小环境等法律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着力改革实施村民自治法律环境问题,对推进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有着实质性的影响.     

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其破解思路

后农业税时代我国部分乡村治理功能弱化或瘫痪,“鸟笼型村民自治”下两委关系失范;“压力型行政体制”下导致乡村关系扭曲,村民自治难以贯彻落实,功能难以正常发挥;基层政府财政运转困难,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等等。对此,本文以改善乡村治理现状为目的,以重塑国家与农村社会、农民的关系和基层政府治理体制为前提,以推行乡镇自治制度和推进基层政府机构改革、转变基层政府职能相结合为手段等几个方面,初步探讨破解当前乡村治理困境的思路。     

村政界面的行为过滤功能分析

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村政管理体制 ,是存在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一个重要管理层面。它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运作中 ,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村民来说 ,都是不可缺少的。它是乡村民主政治的操作性界面 ,乡村民主政治只有通过村政管理界面的操作才能实现 ,而这一界面的操作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说 ,是行为的过滤 ,即政府和村民行为的双向过滤的过程。通过对其过滤功能的分析研究 ,可以深化研究村民自治问题 ,这也是进一步完善乡村社会民主政治实践的需要     

建国以来村级组织建设及其职能演变——60年村级民主发展的历程考察与政策分析

运用文献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梳理了建国以来村级组织和村级民主的发展历程。分析认为,建国以来的村级组织的建设及其职能演变经历了巩固农村政权时期、合作化运动时期、村民自治建构时期、村民自治普及时期等4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国家对村级组织有着不同预期,进而使村级民主建设以及村级组织的职能呈现出不同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村级组织的建立发展以及职能设置,乃至于政府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干预程度,无不与国家的整体发展计划相适应或由国家需求直接决定,国家权威是构建和维持乡村秩序的主要力量。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     

对村民自治的一项法律社会学考察

本文的主旨在于尝试从法律社会学的枧角,透视中国农村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各种因素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和作用.文章将首先对村民自治的内涵进行定位.进而论证在村民自治实施过程中借助本土资源,实现农村秩序重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继而作者将依次分析习俗、权威(地方精英)、法律在村民自治中的角色与功能.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互动共治:乡村治理的历史逻辑与法秩序转型——从“桂西北”~①特定地域观瞻

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一直受到国家权力与民间内生力量的共同制约和推动,国家与乡村之间总体上处于互动状态。自治是桂西北乡村治理发展的逻辑趋向。厘清这一历史逻辑,为我们理解当下村民自治的失落与重生奠定了基础。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面临制度异化和治理失灵两大困境。基于"后乡土中国"和"半熟人社会"的乡情,回归村民自治本色,需要走一条从单纯依靠自治转向政府乡村互动共治的新路,从理顺乡政与村治关系、尊重村民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规范的良性互动、完善民主协商机制等四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法秩序转型。     

村民自治理论探析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的基层民主宪政制度,它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农村的政治面貌,推动了整个国家民主化进程。文章通过阐释村民自治的内涵、村民自治法制的合理性以及对村民自治制度现状的简单归纳,力图为村民自治理论的研究抛砖引玉。     

乡村自治中村民主体意识的回归

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着乡村治理绩效。村民自治以村民为主,在乡村自治中村民具有参与者、受益者以及评判者角色的主体地位。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发展,村民自治主体明显缺位,出现村民对本村事务关注度下降、自治组织工作乏力、自治组织职能定位模糊等问题。促进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构建物质利益联结体,建立乡村人才吸纳与培育制度,明确乡村自治组织职能,规范乡村自治权力运行,最终形成以村民为主的共商、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试论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实现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是新时期推动村民自治深入发展的重要举措。从过程来看,尽管不同阶段有不同解读,但是由国家权力与农民民主良性互动到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一共经历了四个不同时期。在既有学术研究以及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文章认为,今后应从完善责任制度,健全纠错机制,明确乡村之间的指导及协助内容,增加行政行为的民主性等方面促进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互动和衔接。     

迈向系统型自治:优势叠加与村民自治创新——中国村民自治发源地的经验拓展

村民自治的源起,是乡村基层治理创新的产物。如今,村民自治已走过四十余年,乡村社会虽经历巨变,但创新精神始终如一。近年来,村民自治发源地广西宜州稳步推进区级、乡镇、村屯多级治理单元的协调联动,形成了区委领导、部门统筹、乡镇保障、村屯探索、群众参与的基层治理体系,充分发挥组织优势、资源优势、能力优势的叠加组合效应,在三治融合的基础上打造出以系统型自治的基本模式为主轴,以内生和外延的特色发展模式为两翼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分别形成了党领民办自治模式、村屯联动共治模式、“大党委+网格化”服务治理模式、老人协会参与治理模式、党群合力联防自治模式、公共空间协商共治模式、乡贤助力参与治理模式、文化产业融合治理模式等八种村民自治新模式,领路村民自治在建党百年和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乡村基层治理要素优势叠加和村民自治创新经验拓展,提出了迈向成熟的系统型自治新课题,以及优化的新策略和新路径。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问题与对策——基于海南部分市县的调查

海南自实施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乡（镇）村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为进一步了解海南乡村关系的现状,笔者对海南部分市县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现阶段必须在坚持村民自治制度的基础上,调整和规范乡村政治关系,并提出了改革乡镇治理结构,提升村民自治能力和加强农村自治组织建设,规范农村两委的工作等三方面的建议。     

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融合研究

我国法定村级治理模式是村民主导的自治模式,但实践模式是由少部分人主导的精英治理,不能对普通村民的诉求作出很好回应。基于传统接续与现实基础,乡村精英治理有其存在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并在引领乡村社会发展、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发挥示范引领功能、促进村庄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在治理理念、制度、方式等方面存在现实冲突,具有向村民自治转化的必然。通过健全非治理精英吸纳机制、完善乡村精英外在制约机制和内在道德约束、提高村民民主参与意识等策略,使乡村精英治理逐渐过渡为广泛参与的村民自治,在融合过程中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     

现代化视角下村民自治组织弱化现象分析

村民自治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处于二元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这种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并影响到基层社会民主制度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其中农村基层民主的外源性,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和体制转换过程中主体角色错位是村民自治组织弱化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因此,只有注重构建制度建设,才能加快乡村的工业化,培育社会基础机制,消除乡村间际的闭塞,为村民自治的发展创造和谐的发展环境,从而为村民自治组织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     

我国乡村治理结构变迁引起的思考

以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为主线,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追溯了我国自秦朝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村民自治是要以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为背景;提出要以社会逐渐重新收回国家权力为取向,把小康社会农村政治文明的大战略——村民自治推向深入。     

从美国早期的乡镇自治看我国村民自治的问题

村民自治制度对于推动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具有根基性的作用.同美国早期的乡镇自治比较发现,我国的乡村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村民自治受到基层政权的行政控制,法律不健全及农民的自治权缺乏法律的保障.这些问题将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和公民社会的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思路是:彻底厘清基层政府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逐渐用司法手段取代行政手段实现对农村的控制,建立完备的关于村民自治的法律体系;加强对基层政府和农村的教育工作.增强政府工作人员和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     

少数民族女性在村民自治中的参与和角色分析

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民主的一项重要制度,村民自治的发展对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以国家制度运行的方式还没有完全体现女性角色及其参与的重要性,还不能很好地解决女性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与能力发挥。因此还必须重视女性角色和参与的作用,即少数民族女性的社会资源享有和文化传统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