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行政诉讼模式考量

针对群体性行政诉讼,法院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诉讼模式--代表人诉讼和分别诉讼,而理论界倾向于用代表人诉讼模式来解决群体性行政纠纷.分析两种诉讼模式,它们各有利弊,功能和价值各有侧重,应该共同为解决群体性行政纠纷服务,具体如何选择则需要法院来考量.另一方面,为更好地解决群体性行政纠纷,还需要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     

刑事案卷:文本的规范与程序的控制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审判仍是一种严重依赖案卷材料的书面审判方式,这与我国当前推进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存在尖锐冲突。这一冲突难以从制度上通过对案卷材料的"休克疗法"或所谓的调和路径加以解决。从相对合理主义的角度看,坚持平衡司法现实需要与程序正义价值诉求的原则,着手于刑事案卷制度本身的建设以适应实质化刑事审判方式改革需要可能更为稳妥。刑事案卷制度的建设涉及对案卷文本界定、文本生成机制和案卷运行的程序性制约机制的建立,由此形成刑事案卷生成、运行的标准性和限制性规范,从而增强刑事案卷运用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实现刑事审判程序正义价值。     

刑事公诉方式:复印件移送主义、起诉状一本主义抑或全案移送主义

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复印件移送主义不仅未能达到立法目的,而且孳生了其他弊端,到了必须修改的地步。在我国,若采行诉状一本主义,存在诸多的不合理性。相反,若适用案卷移送主义并辅之案卷移送与答辩状一并移送的方式,则能满足诸多价值。     

当前司法改革背景下"侦审联结"的有限正当化

"侦审联结"是对刑事诉讼实践中一种特定现象的概括提法,其可作为相对中性的工具性概念.在大陆法系传统国家的诉讼实践中,往往同时存在"以案卷移送为依托的侦审连接"和"以庭审证据调查为依托的侦审连接".理论界讨论的"侦审联结",属于"以案卷移送为依托的侦审连接"在实践中的一种具体类型,相应的批判则是以庭审实质化改革为语境的.对比较法的考察表明,在认罪认罚从宽的改革语境中,大陆法系传统国家普遍认可"侦审联结"的有限正当化.我国在认罪认罚从宽改革中,可以借鉴这些改革经验,但是在具体展开有限正当化时,要正视我国制定实践与域外的实质差异和差距,从多方面入手推进改革实践.     

刑事诉讼模式的比较法经济学分析

影响诉讼模式选择的因素固然很多，诉讼经济作为考量诉讼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可或缺。不同的诉讼模式处理案件所需要的诉讼成本和获得的诉讼收益存在差别，诉讼模式的选择要重视诉讼效率和正义的契合，构建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应充分考虑诉讼经济问题。     

从法律文化背景看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

民事诉讼模式是对民事诉讼程序、制度和诉讼运行特征所作的一种宏观上的概括,法律文化背景对一国的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和构建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和定位,不能漠视我国法律文化背景之客观存在,因此应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并以大陆法系的诉讼模式作为基本参照系的思路     

“以人为本”与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

以“以人为本”为研究视点，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对其便民的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传统民事诉讼制度及其观念进行了理性分析，认为我国民事证明制度和诉讼模式在选择上与我国司法实际不相适应。并从保障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构建人性化的诉讼程序及建立案件分流制度全新视角探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完善的思路。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经济分析——与“当事人主义”对比

当前,“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我国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引起了学界重归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思考,全国很多地方基层人民法院也在试点研究,文章尝试以经济分析的方法对两种诉讼制度进行分析,对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否符合法经济学倡导的价值目标以及其现实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论专利侵权诉讼滥用的规制:价值与模式

我国现有规制专利侵权诉讼滥用行为的法律制度供给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其根本原因在于概念多元化导致的认知偏差和缺乏特定价值取向下的立法担忧,使得该法律制度的构建无法依据正确的价值基础选择规制模式,最终造成法律依据缺失、法官判案困难的后果。构建规制专利侵权诉讼滥用的制度,需要在解析专利侵权诉讼滥用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区分专利权限制和对专利侵权诉讼行为的限制、平衡诉讼权利保障和禁止诉讼滥用的关系、协调专利侵权诉讼滥用禁止制度和竞争法规制的关系,实现规制专利侵权诉讼滥用的价值取向与民事诉讼基本价值目标的统一,并通过综合运用原则性规制、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具体的程序性规制形成禁止滥用专利侵权诉讼的制度。     

民事诉讼代理制度研究

不同的诉讼模式对民事诉讼代理制度有着不同的影响。我国的诉讼模式目前正从职权主义的审问式向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转换 ,这与我国现行的诉讼代理制度形成了冲突。这要求我国民事诉讼代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建立律师强制代理制度 ;设立其他诉讼代理为辅的特色诉讼代理制度 ;设立民事诉讼律师代理援助制度 ;扩大诉讼代理人调查取证权 ,强化法官程序控制意识 ;确立合理的代理费用及代理费用转移制度     

价值范式背景下的刑事司法模式选择

刑事司法改革实践就是不断地进行价值选择,不断地调整体现多元价值构成的诉讼模式的过程。而立法和司法实践与法学研究都过于重视制度借鉴本身而忽视了价值范式的研究与总结,而这正是司法改革的根基。传统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体现了实体价值的一元论,却忽视了程序正义独立价值及其背后的人权保障价值。但是强调程序价值亦不能忽视其与实体正义之间的衡平,采用混合式诉讼模式是当下我国衡平司法价值冲突下的理性选择。     

浅论家事诉讼中不适用拒证权

家事诉讼制度是指家事案件的司法解决制度。作为民事诉讼制度中较为特殊的一种诉讼制度,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家事诉讼制度也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本文以价值分析的视角,拟从拒证权及家事诉讼的设立价值入手,对在家事诉讼中不适用拒证权进行论述。     

中外公诉裁量制度初探

本文对中国和英、美、德诸国的公诉裁量制度作了全面比较 ,指出各国公诉裁量制度的显著特点是公诉裁量权在监督制约基础上适度扩大趋势 ,这一趋势体现了刑罚的目的刑理论和刑事诉讼的效率原则。我国的公诉裁量制度应从适应范围、救济措施、案卷材料移送等方面改革和完善     

刑事诉讼价值的理性选择与诉讼结构的合理构建

秩序和自由是法律价值中两个基本的价值。它们在刑事诉讼中则分别演变为犯罪控制和权利保障两个价值观。在这两个价值观的理论支撑下,分别构建了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大诉讼结构模式。而将二者有机结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诉讼结构：结合主义。我国应选择适度偏重秩序,突出强调权利的双重价值目标,并以此构建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结合主义诉讼结构     

论诉讼监督的价值目标

价值决定制度,因为价值是制度的目的,社会的价值取向规定制度的基本性质并决定着制度的运行模式。诉讼监督价值作为价值在法学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它决定着诉讼监督的基本性质和运行模式,决定着诉讼监督的改革方向。诉讼监督的价值目标就在于它对诉讼程序正义和实体真实的追求、对司法公正的维护和对人权的有力保障。     

民事诉讼证据收集与异议制度的比较研究

证据收集是证据得以提出的前提，在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模式下，当事人与法院在证据收集过程中的职能分工也有不同。证据收集往往会涉及到诉讼外的第三人，证据异议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诉讼外第三人利益的合理保障，也有利于证据规则的适用。我国有关证据收集制度的规定还非常不完备，异议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亟待加强与完善。     

群体诉讼模式研究

群体诉讼的目的可分为两类:保护个人利益和保护社会利益;群体诉讼也据此分为两种模式:私益型群体诉讼和公益型群体诉讼。美国等发达国家相继建立了公益型群体诉讼,而我国代表人诉讼仍停留在私益型群体诉讼。与美国集团诉讼相比,我国代表人诉讼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契约成本、控制成本、信息成本等交易成本过高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并且在制度运行上缺乏利益激励机制。因此,为保护我国广大消费者利益,必须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尽快完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民事诉讼证据收集与异议制度的比较研究

证据收集是证据得以提出的前提，在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模式下，当事人与法院在证据收集过程中的职能分工也有不同。证据收集往往会涉及到诉讼外的第三人，证据异议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诉讼外第三人利益的合理保障，也有利于证据规则的适用。我国有关证据收集制度的规定还非常不完备，异议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亟待加强与完善。     

律师阅卷难的成因、危害与对策

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实践中,律师阅卷难主要表现在:审查起诉阶段无法查阅到大部分的证据资料;提起公诉后所能看到的仅限于检查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司法机关不按规定提供便利条件,侵犯辩护律师的阅卷权等三个方面。通过对实证资料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分析,律师阅卷难限制了对抗制在案件事实发现方面的作用,降低了审判中案情认定的客观性和公证性,使辩护律师不能有效地监督侦查权和起诉权的行使,不能有效地防止侦查权和起诉权的滥用,不利于辩护律师了解案件实情以便说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伏法,容易造成证据突袭和诉讼拖延。因此,建议在立法上分两步走:第一步,立足国情,借鉴职权主义和对抗制模式律师阅卷制度的一些有益经验,进行小范围的制度创新,以暂时解决律师阅卷难问题;第二步,在各种社会条件具备之后,再引进和确立较为完整的证据展示制度。     

中日股东代表诉讼激励与约束制度安排立法比较

股东代表诉讼具有代表诉讼和代位诉讼的双重性质决定了要对其进行激励与约束.不同的激励与约束举措及其强度表明了不同的立法政策.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可分为追究经营者与非经营者责任诉讼两种类型.针对这两类诉讼应当采用不同的激励与约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