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兼与黄明新同志商榷

<正> 人们历来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们党和国家刑事政策中的一条重要原则。然而在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却不见这样的条文。有人对此提出了疑问,黄明新同志著文在《民主与法制》1979年第二期上作了解答,文章的题目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话为什么没有写进刑法条文里?》。黄的文章认为,“虽然在刑法条文里没有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字,但它的精神仍然体现在有关条文中”。本文试就这个问题,谈一些不同的看法。打算先通过分析黄的文章,谈一谈在我国《刑法》中有没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或精神;再从理论和实践上,谈一谈在我国的刑事政策或刑法中,还该不该采用这条原则。     

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关系辨析——兼评“两高”对《刑法》第217条“复制发行”的司法解释

在刑法层面上,《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条文规定的“发行”行为与《刑法》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销售”行为的含义具有等同性,“复制发行”的应有含义为“复制且发行”。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刑法》第217条中“复制发行”的解释错误地理解了该词在刑法中的真实含义。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者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前者处于特别法地位,后者处于一般法地位。     

对“特殊自首”的认定

“特殊自首”已成为我国刑法自首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正确认识“特殊自首”的主体、内容以及刑法对其的处罚规定,明确区分“特殊自首”和“一般自首”法律界限,在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有着重大意义。     

对于“醉驾”的简单评析

围绕着醉酒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理论上一直存有争议。本文以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为基础,结合国外理论探讨和法律规定,区分不同情况论述了醉酒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并结合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前对于“醉驾”法律规制的不足和问题,论述了“醉驾”独立成罪的必要,就“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完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死刑适用对象和限制减刑适用对象问题的思考——以《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为考察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死刑的适用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并首次规定对部分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的限制减刑制度。对于这些新规定的理解与具体适用,司法实务界以及理论界目前存在着一些分歧,包括对于不适用死刑的条件、限制减刑制度的具体使用等。对于这些规定理解使用上的分歧,要从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解释出发,结合相关的刑法基本理论,坚持刑法的基本原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许霆案之法学反思

“许霆案”是一个由民事行为转化为犯罪行为的典型案件,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比之于法院判决“盗窃罪”的定性,其定性为“侵占罪”更为合适。“许霆案”的启示是,刑法既不能冤枉一个无辜者,也不能放纵一个犯罪人;而且,应罪刑相适,罪轻则刑轻,罪重则刑重。这是现代社会刑法理念下普通公民、立法者、司法者应该追求的法律公正。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度创新支持

“坦白从宽”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政策，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起过非常 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坦白从宽法定化的建议。本文认为由于在坦白从宽 的认定方面存在一定问题，若将坦白从宽简单法定化可能会带来一些弊端，因此对坦 白从宽法定化应进行一种综合的制度设计。     

试论惯窃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已明确规定,对惯窃要“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补充修改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当前我国正在重点打击盗窃犯罪活动。正确认定和严惩惯窃,是摆在我们司法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我国刑法理论对惯窃从未加以系统地论述,立法机关对惯窃尚未作出法律解释,司法机关对惯窃作出的解释比较概括,以往中、外各种刑法和刑法理论对惯窃也没有作专门规定和研究,人们对惯窃还没有统一认识。在司法实践     

“积极罪刑法定”质疑

我国刑法第三条前段规定的“积极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精神,仍然体现了传统的国家本位的思想;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有罪必罚”,法律缺憾的客观存在要求司法者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刑事政策中的“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展开,更是对“积极罪刑法定”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基于以上三方面原因,可以得出结论:刑法对“积极罪刑法定”的规定是不合适的。     

略论风险社会视阈下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

随着我国步入风险社会,对于食品安全问题,旧有的立法规范及司法手段已难以应对。刑法作为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法律防线,要有效确保食品安全,首先应在刑法理念上作出转变:由罪责刑法转向安全刑法、由被动评价到提前介入、由个体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全方位转型。其次,在法律条文具体规定方面,应密切《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法条衔接、完善食品安全保护的刑事立法、规范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认定等。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研究

新《律师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做了较大修改,进一步增强了律师的权利,但法律的立法体现并不等于法律的司法实现,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目前还存在着多重障碍,首当其冲的就是刑事实体法的立法障碍。通过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内容的概述,同时结合《刑法》第306条的规定,研究探讨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主要障碍,并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问题提出建议。     

贪污罪若干新问题的探究

贪污罪是一种侵犯法律所保护的财产关系的犯罪。它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方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构成贪污罪必须具备或符合以下四个特征: 一、贪污罪的主体不是一般主体,必须是“特殊主体”,即刑法中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根据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的解释,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若干实务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称《修正案(七)》)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该罪名自颁布实施两年多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该罪的理解见仁见智,导致适用的不统一。该罪的犯罪构成、此罪与彼罪的联系与区别、共同犯罪如何认定等问题都亟待在司法实践中予以明确,以利于刑法规范作用的有效发挥,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论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完善--以新《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2012年8月31日公布的新《民事诉讼法》以专门一节规定了调解协议确认案件,以法典的形式提升了调解协议的法律地位。然而该规定过于简单,未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申请司法确认“需双方当事人共同提出”的要求是否过于严苛,对调解协议经过司法确认后能否撤销,以及按照何种程序行使撤销权,撤销后的法律后果,是否可以进行上诉等都有重要研究价值。     

论敏感信息二元同意规则的刑法构造

刑法中针对敏感信息建构同意规则的突破口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2条的规定。敏感信息二元同意规则的刑法构造具备理论根据和现实基础。二元同意规则以对信息法益属性的准确厘定为前提，在信息分类的基础上通过结合一般恐惧理论对敏感信息敏感等级进行划分，最终得出针对敏感程度极高的敏感信息同意无效的结论。刑法对于高度敏感信息同意无效的情形还涉及到后续保障问题的探讨，这又可以细分为司法及立法上的双重启示。司法上的启示主要以对《刑法》第253条之一“情节严重”的解释为切入点，即对侵犯高度敏感信息行为“情节严重”的入罪判断不应当再局限于“量”的标准。立法上的启示主要以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为切入点，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参照进一步细化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方式，最终拟提出增设“滥用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想。     

风险刑法视野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律规定,集中体现了风险刑法视野下刑罚前置化、预防积极化等主张。由于我国刑法“重罪重刑”的特点较为明显,随着犯罪圈的进一步扩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这一轻罪进行处罚时要格外慎重,避免刑罚权滥用,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所以,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我们要按照罪行法定原则等要求,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等相关概念予以规范,而且要明确关联犯罪的处罚原则,最大限度避免司法实践中的混乱。     

试论“性贿赂”行为犯罪化

我国现行《刑法》将贿赂犯罪的内容仅限定为财物。但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查处的贿赂案件出现了财产性利益与非财产性利益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尤其是“性贿赂”这一概念逐渐进入公众和学术视野,由此也引发了对“性贿赂”行为犯罪化的争论。本文从“性贿赂”这一概念的法律界定入手,阐述“性贿赂”行为犯罪化的必要性,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经验,提出我国对“性贿赂”行为犯罪化的立法模式,以期对此问题的研究和立法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试论刑法中的“正当行为“

在刑法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除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外,还有“依照法令的行为”、“正当业务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等.看似犯罪,法律上又不负刑事责任的行为,这些行为统称为“正当行为”.对“正当行为”作进一步研究,不仅有助于澄清司法实践中一些罪与非罪的模糊认识,对完善我国法制和刑法体系也具有积极意义.     

如何理解危险驾驶罪中的“危险”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如何理解危险驾驶罪中的“危险”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危险’’的性质看来,危险驾驶罪应为具体危险犯还是抽象危险犯？从刑法的角度来看,危险驾驶罪中的“危险”如何判断？在具体分析了危险驾驶罪应为具体危险犯,并从判断基准、判断时点以及对公共危险的认识等方面分析了危险的认定方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司法实践中对“危险”的认定方法。     

滥用职权罪探疑

滥用职权罪是新刑法增设的新罪名,由于刑法对该罪的规定过于简约,所以滥用职权罪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存在分歧,运用犯罪构成的理论着重论述了滥用职权罪的法律特征,并将该罪与玩忽职守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要区别,作了比较和分析,为正确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