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孰先孰后——对一种流行观点的辨析与思考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发展可以预见的目标。但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人的现代化,人们的认识却不尽一致。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对一种流行的说法,即“要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社会的现代化”进行了辨析。在理论层面上,主要讨论了“从(抽象的)人出发,还是从人的社会存在出发”“人是前提还是结果”“人是目的还是手段”等问题。在现实层面上,通过对我国近代以来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认识误区的分析,强调只有坚持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又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文明一起抓”之路,才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世界谋大同的科学道路,对于这一道路的理论省察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合理性,以确证中国式现代化虽带有“中国特色”却并不独立于世界历史之外,而是响应时代发展趋势、推动历史发展的科学现代化道路。唯物史观要求充分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我们必须按照这一思路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史和建设史上的各项工作重点和实践方案,以深刻剖析各个时期具体举措的科学性、时代性、人民性和实践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实事求是的“守正创新”之路,它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有机统一,在学理上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系列命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对“跨越论题”的雄辩证明,又是关于“历史合力论”的科学验证,还是“历史科学”的现实展开和“两个必然”的生动诠释。在迈向“第二个百年”伟大奋斗目标的征程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裹挟着浓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因其虚无的历史观、抽象的人性论和疲软的现实解释力,而沦为脱离实践的理论空想。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以实践逻辑为主导、以实际问题为基点、以现实的人的问题为切口而生发和造就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成果之集合,从根本上驳斥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预设,揭示了“历史终结论”的非理性本质,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道路在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发展、开辟多元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智慧和有益参考。     

理想的社会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评所谓“空想”和“超越”

我们的社会主义究竟是空想还是科学?当前的改革,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谌克祥在《理想的社会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批判了所谓“空想论”和“超越论”的观点,认为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和将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是有距离和差别的,不能因此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的理想,也不能因此脱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超越现实。     

马克思的“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科学体系,而“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则构成这一科学体系的“主构架”、目前学术界有不少人之所以对“三形态论”、特别是“五形态论”以及科学地分划历史发展阶段与全面、正确地把握杜会形态演变规律之间的关系产生种种误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忽略了对“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研究所致。本文试图从历史、理论、现实相统一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文学·美学·

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现实主义理论和“写本质”论有的论者认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是“写本质”的要求。“写本质”的理论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当人们在艺术创作上还停留在摹写现实的认识阶段时,正是“写本质”思想、理论的初级阶段。而“写本质”要求的发展“新阶段”则是以恩格斯提出“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     

公司治理与共同治理理论评析

无论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中国等体制转轨国家 ,都面临着不同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和治理结构安排问题 ,现代企业理论也越来越倾向于将“公司治理”作为核心问题。中国学者也非常关注现代企业理论和中国现实中的“公司治理”。本人在此简单地阐述一下对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看法。一、“公司治理”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对这一问题 ,不同学者的回答并不完全一致 ,不过 ,除开“共同治理论”者外 ,不同学者的回答都有一个共同点 :强调因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问题。我的理解 :所谓“公司治理”就是在委托代理和信…     

本位、西化与1935年文化论战

“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是 1935年文化论战中各执一端的两种思潮。“本位文化”论的官方意识形态背景十分明显,但并不能脱离思想界整体西化的现实;而“全盘西化”论反映了自由知识分子与官方思想统制的疏远和背离,却并未丧失民族主义立场。因此这一论战更多地显示出“西化背景下的本位”和“民族立场上的西化”的复杂矛盾。     

“社会转型”理论的再构与创新发展

“杜会转型”理论是一个关涉社会发展范式层面的理论,今天它已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化社会变迁的理论支点。但由于这种范式是对“早发”国家现代化历程所概括出的发展范式,故显得已容纳不下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发展要求了,也就是说现有的“二分范式转型论”的“单层转型”的模式——“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理论,已不能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化变迁理论的支点。因此,我们必须赋于“社会转型”概念以新的内涵,即用“三分范式”的“社会双重转型论”来代替现有的“社会转型”理论。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分析框架才能够为我国现实中业已存在的“农业——工业——信息业”三元结构的共时态发展和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并成为真正社会转型理论的支点。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与重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和本质要求,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式现代化的“依附论”和“历史终结论”。具体而言,在理论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表现在三个向度：现象发生学向度力图重思从“西方式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变;历史发生学向度旨在呈现从西方“全球殖民”到中国“全球治理”的世界图景;系统发生学向度重在超越资本主义“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范式,在马克思主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进路中,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各个要素的内在联系。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突破资本主义局部现代化困境、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资本主义物质与精神发展不平衡问题、资本主义生态破坏危机、资本主义侵略剥削路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基于此,我们要以数字经济为现实驱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性方案;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局统筹,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治理样本;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布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开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