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明朝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

在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领域里,胡钟达先生的近著《明朝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五期),是一篇引人注目的佳作.明朝与北元—蒙古的关系,作为十四世纪中至十七世纪中二百余年间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曾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解放后,尤其是近年来,历史上的蒙汉关系,包括明代蒙汉关系的研究,已经引起史学界的重视,论著屡有所见,在不同的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然而,北元—蒙古算不算当时中国的一个政权,明朝与北元—蒙古的关系是不是当时中国内部两个并列政权的关系,这样的核心问题,论述者并不多.     

北元初期史实略述

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崩溃后,蒙古贵族退回北方草原,形成了与明朝并存的北元政权。自一三六八年元廷北徙上都至一六三五年额尔克洪果尔降附后金,存在了约二百七十年。几乎与明朝相始终。其初期,即北元统一时期,历惠宗、昭宗、脱古思帖木儿汗,约二十年,基本保留着元朝的政治制度,并与明朝激烈争战,试图重返中原,对北元政权立足北方草原,成为独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限于有关史料记载的零散和缺乏,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还很不充分。本文试在考订其有关史实的同时作一简略的叙述,请诸师友、同好教正。     

蒙元之际元丽互动与蒙古统治高丽制度的构建

从元太祖十三年(1218)蒙古赴高丽征讨契丹叛军,到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继位,是大蒙古国政权与高丽互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高丽对于蒙古政权屈服与抵抗并存,经过蒙古的征伐,高丽出现了归附蒙古政权的趋势。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以后,改变了对高丽武力征讨为主的政策,通过对高丽怀柔、政治胁迫以及武力威慑相结合的手段,使高丽纳入元朝的藩属体系,元朝统治高丽的制度体系建构完成。这个体系是蒙古统治者政治军事扩张政策和高丽追求国家生存努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表现在高丽以臣服和成为元朝藩属为代价,保住了其政权的生存,元朝则通过控制高丽国王任命、高丽世子入质、元丽通婚等手段控制高丽政权。这种制度成为元朝中后期元丽互动的主要政治规范。     

元英宗的革新与“南坡之变”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统一而强盛的封建王朝。元朝统治者的主要组成部分——蒙古贵族集团起于朔漠,缺乏封建统治的政治经验,故终元之世,不仅充满了对人民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充满了争权夺利的斗争。自元成宗之死到元顺帝即位的二十五年间,就换了八个皇帝。一般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元皇室剧烈争夺之时。但在此争夺之中,也时有革新派与保守派之争。元英宗硕德八刺在至治年间的革新活动与保守派的反扑“南坡之变”即其一例。     

理学在元代的传播与发展

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大融合时期,元朝就属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与倡导,理学在全国各民族中,尤其是在蒙古族中得到了迅速传播。它推动了蒙汉民族的思想文化交流,促进、深化了蒙古的封建化。与此同时,受蒙古入主中原的影响,理学自身在元代也得到了补充,从而为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的承递作用。 蒙古汗国建立之后,随着军事上的胜利,便日益多地接受了周边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尤其是蒙古奴隶主统治者的统治范围扩大到已经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中原地区后,中原地区封建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封建文化开始逐步地注入蒙古奴隶制生产关系中,进而使蒙古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变革更加深刻、急剧。蒙古统治者刚进入中原,就被中原的封建物质文明所吸引。由于传统儒家学说的影响,蒙古统治者不断调整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政     

畏兀儿与蒙古历史文化关系研究

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高昌畏兀儿政权归顺蒙古。由于当地统治者未对蒙古实行抵抗而免遭蒙古征服者的洗劫和破坏;又由于亦都护政权曾帮助成吉思汗进行过对中亚、伊朗、西夏的征服,立有战功,因此长期受到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优遇。大批畏兀儿人入居中原地区和蒙古高原,或出任元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或从事宗教文化活动,为蒙古帝国的统一、元朝的建立、巩固与发展贡献颇多。蒙元时代,由于受到蒙古统治者的推崇与扶持,藏传佛教盛行全国,于是畏兀儿人中也出现了一大批修习藏传佛教的僧徒。他们有的作为高级僧官,参与对全国佛教的管理;有的代帝出家,成为皇帝的替僧;更多的则是充当翻译人员,以沟通皇帝与蒙古贵族与西藏喇嘛间的联系与交流,为元代宗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蒙古英雄史诗与孛额唱词中的“腾格理”

蒙古英雄史诗与孛额唱词中的“腾格理”额尔德木图自从元朝政权北迁以后，明与北元之间连续多年进行了残酷的战争。这种战争促使北元“内部大封建主反而趁此称雄一方，互相争夺霸权，形成封建割据的局面，蒙古大汗的实力与权威大为低落，逐渐成为大封建主挟持争霸的工具，...     

漠南蒙古归附后金之文化原因

蒙古民族从中原退居北方以后,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分裂成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三大部分.此时南方强大的明朝正走向衰落,东北女真民族正在迅速崛起,建立了后金政权.漠南蒙古正处于后金、明朝之间.后金和明朝为了在互相对抗之中占居优势,都设法争取漠南蒙古作为自己的同盟者.而对于漠南蒙古本身来说,要想生存下去,也需要联合一个强大的势力.漠南蒙古、明朝、后金这三大政权之间开始了征服与被征服的激烈斗争.较量的结果,“恒不肯服属于人”的漠南蒙古,归附于后金.漠南蒙古最终归附于后金,这是蒙古民族当时的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以及后金和明朝所采取的措施交相作用的结果.除此之外,文化上的因素在漠南蒙古归附后金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十四世纪末至十七世纪中叶蒙古宗教概述

1368年随着蒙元王朝失去在全中国的统治退回蒙古草原后,曾兴盛一时的西藏佛教萨伽派(红教)的势力也随着元朝的衰微而江河日下,甚至几于绝迹。而萨满教则又恢复了往昔的统治地位。 元室北迁后,一部分红教僧侣跟随元朝统治者前往蒙古草原,在故都——和林仍沿用国师封号,主持寺院。蒙古西部的卫拉特部在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末仍有西藏佛僧来往于卫拉特部与明朝之间,他们除了布教还担负着外交使命。位于卫拉特部西南的赤斤蒙古卫亦信     

蒙元文化变异重心的形成

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帝国到中统建元，这是巨大的文化与历史的跨越。真正完成这种跨越的关键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形成文化变异的重心。而文化变异的重心一旦形成，便使蒙古统治者的政治难题得到解决，进而影响元朝的政治格局，并作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层面。找到这一文化变异的重心，会使我们对元朝历史的许多问题产生全新的认识。一、文化隔膜与蒙古统治者的政治难题蒙古地处大漠深处，原本和中原少有接触。蒙古和金朝接触的最早记录是合不勒汗应召入朝。随后合不勒汗杀了金朝使者，双方处于敌对状态。从此，金朝不断出兵征讨。金朝对被…     

论元代蒙汉文化交流

蒙汉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特别是其孙忽必烈建立元朝掀起第一次蒙汉文化交流高潮后,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其问虽也一度出现冷落,如明代蒙元割据势力与明王朝以长城为界南北对峙限制了这种交流,但到了清代,特别是现当代,这种交流在更广泛和深入的层次上     

脱脱不花汗是否傀儡辨

元裔脱脱不花汗不仅与权臣脱欢、也先分营而治,还能不顾权臣的干涉,单独与明朝频繁往来;他在异姓贵族威胁的情况下,派己弟为右翼蒙古的吉囊,试图恢复元朝设"晋王"的官制,并自择汗位继承人。这些举动在脱脱不花之前的北元蒙古的历史上是没有的。与前代多位大汗相比,脱脱不花不仅在位时间较长,而且有很多建树,可以说是此傀儡非彼傀儡也。     

元朝的佛像崇拜与内蒙古雕塑艺术的发展

“艺术是时代的镜子,是时代的晴雨表”。既然这样,不仿从元朝以来的佛教偶像崇拜来探索一下内蒙古雕塑艺术的发展,抑或能印证出历史时代的精神和其对各世的影响。 提到内蒙古雕塑,不能不联系到蒙古民族中佛教的传播和对佛像的崇拜。成吉思汗统一诸部,建立蒙占大帝国,传至忽必烈时,统一了全中国,“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他继承历史上北魏、隋、唐、宋、辽、金等诸民族王朝的统治制度,建立起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元朝。随着蒙古统治者统治范围的扩大,宗教也就提到了日程。在蒙古帝国和大元王朝统治下,     

蒙古族舞蹈史考略

我国北方地区历史上出现的不同名称的部族其本身并非都是一个单一的族体,而通常是由许多部族组成的北方民族共同体,其文化艺术的广泛传播及彼此影响也大抵都在一个文化圈中。待到元朝立国后,蒙古族统治者又大量地沿袭了宋朝之宫廷音乐。最终形成了蒙古帝国的宫廷乐舞,它体现了蒙古民族开放的胸襟和博大的精神底蕴。     

东胜卫的设置及其生产方式研究

明初为了加强对北疆地区的军事统治，政府当局设立了大量卫所，东胜卫便是其中一卫。它设置于故元东胜州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明朝和北元政权在此展开一系列角逐。明朝在争夺斗争中，军事上并未显示出特别突出的优势，致使东胜卫出现两次设置和内迁。由于两次设置兵源的不同，致使东胜卫生产方式发生明显转变，初置之时以牧业生产为主，复置时以农业生产为主。     

关于科尔沁部的来源和它在北元历史上的地位

科尔沁部僻处蒙古高原东北一隅,偏离北元政治中心,因而蒙文文献记载比较少。由于当时明蒙关系的限制,与明朝也很少直接接触,所以在汉籍中也缺乏记载。但科尔沁部在北元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科尔沁部的历史,探讨这个部落的形成,发展以及它的内部结构,是我们蒙古史学中的重要课题,这有助于从整体上综览北元社会的政治情况,推动北元历     

“南北朝”说的历史演绎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大家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战争与分裂,出现过几个政权相存并立、彼此对峙的局面。南北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今天说的南北朝,其实就是从魏晋到隋唐之间这一历史阶     

十二至十七世纪蒙古社会政治思想概述

本文对十二至十七世纪蒙古社会政治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从十二世纪开始,蒙古社会进入了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成吉思汗应运而生,萨满教成为新兴统治者的哲学思想武器。忽必烈中兴帝国,建立元朝,执行政教平行制度,定佛教为国教。十四世纪元顺帝退居漠北、随着合罕权力的衰落,萨满教又恢复了它的地位,至十五世纪达延重新统一蒙古,十六世纪中叶蒙古一度出现经济繁荣的景象,随之荡起了民族复兴的思潮、八思巴的同源论成为当时蒙古思想界的主要代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后蒙古社会又出现了思想家莎囊彻辰,这时喇嘛教渗透到各个领域,对宇宙的形成也有了新的认识。     

试论八思巴在蒙藏历史上的贡献

八思巴所处的时代是十三世纪中期,这个时代也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代,即元忽必烈时代,这时结束了全国自唐末以来长达数百年分裂对峙的局面,促进了我国各民族在政治上的空前统一,加速了各民族之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八思巴就出现在这样一个历史大洪流中,公元1251年八思巴继承了由其伯父萨班开拓的使西藏在政治上服从于元朝蒙古王室统治下的事业,他象萨班那样运用自己在政治上的才华,宗教上的声望和影响力,促进了这一事业的最终完成,为蒙藏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嘉靖“议复河套”述略

明代中叶,南倭北虏,为祸孔棘。尤其是自明正统以来,北元蒙古部落入据河套,不时寇掠诸边,成为危害明朝政权的心腹之患。嘉靖二十五年(1546),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条上复套之议,内阁首辅夏言襄赞其事,给予了全力支持,后因种种原因而归于失败。虽然议复河套功亏一篑,赞决其事者又罹杀身之祸,但此一重大事件对明朝的政治、军事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