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晚期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经义之争

诗赋是唐代至宋初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内容。北宋中期以后,诗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其地位逐渐下降。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中,诗赋与经义的斗争和党派之争、道德之争夹杂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元祐年间诗赋、经义分科取士,奠定了南宋科举制度的基本格局。     

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将诗赋取士改成经义取士,这一改革举措,在元祐更化时引起了争议。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支持经义取士,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支持诗赋取士,双方由此产生政治分歧。产生这种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双方都希望通过控制科举取士制度巩固和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洛蜀党争的导火索,是司马光的去世,使得科举制度之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随着党争的日益深入,科举取士的制度天平也随之发生倾斜。南宋以后,经义取士制度也随着程朱理学的崛起而日益稳固,并逐渐发展成八股文取士制度。     

论"诗赋取士"之前唐初科举与诗歌的关系

高宗永隆二年,杂文正式成为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进士科随后不久即进入"诗赋取士"的阶段.诗赋进入初唐科举,是一个逐渐渗入的过程.最初出于统治者个人对诗赋文辞的喜好,后来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尚文"风气,促使进士科加试杂文成为必然的改革.进士科沦为"辞科",与其科目性质有关.一大批文坛巨擘由进士科出身,科举进士科间接地促进r律诗的形成."应制唱和"是唐代科举省试诗的本质特征.省试诗与唱和诗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     

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发覆--兼论古文评点的文章学意义

始于北宋末的科举策论、经义的程式化,是南宋评点兴起的历史契机,而诗赋程式、"江西诗派"诗文论则是评点家的参照模式和评论方法.南宋的古文评点有着重要的文章学意义,它所揭示的文章技法的精华部分,就是在今天也不过时.     

“文德治世”:宋代献文召试制度考述

召试是指宋代皇帝或皇帝指派其秘书机构、亲近臣僚对特殊人才进行的考试,召试合格者可以获得授官、除职、赐科名等优待。因进献诗赋文章而获得皇帝特旨召试的事例,称为"献文召试"。宋代献文召试所献之"文"包括家集、逸书、赋颂、诗词经义等类型。北宋前期,献文召试频繁举行,形成了一套严格规范的制度;宋神宗元丰改制后,献文召试明显减少。南宋初年,宋廷对北宋末年献文召试进行清算后,至南宋末年这种铨选形式几乎绝迹。宋代献文召试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是"右文国策"的体现,也是特定时期君主特权与官僚特权相结合的产物。随着宋代科举、宗室、荫补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献文召试最终消融于制度化的皇权之中。     

宋代科举与辞赋嬗变

宋代科举之进士科继唐制考赋,经历了宋初殿试、元祐复赋与乾、淳隆文三度盛况,并通过归复王言、观觇才学、闱场争锋、经典重塑和科制延续,展示了一代辞赋创作的嬗变与兴衰。考察宋代文制与辞赋的关系,不仅要关注宋初、元祐与乾淳考赋兴盛期的情形,更应思考北宋"元祐"前后熙宁、绍圣朝廷两度罢赋的举措,正是在此罢、复之间,士子处经义与辞赋的矛盾、冲突,以及对两度罢赋而废赋的反思中,在南宋时代确立起"元祐体"、"乾淳体"辞赋的经典意义。     

宋代进士科举制度改革对律赋的影响

宋代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四位皇帝对进士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从而深刻影响了宋代律赋。仁宗于天圣五年(1027)下诏提高了策论的地位,而律赋地位却开始下降。神宗接受了王安石的建议在进士科举考试时候罢了律体诗赋包括律赋,而代之以经义、策问等体例的议论性文章。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禁止士人写作律体诗赋,如有违反,“委御史台弹劾。”因此律赋成为了徽宗褊急性格的牺牲品。高宗考虑到党派平衡,权力制衡,于建炎二年(1128)采取律体诗赋、经义并取的策略。经过改革以后宋代律赋的地位相较唐代律赋的地位有很大下降,而且数量和质量相较唐代都有很大下降。由此可见宋代皇帝对进士科举制度改革对律赋的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     

论宋代科举时文的程式化

作为宋代主要科举时文诗赋、策论、经义,都有一个程式化的过程。科举时文的程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揭示了诗文自身的结构特征和写作规律,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不无积极意义。但将程式凝定为固定模式,而且又用以取士,不止扼杀了文体自身的活跃因素,更扼杀了无数学子的思想和青春。     

《北宋初期进士研究》评介

自隋朝试策取士创立"进士科"后,垂法1 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开始了它漫长的历史。宋代是科举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北宋立朝伊始,立即恢复了科举制度,颁布一系列科举条例。既有因袭隋唐旧制,亦有所革新,如放宽对士人应举资格的限制、增加录取名额、采用弥封制等,体现了一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随着宋初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录取进士的数量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江苏宋代科举论略

江苏境内于宋代科举情况可以概括如下:士人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录取名额较多;录取名次较前者很多;境内南北差异较大,南方尤其苏、锡、常一带录取名额较多;"科场案"亦有所见。这些既激励着地方兴办教育的热情,又制约着地方学校的教育内容,同时也改变了部分士子的人生命运     

宋代科举担保新论

宋代士人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必须有保官或者保人为其相关情况做担保。应举者需要被担保的内容主要有籍贯、才学、品行、服纪、职业、年龄、举数等信息,具有担保资格的主要有一起参加考试的应举者、官员、书铺等。担保者必须严格审核应举者信息的真实性,确保其具备应举资格,如果考生出现违制行为,他们则要受到处罚。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状元研究

《宋代登科总录》收录了大量宋代状元文献,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确定,除118 位文科状元外,宋代还诞生了72位武科状元、12位贡士及第状元. 宋代文状元有近八成来自于低层官员与平民家庭,与唐代形成极大反差,折射出科举考试对整个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 宋代武科状元仕途不显,而文科状元中近六成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宰执与侍从官等重要职务,这既是国家“右文”政策导向的结果,也验证了科举取士在人才流动方面的推动作用.     

宋人笔记中科举史料的辨正价值初探

由于宋代文人拥有丰富的科举经历,在创作的笔记类作品中,有较多他们亲见亲闻的科举题材,而宋代文人中普遍的的史官意识,使他们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以及补史价值,还有对科举史料的辩正和对科举制度源流沿革的辨析,具有较高的史料辨证价值。     

《宋代登科总录》与创新的宋代精英数据库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北宋贡举改革与经学变古

北宋贡举改革完成于北宋中晚期,主要涉及考试内容和人才培养方式两个方面。改革不仅有助于全面提高科举入仕官僚的素养,而且确立了儒学对科举的全面统治,推动了儒学的复兴。通过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取士科目的改革,不仅重新确立了儒家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核心地位,而且促进了经学变古。     

南宋科举“义约”考论

南宋时期,已通过发解试并获得州郡荐书、即将赴省试(礼部试)的举子,有不少人因家境贫寒,面临交通食宿、房租、考场用品购买等费用难题。用签约形式资助得解举子赴省应试的"义约"则应运而生,并在今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广泛流行。义约的名目繁多,以江西地区为例,就有以科举为名的"词赋义约""经赋义约",以等第为名的"龙头义约""梯云义约""甲科义约""南宫义约",以地域为名的"新昌县义约""古洪三洲义约""楚泮荣登义约""安仁县兴德乡义约",及以个人名义立约、以姓氏为名立约。义约的经费筹措形式包括众筹、得第者捐款、私试各科第一名出资等,这表明其订立主体事实上是得解举子。义约一方面推进了科举公正性的进一步实现,弥补了远方举子在制度方面缺乏的关怀,另一方面发扬了我国自古以来邻里互助的优良传统,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