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中国的经验研究

教育对收入不平等有着重要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教育不平等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本文利用中国1982～2000年的数据对中国的经验研究表明,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不仅存在密切关系,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教育的不平等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尽管不能拒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倒U型关系,但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倒U型曲线顶点左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这个结果与中国劳动力市场两重属性下工资压缩效应表现较弱有关。上述结论对收入分配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

技术进步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人工智能等技术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在创造新的生产力和新的产业模式的同时,也会对劳动力市场带来重大变化。文章从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对就业均衡、劳动力市场结构、收入分配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四方面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提出了为缓解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负面冲击的相关政策建议。并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空白,对未来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机会不平等

本文使用CGSS2013年的数据,研究目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而个人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消解这种不平等。运用参数估计法和方差分解方法得出以下结论:(1)目前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相对系数高达35.7%。年轻个体面临的机会不平等小于年老个体,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地区;(2)父亲的背景(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高达9.9%,出生地和户口是单个贡献最大的两个环境变量,分别为9.0%和7.6%,其他环境变量也有较大贡献度;(3)在Roemer和Barry两种情境下,劳动力外流和自身受教育两个努力变量对收入不平等分别贡献了24.4%和31.7%。环境不仅直接影响收入,还可以通过影响努力间接影响收入(7.3%)。     

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收入的户籍歧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数量剧增,然而农民工却长期遭受着方方面面的歧视。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农民工和城镇职工之间明显的收入差距。但是,收入差距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歧视,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本文以2007年CHIPs(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为基础,使用4种方法分解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工资差异,考察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程度,重点突出指数基准问题对分解结果的影响。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2007年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依然存在对农民工明显的工资待遇歧视,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工资差异中的36%无法用禀赋差异解释。本文还强调工资收入歧视并不是检验户籍歧视的唯一指标,准确判断户籍歧视需要更广阔的视角。     

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

本文采用GE指数及其相应的分解方法 ,从转移性收入的角度对当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分析。本文的分析框架主要分两部分:一是运用GE区域分解方法 ,比较各区域包含转移性收入和不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的两组收入不平等值的差异 ,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各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二是运用GE收入来源方法 ,通过转移性收入和其他分项收入对总区域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的比较 ,分析转移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现阶段的转移性收入并没有成为缩小收入不平等 ,尤其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手段 ,相反是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孰甚:地区间抑或城乡间

本文认为泰尔指数分解先后次序会影响我们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判断,先按城乡分解后按地区分解倾向于夸大城乡间收入不平等,先按地区分解后按城乡分解则倾向于夸大地区间收入不平等。为此,本文同时采用两种分解过程,并提取了纯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和纯城乡间收入不平等,从静态角度分析孰轻孰重问题。然后沿用并扩展了Mookherjee和Shorrocks给出的研究方法从比较静态角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变动进行分解,考察收入不平等增量中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变动与城乡间收入不平等变动及人口流动等因素的贡献。研究结论表明:城乡间收入不平等较地区间收入不平等更甚,它与总收入不平等变动具有很强的同步性,在总收入不平等变动的4个阶段中,城乡间收入不平等变动在总收入不平等变动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弱于城乡间收入不平等,但它基本上呈单调递增的特征,累积效应明显;另外,目前城乡间人口流动倾向于推动收入不平等的上升,而地区间人口流动有助于收入不平等的缩小。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市场化进程中城乡劳动力分工视角的研究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在市场化改革、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也是其区别于国际移民最为重要的特征。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需要考虑市场化改革的作用。本文提出假说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统筹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提供了条件,城镇居民可以通过与农村移民的分工而获得农村劳动力流动带来的额外收益。但是,仍然存在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会阻碍这种作用的发挥。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移民可以对城镇居民的收入产生正向影响,但这严重依赖于市场化的进程。本文结论的政策性含义在于,要发挥农村劳动力流动在促进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中的作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非常重要。     

重构“铁三角”: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

1996年既是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人们职业和收入结构的调整。在第二个阶段,结构调整则主要表现为人们在不同的就业状态上的分化。劳动力市场第一个阶段的调整保证了工资的低增长,而第二个阶段的调整加快了经济效率的提高,这些都使中国经济发挥了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市场改革也使得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临着新的挑战。为此,中国需要调整发展战略,使劳动力市场改革有利于收入均等,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自贸区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自贸区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下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新发展格局依赖于扩大内需和提高居民收入，如何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以自贸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自贸区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区政策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自贸区政策主要通过改善企业竞争环境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其对非国有企业、非服务业企业以及沿海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且该政策具有一定的微观经济效应。本文的研究不仅为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解释，同时也为完善自贸区政策以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     

中国东西部地区企业职工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5年和2002年两次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中国东西部之间企业职工的收入增长机制的差异,收入差距及其变动进行了实证性的经验分析,从中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分析结果。首先,虽然在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东西部之间企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没有出现明显地扩大或缩小的现象,但是两个地区之间已有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双重的。一是两个地区之间职工个人特征的大体相同,以及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企业工资决定机制逐渐趋同于东部地区,有助于缩小地区之间职工收入差距;而地区之间缺乏劳动力的流动性却使得地区差距高居不下。其次,东西部地区职工工资收入的增长率虽然差别不大,但是它们各自的收入分配效应却是不同的。对于东部地区职工来说,从收入增长中获得好处的机会是不相等,因而东部地区在职工收入增长的同时出现了收入分配的更大的不平等。对于西部地区职工来说,职工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不明显。最后,地区之间低报酬和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差距出现了缩小的情形,而地区之间高技术人员和高素质人员的收入差距却趋向于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部分职工较低的区域流动性和他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地区分割性。     

转型期的收入分配与政府行为

在我国经济转型期,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中有市因素造成的,也有非市场因素导致的。其中非市场因素对入两极分化的影响最大。政府要做的是加快市场化的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使非市场因素对收入分配影响降到最低水平。“倒U”假说与收入分配不平等1995年,西蒙·库兹涅茨通过对英、德、美三个发达国家不平等状况与印度、斯里兰卡、波多黎各三个不发达国家不平等状况的对比发现,各经济体中最富有的20%的人占收入份额与最贫穷的60%的人的收入份额之比,发展中国都大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欠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有更大度的不平等,由此归纳…     

中国城镇职工性别工资差距的演变

本文利用1995年、2002年和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分析了城镇工资的性别差距的演变特点和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在1995~2007年期间特别是2002~2007年期间工资的性别差距显著扩大,其中不可解释部分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显示了性别歧视的严重化问题。特别是年纪轻、学历低、职业差、行业差的女性职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受到更为严重的歧视,导致了低收入群体性别工资差距的迅速扩大。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认为在经济改革和城镇市场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女性职工所受到的冲击和面临的劳动力市场歧视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税收征管、企业避税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所得税征管范围改革的证据

维持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当前我国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内在要求和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基于2002年企业所得税征管范围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断点回归分析方法,从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两个方面考察了税收征管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所得税征管范围改革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3.4%～4.7%,且该影响在低税收征收强度地区的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和竞争型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税收征管强度提升引致的企业避税程度降低和劳动密集度增加是其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理解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机理提供了新的微观解释,同时也为完善税收征管体制建设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决策参考。     

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

本文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4个方面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运用模型刻画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同时选取2001～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10.10%,且工资在二者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二,对于全国层面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了约1.004、18.602、1.395和0.77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层面的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用的贡献比全国分别高1.593和1.706个百分点。其三,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劳动力议价能力成为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主要动力,三者平均贡献了19.881个百分点。     

考虑不可对冲收入的最优消费-投资选择

基金分离定理说明投资者应当选择相同的投资组合,这于行业界普遍针对投资者年龄、收入等个体因素推荐策略的做法相悖.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将劳动收入引入最优消费一投资选择模型将有助于解释这一困惑.但是理论的发展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一模型,特别是当不可对冲劳动收入风险引入了市场不完备性时,这使得模型的解难以得到.将考察CRRA效用下不可对冲收入风险的一般模型,采用对偶的方法将约束最优化问题转化为无约束的虚拟问题,进而得到状态依赖的最优风险价格,进而刻画出值函数以及最优投资和消费策略.     

不平等之再检验:可行能力和收入不平等与农民工福利

本文从不平等的两个方面即收入不平等和可行能力不平等,研究了农民工福利和不平等的关系。利用2009年上海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福利分类模型的框架下对农民工福利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可行能力和收入不平等对农民工福利水平存在负向影响,但针对不同农民工群体,其影响效果和程度存在明显差异;(2)可行能力不平等对高收入群体的福利存在显著影响,对于第Ⅰ类农民工群体,可行能力不平等对其福利存在正向影响,而对第Ⅳ类群体的福利则存在负向影响;且可行能力不平等对第Ⅰ类和第Ⅲ类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和福利关系存在显著的负调节作用;(3)收入不平等严重损害低收入低可行能力农民工群体的福利,而对高收入高可行能力群体福利的影响则不显著;且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第Ⅱ类和第Ⅳ类群体)农民工的收入和福利关系存在显著的正调节作用。因此改善可行能力不平等、缩小收入差距对保护农民工福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劳动力迁移摩擦影响农民工数量与工资结构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运用世代交叠模型研究了迁移摩擦对城乡劳动力迁移结构变迁的长期动态特征影响.研究表明,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前提下,迁移成本、城镇失业人员的工资和暂时性迁移工人的工作摩擦共同刻画了中国城乡劳动力迁移的动态变化特征.当迁移摩擦变化时,农村迁移人员会理性地调整对教育的投资,进而会影响到迁移人员的教育结构和数量结构,而教育投资函数的凹函数性质和迁移人员风险厌恶的特征使得技术工对迁移摩擦变动更敏感,引起技术工的劳动供给更明显的变化,进而引起技术工工资更明显变化,为"迁移之谜"出现提供了可能.改善迁移人员的住房条件、医疗保障服务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从而降低迁移成本、增加暂时性迁移工人的就业概率,是加快中国城乡迁移进程和解决中国"迁移之谜"的有效政策.     

农村劳动力迁移摩擦影响农民工数量与工资结构吗？

运用世代交叠模型研究了迁移摩擦对城乡劳动力迁移结构变迁的长期动态特征影响． 研究表明,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前提下,迁移成本、城镇失业人员的工资和暂时性迁移工 人的工作摩擦共同刻画了中国城乡劳动力迁移的动态变化特征． 当迁移摩擦变化时,农村迁移 人员会理性地调整对教育的投资,进而会影响到迁移人员的教育结构和数量结构,而教育投资 函数的凹函数性质和迁移人员风险厌恶的特征使得技术工对迁移摩擦变动更敏感, 引起技术 工的劳动供给更明显的变化,进而引起技术工工资更明显变化, 为“迁移之谜”出现提供了可 能． 改善迁移人员的住房条件、医疗保障服务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从而降低迁移成本、增加 暂时性迁移工人的就业概率,是加快中国城乡迁移进程和解决中国“迁移之谜”的有效政策．     

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中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采用教育基尼系数衡量教育不平等,研究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及方向。研究发现:(1)收入分配差距导致教育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的改进却没能促进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善,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并非简单线性关系,但教育扩展有利于教育和收入不平等的改善;(2)教育通过人力资本传导机制与收入分配之间发生联系,但其不会自发形成"教育平等←→收入平等"的良性循环;(3)长期内教育不平等的降低并没有改善收入不平等,但收入不平等在当期就能加剧教育不平等程度;(4)目前教育投入的水平、城市化进程并没能有效的改进教育不平等。另外,模型的稳健性得到部分证实。     

FDI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笔者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2002~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所呈现的区域特点,并针对东、中、西部地区FDI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不同特征,提出了建立劳动力自由移动平台等政策,以提高东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水平及提高劳动者文化素质等政策,削弱中、西部地区技术效应的负面冲击,缓解全国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