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回流农民工现象

近10来“民工潮”构成了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一个独特的引人注目的现象。据有关部门估计,我国现在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有近1．2亿人。有外出,就必有回流。一种是暂时性回流。即农民外出后回家探亲、忙农等。之后又外出：另一种是永久性回流。即回家后不再出去或没有能力再出去。从长远来看。外出农民工绝大多数终会返回乡里。变成永久性回流农民工。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劳动力流动与农业生产

本文构建了一个农户就业决策的数理模型,引入家庭在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之间比较优势的概念,发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本增加,将扭曲家庭劳动力在务农与外出务工之间的配置。本文利用上海财经大学2013年"千村调查——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状态"数据,在控制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本的内生性之后,我们发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本增加,会带来以下几点负面影响:(1)不利于农村劳动力流动;(2)降低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可能性;(3)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具体表现为农业生产劳动力结构呈现女性化、老龄化的趋势,家庭土地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耕地使用量下降,最终降低了家庭的农业人均产出。     

心中有数

社会网络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明显正向影响北京大学陈玉宁完成的“社会网络对劳动力迁移影响”研究发现．通过回归分析表明．同村的移民社会网络对劳动力迁移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村邻居外出打工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大约能使本人迁移的可能性提高0．7个百分点．     

父母健康:金钱和时间孰轻孰重?——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影响的再审视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和多个健康测度指标,首次通过区分子女对父母生活照料的时间投入和经济支持两种代际转移方式,研究了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父母身心健康的影响。由于子女的外出决策与父母的健康状况存在互为因果关系,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的三阶段估计方法进行参数估计以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发现,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后对父母生活照料的减少对父母的身心健康有负向影响,而外出子女的经济支持作为一种收入转移对父母的身心健康有正向影响;总体上,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的总效应为正。本文从代际转移的视角识别了两种代际转移方式对父母健康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并给出了实证依据,研究结论一方面有助于理解当前针对子女外出务工影响父母健康结论的分歧,另一方面可为农村中老年群体的健康干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LOGIT模型的农民工回流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四川省金堂县的实证研究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农村劳动力回流现象,是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文章根据四川省金堂县的实地调查信息,利用LOGIT模型分析了农民工回流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鹤壁市农民工就地就业情况分析与建议

几年来,鹤壁市认真贯彻落实各项促进就业的政策,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保护进城务工农民合法权益,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且在转移就业的规模和质量上取得显著性的成效,在转移就业的地区性上实现了由外地到当地就地就近的转变,使广大农民工在务工挣钱的同时,又照顾了家庭,使我市在解决农民工就业的同时,又满足了企业用工需求,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促进了城乡经济发展。     

农村劳动力迁移摩擦影响农民工数量与工资结构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运用世代交叠模型研究了迁移摩擦对城乡劳动力迁移结构变迁的长期动态特征影响.研究表明,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前提下,迁移成本、城镇失业人员的工资和暂时性迁移工人的工作摩擦共同刻画了中国城乡劳动力迁移的动态变化特征.当迁移摩擦变化时,农村迁移人员会理性地调整对教育的投资,进而会影响到迁移人员的教育结构和数量结构,而教育投资函数的凹函数性质和迁移人员风险厌恶的特征使得技术工对迁移摩擦变动更敏感,引起技术工的劳动供给更明显的变化,进而引起技术工工资更明显变化,为"迁移之谜"出现提供了可能.改善迁移人员的住房条件、医疗保障服务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从而降低迁移成本、增加暂时性迁移工人的就业概率,是加快中国城乡迁移进程和解决中国"迁移之谜"的有效政策.     

惠民政策遭遇尴尬农民工退保潮值得重视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约为1.2亿人,进城农民工约1亿人,在这个庞大的人群中,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为15%.参保率虽然已经很低,退保率却在逐年攀升,广东省一些地区农民工退保率竟高达95%以上.由于退保将有可能在数十年后引起他们的养老、医疗等问题的爆发,遂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

本文主要从政策运行过程讨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已有的研究 (杜鹰、白南生等，１９９７；宋洪远、白南生等 ,２００１)表明 ,政策和体制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与回流的重要因素。我们在调查中也时常听到流动劳动力的抱怨 ,外出期间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和歧视。要全面深刻揭示农村劳动力外出与回流的现象及其原因 ,就必须对政策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和分析。本文的分析主要是依据２００１年６月对东部发达地区山东威海、江苏常熟等市和同年７月对中部核心地区河南、湖南两省的三县两市 (郾城县、邓州市 ,临澧县、嘉禾县、浏阳市 )的实…     

惠民政策遭遇尴尬 农民工退保潮值得重视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约为1．2亿人,进城农民工约1亿人,在这个庞大的人群中,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为15％。参保率虽然已经很低,退保率却在逐年攀升,广东省一些地区农民工退保率竟高达95％以上。由于退保将有可能在数十年后引起他们的养老、医疗等问题的爆发,遂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杭州市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籍状况、是否举家迁移这两个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人数、留城时间次之;年龄对农民工市民化有低度影响;性别、职业技能、配偶(男女朋友)所在地、子女随迁、职业类型、住房情况、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对农民工市民化无显著性影响。     

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的民族差异——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为例

本文运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劳务经济抽样调查所获得的微观数据,用工资方程和Logistic模型考察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的民族差异。研究有两个主要发现:第一,回族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性收入显著低于汉族的农村劳动力,地区性因素对月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对年工资性收入却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与回族农村劳动力相比,汉族农村劳动力在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概率要高79%。因为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务工就业比较稳定,务工就业时间长,即使月工资相差不大,也使得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务工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获得更多的收入。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动态搜寻模型与实证分析

运用动态均衡分析方法,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搜寻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性因素,并采用2003-2006年国家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建立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外出从业收入与费用、农业产出与投入、转移者个性特征等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显著性影响。由此可见,经济因素是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核心因素。要应对"民工荒",关键是要满足农民工的物质需求,给予农民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该研究对于揭示"民工荒"的成因,保持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平稳、持续地向城镇转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村级劳务公司

为维护农民工权益,实现农民工劳务输出组织化,安徽马鞍山市在2个行政村试点成立6家村级劳务公司,探索出一条农民工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的组织化模式。该市市委组织部和市劳动保障局给每个试点公司提供了3万元启动资金支持,并提供其他相关办公设施。并制定了马鞍山市农村劳务公司试点方案,出台了村级劳务公司工作联系制度,还制定了外出务工创业协会和设立驻外办事机构制度。农村劳务公司的经营服务范围包括收集、整理、发布农村劳动力供求信息、代收代缴社会保险费、出具相关证明材料等八方面的内容。在组织管理上,村级劳务公司属县级劳…     

农村劳动力迁移摩擦影响农民工数量与工资结构吗？

运用世代交叠模型研究了迁移摩擦对城乡劳动力迁移结构变迁的长期动态特征影响． 研究表明,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前提下,迁移成本、城镇失业人员的工资和暂时性迁移工 人的工作摩擦共同刻画了中国城乡劳动力迁移的动态变化特征． 当迁移摩擦变化时,农村迁移 人员会理性地调整对教育的投资,进而会影响到迁移人员的教育结构和数量结构,而教育投资 函数的凹函数性质和迁移人员风险厌恶的特征使得技术工对迁移摩擦变动更敏感, 引起技术 工的劳动供给更明显的变化,进而引起技术工工资更明显变化, 为“迁移之谜”出现提供了可 能． 改善迁移人员的住房条件、医疗保障服务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从而降低迁移成本、增加 暂时性迁移工人的就业概率,是加快中国城乡迁移进程和解决中国“迁移之谜”的有效政策．     

从“民工荒”看政府的决策

在劳动力似乎可以无限供给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竟然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复杂的．诸如企业的扩张和订单的增加、农村政策改善和农民的增收、农民外出打工成本过高和收益过低等。但农民工选择“逃离”，根本原因在于基本收益过低，基本权益无法保障。     

浅谈农民工产生的原因和前景

当前，随着我国加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城市、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大量农民背井离乡，外出务工，由于他们不能享受城市市民待遇，在我国被称为农民工。那么农民工是如何产生的呢？笔者认为，农民工产生的原因有三个方面：历史原因、现实原因和人为原因。一、农民工产生的历史原因春秋战国以来，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经济规模大，国民生产总值在进入19世纪时还占全球比例的1／3左右。然而自19世纪初开始，欧美大部分国家开始了工业革命。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向和趋势分析

本文就农民务工大潮的兴起、政府组织推动劳务输出、内转外输并举、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从外地引进劳动力等各个发展阶段，阐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与引导，对富裕农民、富裕农村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     

农民工公共服务需求的代际差异研究——以大连市的调查为例

我国过去几十年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实现了国家物质财富的迅猛增长,也产生了农民工这样一个伴随城市化而来的新群体。中国的农民工现在有2.5亿人,其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有1.5亿人。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理应享受与城市居民等值的公共服务。然而,我国城市为农民工提供的公共服务却不尽人意。学者的研究表明农民工通常存在着工作条件差、工资低、福利待遇差、饮食卫生差、居住条件差、子女教育困难、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这些问     

“可逆的城市化”是城市化政策的底线

新型城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强调“人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总体来讲,就是不能只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土地的城市化,而是要进一步将农民化进城市。关于“人的城市化”,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特别关注城郊农村的城市化,认为应当开放小产权房,从而让城郊农民“自主城市化”;第二种观点尤其关注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化,认为城市化的重点就是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可以在城市住得下来的房子。笔者主张一种“可逆的城市化”,或者说是主张一种可以让农民既自由进城,进城失败后还可以自由返乡的城市化。这种主张认为,在当前中国人均GDP只有欧美日1/7的国情下,中国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他们在城市安居的收入和就业条件。中国农民工进城往往表现为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龄大了仍然要返回农村。正是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使农民家庭可以有比较高的收入和比较少的支出。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可以为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工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机会,但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城市却不可能为大多数（更不可能是全部）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体面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提供条件。农民工进城失败后可以返乡,对于农民工来讲,是十分重要的保障,是他们的基本人权,是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底线。让进城失败的农民回得去农村,是这种“人的城市化”主张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