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宋美龄与“新运妇指会”

抗战时期,在宋美龄直接领导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成领导战时妇女工作的全国性的妇女组织.为领导和团结妇女从事新运工作,宋美龄参与“新运妇指会”一系列的公开活动,直接领导全国妇女从事抗战工作,并动员政要夫人和海外华侨妇女从事妇女工作.宋美龄并通过报纸、期刊杂志、电台、发表演说等方式,动员和宣传中国妇女参加抗战事业,向国际、国内宣扬战时妇女工作.宋美龄领导战时妇女工作亲历亲为、团结各党各派,其相对开明的做法,使“新运妇指会”得到社会各界认可,奠定了“新运妇指会”在战时的成就.     

宋美龄抗战时期的中国妇女职责思想及其实践

宋美龄抗战时期论述了中国妇女的职责,其核心思想主要有:后方妇女有"进行男子原有工作"的义务;妇女有"救济救护的责任";妇女"也有参战的义务";妇女有对当代史作贡献的义务;妇女求解放必"先能负起责任";知识妇女有"教育大众"的职责;回避抗战责任"要受到人民的鄙夷和唾弃".宋美龄模范带头,领导中国各界妇女切实践行这些战时职责,主要表现在:组织妇女投身抗战;培训妇女服务抗战;亲赴前线激励抗战;社会募捐支援抗战;努力生产供应战需;救助伤兵慰问伤员;救助难童,保教合一.宋美龄领导中国各界妇女尽职尽责,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难童救济教养工作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百万儿童沦为难童.大规模的难童潮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国民政府行政院振济委员会及社会部等部门组织人力抢救了大量难童,并在后方广设难童教养院实施教养.其难童保育工作虽因种种原因未达到理想效果,但这一工作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难童救济工作初探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建立难童是抗战时期难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时儿童保育会就是在举国上下呼吁救济难民的氛围中成立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难童救济团体。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四川重庆，中国抗战的政治重心遂由东向西转移。但是，国民政府的许多重要机构和国内各党派、各阶层的有影响的人物并没有直接迁往重庆，而是迁到了华中重镇武汉。一时间，武汉成为我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民众抗日憎绪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大批难民也像潮水涌人武汉三镇，大街小巷到处充斥着难重的身影。在难民中，有许多是尚未成年的孩童，他们衣…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难童救济述论——以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为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事的扩大,中国军民的伤亡也越来越大,导致许多儿童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庭的关爱,难童救济成为抗战时期难民救济的一项重要内容.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所)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办的官方救济难童的重要机构之一,这里仅以中央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为例,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难童救济活动简要论述.     

汇丰银行与战时中国货币稳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整个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与此相应的,作为近代中国金融市场执牛耳的汇丰银行,在上海这一特殊场阈,帮助国民政府运作平准基金,以维持中国货币稳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汇丰银行被日军攫夺,自身遭遇毁灭性打击,其对中国货币的稳定作用骤减。文章即以这一时期汇丰银行势力消长及功能转变为中心进行考察,审视金融市场控制权的变动,并对造成这一变动背后的国际国内因素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     

战时文化人流聚与粤港文化中心转移

战时文化有着迥异于平时的特殊运动状态,其生成、发展与终结,根植、服从和受制于战争。本文考察在中日战局演变影响下,粤港地区文化运动的区域性展开状态,说明文化人流动、积聚与文化运动中心转移的直接对应关系。     

论战时新闻学与战时新闻政策的特殊关系

抗战期间流行的“战时新闻学”与战时新闻政策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战时新闻学为战时新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学理依据;另一方面,战时新闻政策反过来又为战时新闻学提供了“法理”支持和政治导向。随着战争的进程,国内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开始复苏,由战争初期的“服从统制”到积极进行反统制的斗争。这种阶段性流变的特点必然反映到新闻与文化传播活动中来。这一变化趋势,与整个大后方思想文化运动的发展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1942-1943年宋美龄访美期间与蒋介石来往电函探析

本文就1942—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期间与蒋介石44件来往电函的内容作了初步探析,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夫妇二人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战后中国获得战后国际地位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小难民”到“小战士”: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的儿童动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抗日救国教育、报刊媒体、节日纪念等社会动员方式,唤醒儿童抗战意识,使儿童不仅仅是直面国破家亡等现实苦难的“小国民”“小难民”,更成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小战士”。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儿童以多种形式响应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他们在战火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增强了国族意识和自我意识,为全民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述评

抗战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现阶段有关抗战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文化本体、抗战精神、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化、区域战时文化、战时社会思潮与学术、战时文艺、战时教育与文化名人、抗战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等多个方面。回顾这些成果,有助于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推动抗战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     

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电影的勃兴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同时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云集了大批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他们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以满腔的爱国热情,走出摄影棚,走到前线和民众中去,拍摄了一批深受观众欢迎的故事片和抗日新闻纪录片。也由于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电影的重视,促使重庆的抗战电影蓬勃发展,取代上海,成为新的电影之都。     

晋察冀边区医疗卫生工作体系及其完善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由于远离大城市,原有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人们的卫生意识淡薄,再加上农村地区贫困落后,导致边区疾病流行。为解决边区的医疗卫生困境,创建边区的卫生医疗体系显得迫在眉睫。     

抗战时期徐悲鸿艺术创作题材的转变

抗战全面爆发后,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足迹踏遍整个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诸国。经过八年抗战血与火的历练,他完成了他艺术思想的历史性嬗变从着眼历史到立足现实的创作实践,从而赋予他艺术具有革命时代意义的活力,以及给中国美术界人物画带来本质的变化。在抗日救亡的大时代和社会大动荡中,徐悲鸿通过艺术活动及艺术创作来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支持大后方如火如荼的抗战美术活动。     

桂林抗战文艺的繁盛景观及其效应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救亡艺术家由沦陷区撤到西南大后方,使桂林成为大后方抗战文化活动中心之一,出现了文人荟萃、艺术繁荣、作品丰硕、出版兴盛、艺术活动频繁的繁盛景观。桂林抗战文艺的繁盛,促成了桂林＂文化城＂的美誉。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减轻农民负担历史考察

抗战时期,中共已经深刻认识到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为了巩固与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主要有减租减息、减轻封建剥削,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精兵简政与部队生产相结合,财政上建立严格的制度,加强对各级财政的监督与管理等,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为农民减负是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后,直至现在政府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抗战时期安徽农村合作事业述论

抗战时期,安徽省政府依据战时需要,以＂合作区域行政化＂为原则组织农村合作社,开展合作业务。安徽农村合作事业被纳入政府基层行政轨道,为改善民生、支援抗战事业做出了贡献,其自身也从自治向官治事业转变。     

论抗战时期的中国中等教育

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奴化中国,恣意破坏中国的文教机关.一时间,中国的中等教育蒙受重创.为保存教育实力,增进抗战力量,国民党政府勉力应变,建立国立中校制度,督行分区设校,力推职业师范教育,并积极救助由战区退出之教育员生.中国的教育基础不但没有因战事而动摇,反而在某些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中的家庭作用刍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以"深入家庭"的工作方法为指导,将家庭作为妇女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家庭为依托引导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发展经济,逐步摆脱对男子的经济依附,同时进行政治启蒙和文化教育,进而创建了边区民主和睦的新式家庭,实现了妇女的家庭角色、社会价值和自身解放三者的相互统一。总结历史,妇女工作始终与家庭密不可分,充分发挥家庭对社会建设和妇女发展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北宋前期奏狱复审制度

北宋前期形成了严密的奏狱复审制度,凡是地方司法机构不能判决的疑难案件均要上奏朝廷复审,奏狱一般要经过中央司法机构的复审、皇帝敕决、宰相审阅和百官集议等过程.这种严密而复杂的司法复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司法体制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