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测算与分析（1979-2003）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每年到底有多少农村人口迁移城镇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一直是个未知的谜。本文借助现有的统计资料对历年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具体规模进行了测算,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变动规律。     

中国1990～2000年乡-城人口转移年龄模式及其变迁

本文采用人口年龄移算方法 ,利用 1 982年、1 990年和 2 0 0 0年三次人口普查提供的年龄别数据 ,估计得到 1 990年和 2 0 0 0年两个时期的人口乡 -城转移的年龄模式。本文所设计的方法能够较准确的估计得到两次人口普查间人口转移的年龄分布和模式 ,估计结果反映了一般的人口迁移规律。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了 2 1世纪 90年代人口乡 -城转移年龄模式的变迁     

中国人口“城”“镇”化解析——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观测

"城镇化"语境应是中国版的Urbanization,是本土化的"城市化"概念。但不宜将"城"与"镇"混为一谈。本文试图依据人口普查设置的"市人口"和"镇人口"指标划分,解析中国"市""镇"人口规模变化及其消长关系;比较"市""镇"人口聚居密度及集聚能效;观测"市"与"镇"对外来人口的吸纳能力及其年龄构成差异。据以阐析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来自"市""镇"两个层面的人口学效应。     

基于“六普”数据的中国省际人口流动规律分析

准确地把握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和流向等方面的规律,对于加强人口管理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等都是极其重要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本文针对我国省际人口流动规律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日趋扩大且分布呈集聚性。流动人口中男性数量多于女性,以年轻人为主,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流动人口的就业方向主要以简单劳动为主。务工经商、随迁家属和投亲靠友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     

“北-南”迁移的“舒适物”:以香港地区赴内地跨境人口为例CSSCI

本研究从“舒适物”的视角,以香港地区赴内地跨境人口为例,探讨了影响“北-南”跨境流动的特征和动力。研究发现,疫情前香港地区赴内地的跨境流动有流量大、频率高、逗留时间和流动距离较短等特征。制度、社会和文化的“舒适物”是影响“北-南”跨境流动的主要因素。跨境福利制度、置业机会和社会网络是促进跨境流动的主要动力,公共安全的欠缺则妨碍了跨境流动。发展“社会的”基础设施,如衔接两地福利制度,提升人才引进政策和服务,提供更多的置业机会、发展两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将有助于香港地区居民融入内地,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整合。     

矿山社区人口与社会变迁的动力分析——以美国“鬼镇”为例

19世纪下半期美国西部因矿产资源枯竭而被遗弃的矿山社区,谓之“鬼镇”。本文以社区理论为视角,指出其形成的外动力是流动人口高度聚集加速了矿产资源枯竭,以及非矿产业的缺乏;内动力是社区制度和组织的缺席导致社会失范,冲突频繁和归属感降低。最后从社区整合角度引发我国当前矿山社区发展的思考。     

“候鸟式”异地养老人口生活现状研究——以海南省调查为例

"候鸟式"异地养老是我国近年逐渐流行起来、规模越来越大的新型养老方式。现阶段,"候鸟式"异地养老人口以年龄偏低、身体状态较好、有稳定收入、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老年人为主。相对而言,有配偶、有子女、在迁入地有亲友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采取"候鸟式"异地养老的方式进行养老,采取这种异地养老方式的老年人往往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其消费习惯、消费喜好等对迁入地的整体消费结构和物价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候鸟式"异地养老人口迁居的原因主要包括:迁入地空气质量及其他环境质量优秀;老年人患有呼吸道疾病等慢性疾病,到迁入地养病;老年人通过"候鸟式"迁移在迁入地重新选择居所,得以与亲人和亲近的朋友集中居住,互助养老。"候鸟式"异地养老给老年人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养老方式,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在现阶段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养老思路。目前这种养老方式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候鸟式"异地养老人口也面临很多困难。如医疗保险跨省异地报销问题,异地居住人员养老保险待遇协助认证问题,无法真正融入迁入地的问题以及医疗服务、社区养老服务、社会管理等供需失衡问题。只有正视这些问题,解决这些困难,才能为"候鸟式"异地养老人口有序流动和健康快乐地生活提供保障,促进迁入、迁出地经济发展。     

“无主体半熟人社会”：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行为研究--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

作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必需之策,新型城镇化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深,农民集中居住行为及农民集中居住区已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文章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个案,将其置于“城乡连续统一体”理论框架内,考察作为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的农民集中居住行为之行动逻辑及农民集中居住区之运行机制。首先,由于农民—国家关系延续使得实践中的农民集中居住过程表现为“脱身不脱根”;其次,“脱身不脱根”导致农民集中居住区居民委员会“缺位”、业主委员会“缺场”及社区社会资本缺失,使得农民与社区关系呈现“半嵌入”状态;最后,基于“无主体熟人社会”及“半熟人社会”概念,文章将农民集中居住过程“脱身不脱根”与“半嵌入”辩证作用的社区运作逻辑称之为“无主体半熟人社会”。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城市“老漂族”精神赡养问题研究——以广州市三个典型社区为例

本研究聚焦渐趋普遍的“老漂族”群体异地养老现象,关注其精神健康。以福利多元和精神赡养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广州市三个老年流动人口较集中地区的“老漂族”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政府、家庭、社区、市场等主体的服务供给对“老漂族”异地养老精神需求产生的影响,剖析“老漂族”异地精神赡养的需求和供给现状。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目前的养老福利托底政策和市场补充供给的不足给“老漂族”带来异地养老尤其是精神赡养上一定的困难,建议更多地发挥家庭、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提倡养老资源供给模式应将物质服务和精神扶助结合起来,实现养老渠道多样化、社会福利供给主体多元化,形成多元供给主体之间的协调与互补,共同支撑起能够惠及“老漂族”异地精神赡养的养老服务体系。     

“全面两孩”政策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态度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2015年底北京市空巢家庭调查数据考察“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态度,结果表明:空巢老年人的政策知晓率极高,支持、反对和不干涉子女生育二孩的各占约1/3;一旦子女生育二孩,近七成空巢老年人愿意提供物质或劳务支持;养老等功利性目的并非希望子女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经济负担、健康顾虑和照料匮乏是阻碍子女生育二孩的主要因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考察影响因素,与子女关系好、身体健康、有配偶等因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支持概率,而养老观念开放、受教育程度高和空巢时间长等因素则会显著降低支持概率.空巢老年人的性别、年龄、经济水平、养老选择等因素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失业保险对失业持续时间的影响——以厦门为例

本文采用厦门市失业者登记信息数据库的数据,应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失业保险对失业持续时间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失业前月工资收入、失业保险发放期限和失业保险发放标准会影响失业者失业持续时间。     

流动人口对县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影响研究--基于2009～2014年江苏省44个县市数据

本文使用了2009～2014年江苏省44个县市的数据①,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证明了地方教育财政支出会受到流动人口、地方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人口流动会对人口流入地县市产生教育资源挤占效应,地方政府基础教育财政支出可能存在自利性动机,为了实现本地利益最大化,会对流动人口子女在本地入学设置相关门槛;这些发现表明,我们在发展地方经济、加大转移支付及实现义务教育经费随学籍走制度的同时,需要对产生问题的根源户籍制度进行改革,接纳农民工子女进入本地公立学校,才能实现中央“两为主”政策的教育公平目标。     

农民工失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深圳市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根据2008年5月对深圳市农民工失业保险现状与需求实态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支出水平、再就业的难易程度、在城市工作的年限、长远打算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是影响其参保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范围、加强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和拓展就业途径等政策建议。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可持续评价与趋势分析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我国正在探索建立的新的社会保险项目。从2012年青岛基本医疗护理保险试点开始,2017年底15个试点城市相继出台政策方案。在对试点城市持续跟踪和深入调研后发现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中普遍存在受益面过窄的问题,暴露出地方政府对这项制度财务可持续性的担忧。研究表明长期护理保险的基金支出对待遇水平的敏感度显著高于受益面,缴费率对缴费年龄的敏感度高于待遇水平和受益面。在宽、中、窄受益面下,不同待遇水平的基金支出规模差异大,2015年最小和最大支出规模分别为GDP的0.08%和1.90%,随着老龄化和高龄化推高失能发生率,到2055年这一比例将分别升至0.28%和5.90%;相应地,维持基金收支平衡的缴费率最低由0.13%升至0.55%,最高由0.74%升至3.32%。借鉴国外同类制度的运行规律和国内已有社会保险项目的经验,应以制度的财务可持续为目标控制基金支出规模,据此设立受益资格和待遇门槛。研究显示制度的最优选择应是宽受益面和低待遇率的组合,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实现全员参保缴费。     

往复式流动还是永久性回流：农村女性就业流动性差异及决定因素研究

通过在湖北省调查的2883个农村女性劳动力样本,首先描述分析了选择往复式流动和永久性回流的农村女性的人口学特征差异,然后利用Logistic方法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和家庭禀赋变量对农村女性做出往复式流动和永久性回流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往复式流动决策的做出主要受女性自身人力资本变量的影响,而永久性回流决策受三类变量的共同影响。女性年龄对于往复式流动有正向作用,对永久性回流起反向作用,受教育年限对往复式流动起反向作用。对永久性回流的作用则相反。     

性别对“4050”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和再就业机会的影响——运用生存模型对厦门市失业者的经验研究

本文应用生存模型中的非参数法和COX半参数法,经验分析了性别对厦门市"4050"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与再就业机会的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对"4050"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与再就业机会具有比较显著的影响,男性的平均失业持续时间为21.7个月,比女性的16.9个月长4.8个月,其再就业机会是女性的0.674倍。本文认为"4050"劳动力再就业市场上的阴盛阳衰现象在于"4050"劳动力再就业市场上男性的工作机会及接受工作的概率低于女性。因此,转变就业观念,择业不挑肥拣瘦,是促进再就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就业迁移的人力资本差别效应——以长三角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迁移流动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人口迁移流动必然引起“人”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动态配置。文章主要利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迁移数据等有关数据资料,分析长三角16城市就业迁移的人力资本差别效应。研究发现,就业迁移对长三角各城市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差别效应,并且长三角内的就业迁移与长三角外的就业迁移对长三角各城市人力资本提升或稀释效应也有明显差别。研究还发现,就业迁移导致长三角人力资本城际差异缩小,尤以上海与其他15城市的差距缩小更为明显。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的最优退休年龄动态模型构建与应用——以陕西省为例

文章主要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基本前提,假定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退休年龄为最优平均退休年龄,通过建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的最优退休年龄动态模型,以陕西省人口数据和养老保险相关数据为基础,测算了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陕西省最优平均退休年龄。得出结论: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时,陕西省最优平均退休年龄将会从2010年的58.4岁,逐步提高到2020年的59.6岁,进而提高到2030年的61.3岁。     

"硬制度"与"软环境"下的农村低保对象的识别

现行的农村低保制度尽管已经逐步覆盖农村的贫困人口,但这并非完全意味着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消失,因为"硬制度"的完善,同时也需要"软环境"下的低保对象的识别机制,由于目前农村低保对象的复杂性--所需要解决的不仅是其温饱问题,还包括因疾病、教育等支出而导致的"选择性"贫困群体.因此作者试图在现有农村低保识别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一套识别低保群体的指标体系;并结合二者的各自优势提出农村低保对象的识别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