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及历史渊源。论述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有"与"have"谈开去

近年来 ,在我国媒体及影视文学作品中 ,频繁出现“……有没有V ?”、“……有V”等句式。这些句式都是汉语传统语法中不存在的。本文以大量详实的例句及资料探讨了这几种句式产生的原因及发展的过程。指出这几种句式的出现是英语语法中完成体助动词“have”与闽粤方言语法中“有”的独特语法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 ,同时也体现了各种语言语法的共性特征     

"辨义"即"译意"的本体诠释

从认知和交际功能对等理论出发,对比分析了“辨义论”与“译意论”的译者主体、翻译主体及其间性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所涉及的“语言符号转换”与“意义再生”的层次和维度,旨在揭示高屋建瓴的“辨义论”和条分缕析的“译意论”都是以原文为取向的译意“忠实”论,“辨义”即“译意”,原意是本源。因此“辨义论”与“译意论”一样,对宏观的文化交流和微观的语言转换具有相同的解释力。     

"歌行"本义考

乐府诗中有很多以“行”和“歌行”题名的歌诗,可是“行”及“歌行”之本义一直没有确解。《尔雅》及其注疏资料表明“行”有“言”义或“语”义,由此可以知道,“歌行”的本义为“歌辞”。     

鲁迅的"实骂"与"虚骂"

“骂人”(指文明、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或批判 )现象是“五四”时期及以后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产物。鲁迅在文坛的“善骂”是出了名的。他能以敏锐的目光 ,透过粒米见大千 ,透过现象抓本质 ,“骂”出了形而上的文化层面的意义来。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这"、"那"与时间词"早晚"

明清时期是“这”、“那”与时间词“早晚”及其合音字“咱(昝、偺、喒)”组合发展较为成熟、使用较为广泛的时期。因而,以这一时期山东方言材料为基础,对“这”、“那”与时间词“早晚”及其合音字“咱(昝、偺、喒)”的组合形式进行共时的描述和历时的比较,指出其在语义表达方面存在的差异,并从使用频率、语境、语用及相关语言现象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分析。     

"欧化"汉语及其修辞功能

在信息化时代，汉语的发展面临种种危机，“欧化”汉语便是其中之一。讨论“欧化”汉语的定义及种种孝因，区分了“善性欧化”与“恶性欧化”之差异，同时以小说《陈大毛偷了一支笔》为例，分析了“欧化”汉语在待定文本中的修辞功能。     

谈英语翻译中词义的"实"与"虚"

英文的翻译是一项看似简单却较为棘手的工作。英语翻译或以物质名词取代抽象名词 ,或以人的某种表情或动作揭示人的内心世界 ,此类的以“实”喻“虚”的表达变抽象为具体 ,变空洞为形象 ,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像。对于英语中以实喻虚的形象表现手法 ,翻译时应想方设法维系原文的具体性及形象性 ,一个常用的手段即是从“实”到“实”,将英语的以实喻虚译成汉语的以实喻虚     

文学翻译的"忠实"与"创造"

从“忠实”与“创造”,“翻译即叛逆”所引发的翻译悖论切入,以认知语言学翻译理论为依据,以意义翻译和文体翻译为参照,对比分析了《浮躁》与其英译本Turbulence中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与主体文化密不可分的地域风俗、方言、习语、土语的“忠实”与“创造”性翻译,论证了“既要创造又要忠实”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效度,揭示了“叛逆”即“创造”性“忠实”的旨意。     

早期新诗"说理风气"之形成

在早期中国新诗中,“说理”这一观念的产生及传播,直至成为主导范型之一,不仅凸现了早期新诗的特殊语境,也反映了时人对于新诗不同的想像方式。胡适以“说理”为视角,以建立自己于旧文学的风格性,并藉此开拓出新诗之空间。在其后关于新诗的种种辩驳中,“诗文之分”、“诗之好坏”、“说理与诗”等话题亦被讨论,而成为新诗话语争夺之场所。     

新时期文学"文化边缘人"谱系图

本文以主题学和知识谱系学为批评维度,绘制了新时期文学中的“文化边缘人”谱系图,解读了“活动变人形”、“顽主”、“疯女人”、“最后一个”等人物形象的文化身份及其特征,梳理了每一类型人物的演变史,界定了“文化边缘人”的本质,并从多重视角阐释了这一“主题人物”的文化意义及审美价值。     

晚明西学译词的文化转型意义--以"脑囊"、"几何"、"地球"、"契丹即中国"为例

晚明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与中国士人徐光启、李之藻等合译西书 ,厘定的一批译词具有文化转型意义 ,如以“脑囊”取代“心”为意识及记忆器官的专名 ;将古典疑问数词改造成数学核心术语“几何” ;通过“地球”一词反映“地圆说” ,以救正传统的“天圆地方说” ;确认“契丹”即“中国” ,改变了西方人中世纪以来模糊的远东地理观念     

明代长篇小说"人性模式"的精神分析

明代长篇小说构建了系统的人性模式:明初肩负着回归传统的重任,便以“历史演义”构建“超我”的“君子人格”模式,表现“神性”美,并向现实生活渗透,以“英雄传奇”构建“自我”的“世俗人格”模式,显示“人性”美;明中叶后变异传统,以“神魔小说”,构建“兽、人、神”三位一体的“完型人格”模式。其后“世情小说”构建了“本我”的“原始人格”,体验“兽性”,以反叛现实的理性。     

试析汉字"一"的文化底蕴

汉字是先民以实践经验为基础 ,对客观现实及人的主观心理进行概括的书写系统。文章分析了“一”字的本义 ,并解释和“一”字相关的“三”、“士”、“天”、“元”等字的文化含义 ,从而说明汉字不只是一种书写符号 ,更多的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意识 ,传达着最初的朴素的文化观念     

"依法治校"、"以德治校"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高等学校在管理中 ,要“法治”与“德治”并举 ,要坚持“依法治校”也要坚持“以德治校”。“以德治校”中的“德治”是以肯定“依法治校”为重要基础的 ;“德治”是把“依法治校”同”“以德治校”看作是同等重要意义的“德治”。二者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德"、"法"协调理论初探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不仅明确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强调了法律与道德的协调发展。文章从为什么提出“德”“法”协调、“德”“法”协调何以可能、如何进行“德”“法”协调三个方面作一初步理论探讨。     

"诗意"与"诗义":欧阳修"诗本义"的现代阐释

以欧阳修《诗本义》阐释实践为依据,详细分析欧阳修《诗》学重要范畴之一“诗本义”的丰富内涵,指出其主要有二个意义层次:“诗意”与“诗义”。扼要地阐明欧阳修《诗经》阐释学的宗旨与特点及“诗本义”二层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宋代《诗经》阐释学的意义。     

谈"通俗唱法"与"通俗歌曲"的异同

本文论述了“通俗唱法”的外在因素以及她的演唱风格、演唱技巧,同时对“通俗歌曲”的内涵及外延作了说明,着力阐述了“通俗唱法”与“通俗歌曲”在“通俗”二字上的异同。     

味"和"之内涵及"味"论之美学意蕴

中国美学极为重要的观念“和”往往被认为起源于音乐,“和”其实还有“味和”的内涵。由此,中国美学“声”“味”并举。缘于“无味和五味”的“和”,“味”既实且虚,既有又无。它被魏晋玄学家所青睐,以之论道,以之论乐。随后进入文学,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美学概念,契合了得意忘言的审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