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对外话语应对与李鸿章东亚笔谈外交

自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外交语言逐渐被强制西语化。西语的被动使用,在近代中西公务往来乃至东西方话语的传递中,实则是一种话语权在彼的政治行为。作为晚清外交第一人的李鸿章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任用译员,推动清末整体翻译机构的建立与革新,是清王朝在逆境中的应急补救措施。李鸿章在与东方国家的交往中往往以汉文笔谈进行沟通。基于李鸿章的话语理念、外交策略以及任用翻译弊端等诸多因素考量,李鸿章所主导的一系列东亚外交笔谈,并非只是一种出自其个人嗜好的偶发现象,本质上是其外交智慧与话语理念在实践中的灵活运用。     

从联日到联俄:李鸿章与《中俄密约》的签订

李鸿章外交的最大失败是对日交涉,甲午之败使李鸿章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他对日本极端仇视,在外交上也由"联日"转向"联俄拒日"。李鸿章作为清政府"联俄"政策的执行者和实践者,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李鸿章作为缔约人受朝野指责,学界关于李鸿章在密约问题上的责任亦莫衷一是。究其实,《中俄密约》是清政府"联俄"外交的产物,也是俄国为实现"借地接路"而精心策划的外交阴谋与骗局的结果,李鸿章作为《中俄密约》的交涉者与签订者,虽是奉旨办事,但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鸿章与中法战前交涉

19世纪 6 0年代 ,李鸿章在中外交往的过程中接受了西方的部分外交思想 ;70年代 ,为求和局、图自强 ,他以西方外交思想重新审视面临强国挑战的传统宗藩关系及体制 ;80年代初 ,为避免中法因争夺越南而交战 ,他全力与法国周旋、谈判 ,并签订了有益于双方的条约。     

李鸿章与晚清外交

李鸿章与晚清外交崔萍李鸿章的一生，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宦海沉浮而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臣，参与朝政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权倾一时。他以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起家；兴洋务、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和北洋水师；办外交调处大小教案．签订...     

李鸿章研究综述

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上沉浮近40年,总揽清廷内政、外交,军事大权20余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引人瞩目的人物.尽管他去世已有100多年了,但史学界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正是由于李鸿章的复杂性和争议性,所以对他的评价、研究也涉及到方方面面:洋务、外交、战争、思想及其是否爱国等等.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及其分析

在甲午战前的中日交涉中，李鸿章一心想保全和局；在甲午战争后中国战败的情况下，李鸿章通过谈判为清政府避免了更大损失，挽回了一些利益。由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与日谈判成败情况的分析可知，在一般情况下，外交要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在双方都有商谈余地的情况下，外交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弱国也可以避免更大损失，争回一部分利益。这对于当今所有弱小国家运用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清政府对朝鲜海关的控制

在近代中朝关系史研究中，一般比较重视清政府如何运用政治、外交手段来强化对朝鲜的宗主权。本文则着重从经济角度出发，对清政府通过控制朝鲜海关来强化宗主权的历史进程加以考察。认为清政府在列强虎视鹰瞵的情况下，是通过比较有效地操纵朝鲜海关的“洋员”，阻止朝鲜以海关为抵押向外国借款，诱使朝鲜以部分税收为抵押向清政府借款，乃至清政府获得朝鲜部分海关税收保管权等步骤和手段，从海关入手，加强对朝鲜控制的。因此可以说，对朝鲜海关的控制，是清政府着眼于经济、财力作用强化对朝鲜宗主权的重要手段。     

试析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和活动

外交活动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须和戎,内须自强”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李鸿章理智地看待弱国外交,把“自强”作为外交根本之计,把“和戎”作为实现自强的手段。这是符合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是近代外交的明智之举,而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卖国”。     

略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李鸿章在内忧外患的晚清末年粉墨登场从事外交事务。从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其所思所为无不打上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作为洋务派的中坚分子，李鸿章尽管较早地意识到“天朝上国”观念的陈旧和“打开国门师夷长技”的必然，并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但是，在国家主权、领土都不完整的前提下，其以“和戎”和“保全和局”为根本宗旨，以“以夷制夷”为指导性策略，以“诚”为外交原则的外交思想是扭曲的。扭曲的外交理论串起了晚清末年更为屈辱的外交史的后篇。     

兼差大过本职：李鸿章与“北洋大臣”的职分转换

1870年11月12日，清政府的对外官制有重大调整，三口通商大臣被裁，直隶总督李鸿章授钦差，兼理通商事务，即在直隶总督的本差之外，兼任北洋大臣，一身二任，治内御外，治所也分为保定和天津两处。此乃清朝官职前所未有的特例，预示着清朝外交的变通，复成为“北洋”概念转换的节点，并开启汉族大臣介入晚清外交的新局。北洋大臣事同创始，责任綦重，成为具有处理国家外交、国防、兵工性质的职衔，职掌范围远远超过直隶总督。李鸿章身后，“北洋”的概念又有流变与放大。     

略论李鸿章与甲午海战

本文对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军事、政治、外交上的表现作出了新的评价,认为李鸿章在甲午海战中的“指示”无可厚非,其“保船制敌”的军事方针符合当时中日海军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是可取的。至于战争前的外交活动与军事准备,李鸿章的作为也是有其一定积极意义的。对此观点,我们欢迎展开讨论,希望有关学者踊跃发表意见。     

试析李鸿章“和戎、自强”的外交思想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软弱的清政府无力反抗,只能顺从。李鸿章作为晚睛的重臣从1863年开始他的外交生涯,他的一套独有的外交思想,虽然不能挽救近代中国于水火,却使近代中国将损失降到了最低。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腐朽统治,他们会牺牲一些利益这是必然的,李鸿章能在维护清政府利益的情况下,在和外国代表谈判时,最少地减轻近代中国的利益损害,他可谓是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产生过一定积极影响的人物。     

赴越南签证须知

根据1992年3月15日中越关于互免签证的协定，中国公民持有效外交、公务、因公普通护照及其使用同一本护照的偕行人入境、出境或者过境越南时免办签证，停留期为30天，如需要延期，须由越方接待单位提出申请，在越南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办理。     

论薛福成的外交思想

薛福成是著名的洋务派理论家,又是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外交家,但他的外交思想至今还研究的不多,本文试作浅析。薛福成出身幕僚,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得以就重大的外交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1889年,又得力于李鸿章的推荐,作了出使英法意比大臣,独立从事外交活动。因此,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个时期主要的中外交涉事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薛福成的外交思想大多是针对某一问题有感而发,内容颇丰但却不成体系。归纳起来,     

评李鸿章对日和局外交思想

李鸿章对日本的外交活动是受制于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其外交实践虽有卖国之嫌,对中国造成了—些不可估量的历史损失.但站在外交这一视角,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之,不难发现,李鸿章对日交涉实践亦不失有务实的成分,迎合了是时的国情.     

中国公民赴越南须知

一、签证须知 根据1992年3月15日中越关于互免签证的协定，中国公民持有效外交、公务、因公普通护照及其使用同一本护照的偕行人入境、出境或者过境越南时免办签证，停留期为30天，如需延期，须由越方接待单位提出申请，在越南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办理。     

李鸿章的国际法意识与琉球宗主权的丧失

李鸿章虽然对日本吞并琉球持消极态度,但他并未置之不理,而是主张运用国际法同日本进行交涉,要求琉球自主.这种处理方式虽对扩张中的日本不可能产生遏止作用,并又影响到了以后对越南、朝鲜问题的处理,中国被迫卷入了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但其力图在国际法的框架下解决争端,却也无不显露出其思想的先进性,表明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的转变.     

周馥与李鸿章

周馥在治水、兴工、办学、外交等方面均有成绩,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这固然与他个人的修养、胆识、才干有关,但与李鸿章的识才和重用是分不开的。周馥入李鸿章幕府,改变了其一生的命运。两人能够结成如此密切长久之关系,一方面周馥为了报答李鸿章的知遇之恩,同时依附李鸿章以图发展,另一方面李鸿章欣赏周馥的办事能力,同时希望依靠同乡关系互为依靠庇护以巩固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海外中资企业公共外交实践的路径、成效与问题的评析——以越南中资企业为例

企业公共外交能力是衡量“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全球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但也是中资企业在提升跨国经营能力过程中所面临的“短板”。通过分析越南36家中资企业及其1025名越南员工的调研数据后发现,越南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的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对公共外交的认识不够深入,本土化经营程度不足、履行社会责任和企业对外传播效果欠佳等问题。越南中资企业亟待加深对公共外交的理解,找到企业经济行为与公共外交实践的最佳契合点,并学会借助新媒体丰富传播方式,强化传播效果,真正发挥中资企业在外维护国家利益、增强整体外交公信力、提升国家国际形象的重要作用。     

中日1871年立约述评

18 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是中日两国在近代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在订约及交涉过程中 ,李鸿章等人吸取过去与欧洲各国立约的经验教训 ,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面貌 ,反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于我不利的要求 ,积极维护国家利益。但传统儒家思想依然是李鸿章等人的主体思想 ,因而 1871年立约未能改变晚清外交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