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草——沉钟社艺术倾向之我见

浅草——沉钟社“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自从一九三五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作出这个论断后,五十年来,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说该社的艺术倾向是“为艺术而艺术”,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渐次升级的趋向。比如,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赵遐秋、曾庆瑞编,以下简称《小说史》)写道:“‘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鲁迅这个论断,除了时间误记,大体上是恰当的”。“他们对旧社会不满,又看不见出路,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影响,只想在文学艺术中讨生活,因而流入了‘为艺术而艺     

浅草-沉钟社的文化抉择与二元文学观

在对文学之本质、特征和功能的认识上,浅草—沉钟社均具有鲜明的二元倾向。这种二元文学观的形成根源于其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建立起来的以“人”为本的文化思想体系,因而具有必然性。当其从以自我为本位、鼓吹“爱己”的个性主义价值观出发、把自我觉醒的心灵本身作为表现对象时,必然会强调“为艺术而艺术”;而当其从以“爱人”为特征的人道主义伦理观出发去关注外在的客观世界时,也势必会形成“为人生而艺术”的倾向。这种二元文学观在理论上虽然显得不够圆熟,但在当时的时代语境和文学语境中却具有积极的意义。     

安定药不“安定”

“安定”,是一种多功能的镇静药,具有抗焦虑、肌松弛以及诱导睡眠等作用。近年来,安定广泛应用于情绪紧张、过分激动、焦虑、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焦虑性抑郁、恐惧症等,亦可用于精神病以及由情绪变化引起的十二指肠溃疡、肠痉挛、偏头痛、绝经期综合征、失眠、中枢及外周肌痉挛等。     

“篇不谋而合,辞不修而工”——杨万里文学创作论探讨

杨万里是南宋创作成就斐然的文学家,他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文学主张独具个性,自成一家。他在文学的创作方法上讲＂活法＂,强调＂活法＂的最高境界就是＂师法＂自然。本文主要探讨杨万里文学创作思想中对创作方法的思考。     

我叫“不紧张”

无论是社区工作还是社区交往，和人打交道是必然的，有人却因此而紧张。当你挺胸抬头、力图酷得像根青崭崭的小黄瓜的时候，红得像番茄的脸颊却完全出卖了你的紧张，更不要提汗湿的掌心和那颗跳得激动万分的心脏!     

困顿行者与不安定的灵魂——新文学中知识分子的漂泊流浪

漂泊流浪是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中国新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特别是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得比较鲜明的小说,几乎都写到了知识分子的漂泊流浪,展现了他们生活的困顿和灵魂的不安定。他们总有欲求,是最不安分的,同时又总感到失落,在行动上总是漂泊的,在精神上总是流浪的,在心理上总是具有无根的感觉。于是灵魂到处流浪,精神无所寄托。这也正是知识分子独具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心理。一部知识分子的形象史,就是知识分子漂泊流浪和寻找精神家园的历史。     

一个个性灵魂的张扬——论弥尔顿文学创作中的政治理性主张

真正称得上有质量的写作,总是贯注了对当下生活状态勇锐的质疑和批评,申明了对彼岸世界艰难的追寻和憧憬。弥尔顿就是这样一个写作者。他原本是一个有文学天才的诗人,但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国内外保皇派以来势凶猛的舆论谩骂共和国弑君犯上之时,弥尔顿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他的《为英国人民声辩》和《论出版自由》,表明了他是为人类一切自由而战的思想先驱和坚不可摧的革命者。     

论文学创作中的“疲劳现象”

<正> 文学创作有繁花盛开,姹紫嫣红的繁苏,也有“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的寂寞,即创作巅峰状态已经过去,而新的创作高潮尚未到来的低潮时期,我们把这种低潮现象叫做文学创作的“疲劳现象.”这对于文学创作的发展是无益的.本文想就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观原因作一些初浅的探讨.     

论两种“现代性”

对"现代性"的思考产生很大分歧及其解决方案的巨大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现代性"概念理解上的异质性.区分出这种异质性对理解"现代性"及其寻求解决现代文化危机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应该有两种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一种是广义的"现代性",另一种是狭义的"现代性".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实质上就是拓展"现代性"内涵,使其由狭义的"现代性"向广义的"现代性"延伸.     

论东晋顾恺之的“痴绝”

顾恺之是东晋著名的画家,世称“才绝”、“画绝”、“痴绝”。他的“痴”同他的人格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精神人格是与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人物才性、品藻标准等都密切相关。本文试从顾恺之的“痴”与两晋士人的“痴”入手,从魏晋人物品藻和时人风度来分析顾恺之的精神人格与魏晋士人的审姜风尚。     

论柏拉图的“灵魂观”

本文试图解读一直以来存在于柏拉图灵魂观中明显的矛盾来说明：柏拉图的灵魂观中不朽灵魂具有非常重要的形而上学意义和道德价值,实质上,这个不朽灵魂是一个逻辑在先的完整人格的价值预设。     

顾恺之的“痴绝”与“才绝”

以往学术界对顾恺之的研究，总是侧重于其绘画方面的杰出成就，而对其在书法、艺术理论及文学创作诸多方面的成就未加以深入研究。顾恺之能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拥有“画绝”这一美誉，就是由其“痴绝”和“才绝”的高深画外之功所决定的。因此，要想成为一代大师，就必须将自身的品格修养和文化修养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现代性视域中的“犹太人问题”——论青年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青年马克思以＂犹太人问题＂为切入点,揭示了现代性的双重逻辑,一方面现代性的政治革命使人从＂人的依赖性社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以主体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同一性逻辑＂却遭到犹太人这个异己因素活生生的否定,从而也暴露了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虚伪特征。青年马克思通过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同而不和＂与＂和而不同＂等范畴,洞察到了现代性解放逻辑的限度及悖论。他批判现代性的自由观,并提出了自己对自由的独到理解,他以独特的思维逻辑,开辟了现代性研究的新路向。     

“辞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辞源说"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楚辞,这是汉魏六朝时期常常与"诗源说"相提并论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有王逸,而对辞、赋渊源关系展开全面探讨的则是刘勰。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这种文体的形貌特征和艺术风格,以及赋的抒情性特征。因此,所谓"辞源说"就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的角度揭示出楚辞与赋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揭示出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     

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论李鸿章的“不沾不脱”原则

传统观点认为,19世纪60—90年代,清政府执行了一条凌乱不堪、顾此失彼的对朝政策,跨越了宗藩体制的樊篱,过多地干预了朝鲜的内部事务,带有了条约体制或殖民体制的成分。事实上,到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是清晰的,具体体现为李鸿章提出的不沾不脱原则。该原则是对清政府此前解析中朝宗藩关系模糊、含混的修补,是在新形势下对中朝交往准则的诠释,是向世界宣布中朝宗藩关系的宣言书,是李鸿章外交智慧、外交手段的体现,是对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的崭新诠释,是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它突破了传统朝贡体制的樊篱,成为东亚地区特定时空之下的国际准则。只有如此理解,才能顺理成章地解读1882—1895年间,李鸿章、清政府在朝鲜所有举措的历史合理性。     

“沈”、“沉”源流小考

阅读一些古代典籍时我们会发现在表示“沉没”意义时“沉”字和“沈”字经常混用。“沈”和“沉”是一组异体字的关系。所谓异体字就是彼此音义相同但是形体不同的字。异体字的使用常会造成文字使用的复杂、混乱的现象,然而在汉字实际应用中,汉字使用的经济性和明确性原则又会制约并影响着异体字的发展。本文试通过分析“沈”“沉”二字的起源及两者关系的发展变化,力图从中理出汉字发展演变的一些脉络。“沈”字起源比“沉”字早,在甲骨文就已出现,字形为、、、等。罗振玉先生说:“此象沉牛于水中。殆即貍沈之沈字,此为本字。周礼作沉,乃借字也。”此说甚是准确。对这些甲骨文字形分析我们可知,字形外面的两条线是甲骨文少了表示河水的点的“川”字,用以表示河的两岸,中间则象是或正或倒的“牛”、“羊”之类的祭牲的象形字,整个甲骨文象将祭祀用的牲畜沉入水中之形。这一解释还可以在甲骨文卜辞中找到依据。如:“尞于河三,沈三,俎一”(《合.三三九》)②“使人于河,沈三羊,三牛。”(《粹.三六》)③壬子贞:其求來于河,尞三,沈三,俎牢。(掇二.四零四)古人最重祭祀,从上述卜辞中可以看出,“沈”为用牲之法,而且都是出现在祭“河”上。“沈”应该是古人以牲祭祀川泽的仪式...     

论“霍桑探案”的现代性想象

中国现代侦探小说有着很明显的本土意识,它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变革中的民国司法和社会生态休戚与共,其消遣文学的表象背后承载了多重严肃的创作诉求。程小青笔下的私家侦探霍桑显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霍桑探案"普及科学理性认识论,将小说引向法治中国的现代性方向,直面社会现实,书写底层苦难,反思法治与道德的情理困境,寻求政治内容的民间表达,并在科学理性基础上,强调儒家传统的道德人格主义。小说中涉及的侦查技术与彼时司法水平相吻合,案件与制裁具有现实性和批判性,反映出民国通俗文人的司法理想和法律意识,以及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良好愿望。     

奥古斯丁的“记号论”及其现代性

本文联系古希腊哲学家对"名称"的讨论,从奥古斯丁的相关论述入手,探讨了奥古斯丁记号论的现代涵义.奥古斯丁以前的哲学家没有专门讨论记号,只在讨论名称时曾论及记号或符号.奥古斯丁则对记号作了系统地探讨.他给记号下了定义,阐明了记号的本质,并揭示了记号的作用.奥古斯丁是西方符号学的先驱,他的"记号论"属于语义学研究,他的观点启发了一批对现代符号学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现代西方哲学家.     

论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及其对我国现代性的启示——从“单一的现代性”说起

作为当代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之一,詹姆逊的文化理论中始终保持着深切的人道关怀,通过密切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新动向,追踪全球化带来的文化领域的新变化,他揭示了后现代多元化的表象下所掩盖的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新殖民主义的事实,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要警惕西方现代化霸权和现代性话语的蒙蔽,要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至少保持文化上的独立和清醒。这对我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