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业标识的构造与规制--兼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5条第2款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5条第2款有关商业标识的部分应当删去其中的“商品形状”、“企业集团”、“域名主体部分”、“网页”以及“频道节目栏目的名称、标识”等表述,并将“姓名、笔名、艺名”修改为“人格符号”,以期明确对商业标识这一概念的界定。     

《合同法》第42条立法异议——兼论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之本旨在于解决合同订立阶段,合同因当事人一方的过失致不能成立或无效时,有过失的一方应否就他方当事人及因信赖合同成立而遭受的损失负赔偿责任的问题.我国<合同法>第 42条对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从文义上分析,重在禁止订立合同时的欺诈行为,易使人产生误解,不利于法律适用.在立法模式选择上,亦有可商榷之处,应采单一法律原则模式.     

影视作品部分权利人的权利救济--兼评我国《著作权法送审稿》第十七条之规定

近些年来,影视作品权利人权利被侵害案件不断增多,因为影视作品署名的多样性与授权关系的复杂性致使部分权利人的权利救济遇到很多的困惑,由此不断涌现新的法律适用问题。通过实践案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演变,在影视作品部分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在遇到作品被侵害时,权利人之一或被委托人可以就侵权行为主张经济损害赔偿。     

立法保留范围之规范解释——兼论《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的修改

立法保留的问题核心是其范围问题。《立法法》第八条和第九条存在文义模糊与解释困难。形式上,立法保留在《立法法》上的规范依据是第九条的"但书",但若将立法作为义务确立为立法保留的核心意义,则立法保留在《立法法》上的规范依据就不仅是第九条的"但书",还包括第八条。《立法法》规定立法保留的事项范围,旨在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但通过规范解释显示出《立法法》对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作为义务的"谨慎"态度。依宪法有关规定及宪法法理分析,建议未来修改《立法法》时,对"专属立法权"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将第八条中的"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进行修改,明确区分两类立法作为义务,并对第九条的"但书"进行修改。     

新中国60年社会保险立法的回顾与展望——兼评《社会保险法（草案）》的立法模式

新中国劳动保险立法采取"诸险合一"的制度安排持续了40年之久.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保险制度走上了"五险分立"的改革之路.中国社会保险立法自20世纪90年代启动以来,采取何种立法模式一直存在争议,而今历经14年之久,<社会保险法(草案)>终于进入了审议阶段.草案采取了综合立法模式,但在审议过程中却遭遇了"授权性规定过多"的责难.为今之计,应采取统分结合的立法模式,首先制定社会保险基准法,然后再分别制定各项社会保险单行法,最终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险制度.     

论我国《著作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重构——以“非交互式”网络传播为视角

在我国著作权法财产权利体系中,"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都是控制在不转移作品中的有形物质载体的所有权或占有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手段远程传播作品的行为。二者结合原本应当覆盖经由一切技术手段进行的"交互式"和"非交互式"远程传播行为,但是,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上,二者的衔接却存在着缺陷。这种缺陷使得"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无法对我国著作权法中明确列举的各项财产权利进行调整。司法实践中,适用兜底条款进行规制的做法本身存在严重弊端,只能作为权宜之计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对上述两项专有权利进行重构。在可能的三种选择方案中,扩张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权"的定义使其能够控制各种"非交互式"传播行为是最佳方案。     

论宪政视野中的上访权——兼析《信访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

当今中国面临的“上访洪峰”,引发了学者间对传统信访制度的存废之辩。上访权是宪法权利——表达自由权的实施方式。依据当代中国国情,上访权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因此,上访权利不容压制和废弃。     

论民事诉讼失权制度的正当性——兼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10条

自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出台以来,其创立的证据失权制度就倍受质疑,直接导致人们对该制度是否具有正义性产生怀疑.一般认为,诉讼中的失权是为加速诉讼进行而设立的制度,旨在提高效率;由于失权可能产生损害实体公正的严重后果,那么该制度的设立是否还具有正当性呢？诉讼中的失权制度,能够实现当事人适时裁判请求权,保障当事人诉讼平等,维护诉讼的顺畅与程序的安定,其设立具有正当性依据.     

美国版权法中法定许可制度的审视——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相关条款的修订

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是我国当下《著作权法》修订过程中颇有争议的热点问题,主要涉及对音乐作品版权人的权利限制和法定费率的规定两个核心因素。作为这一制度的发源国,美国于1909年颁布《版权法》115条,确立法定许可制度,既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也包含了版权法的普世精神。借鉴美国法定许可制度百年来的改革历程,我国《著作权法》应该深入探讨法定许可制度建立的可行性,不宜因社会公众的一些误读而简单拒绝。     

私法自治视域下的表演者权保护——兼评我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

作为一种私权,表演者权法律保护从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理应全面体现私法自治精神。表演者权法定主义原则领域属于私法自治的禁区,新的表演者利益关系类型化、职务表演者权利保护、视听表演者权利保护等领域应为私法自治的张扬空间。透视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私法自治的灵魂在表演者权修法部分得以充分贯彻,符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精神。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专利权审查义务——兼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63条第1、2款

2015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正式公开,其中第63条,尤其是第1款和第2款引起广泛关注,在这之前,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具有专利权审查义务的疑问似乎从中已经得到答案,可以说这是专利法发展进程中不小的进步.遗憾的是,该条款直接模仿《侵权责任法》第36条之规定,使其还不能完全适应专利权保护的特殊环境,当中仍有大量细节值得推敲.条文里,“网络服务提供者”到底指的是什么,“专利权审查义务”局限性是什么,确立的“通知—删除”规则在专利权侵权投诉中又该如何使用,都直接关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以及如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审慎思量.     

论我国立法监督制度中的附带性审查——兼析《立法法》关于立法监督之规定

单纯由国家权力机关承担立法监督职责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只有把立法机关的抽象性审查同人民法院的附带性审查结合起来 ,才可能使立法监督工作真正落到实处。附带性审查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 ,而且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大量存在。为了使其更为有效地运转 ,附带性审查应当采用级别管辖的原则 ,同时应当具备附带性、非终局性、审查范围有限性的特征。《立法法》关于立法监督的规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仍有值得改进之处。     

论受托人的委托权——兼评我国《信托法》第30条

传统信托法要求受托人必须亲自管理信托事务,此即"不得代理规则".现代信托法突破了这一僵硬规则赋予受托人以委托权.就两大法系比较而言,尽管在责任承担问题上,二者都采取的是过失责任原则,但在前提条件之设置上,两大法系有一定的差异.我国信托法在委托权行使之前提条件的设置上较为科学,但在费用负担、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应该予以修正.     

《侵权责任法》第41—43条的立法问题——立法错误导致“过错责任说”

1993年《产品质量法》对产品责任的规定存在立法错误,2000年没有改正;2009年制定《侵权责任法》时几乎是复制了《产品质量法》的相关条文,对其中的立法错误失察未见。《侵权责任法》第41—43条规定了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产品责任以及二者对被侵权人的产品责任,分别称为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由于存在立法错误导致这两个方面的规定都有问题。对第42条所规定的销售者的侵权责任（产品责任）存在争议,究其原因主要也是立法错误所致。     

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86条

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应当定性为法定抵押权 ,该权利成立时间为建设工程合同成立之时 ,但行使该项权利还须具备承包人已按合同约定履行全部合同义务这一条件。此权利优先于一般抵押权 ,但在与预售商品房请求权发生冲突时 ,应不允许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承包人向法院申请拍卖建设工程不以提起诉讼为前提 ,应当准许直接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程序。     

论间接代理委托人介入权的行使 ——兼谈《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的完善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关于委托人介入权的权利范围、行使条件和例外的规定比较粗糙。以比较法为视角特别是借鉴英美法系的经验,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是,由于丧失偿债能力或由于第三方原因致使不能向委托人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为避免委托人滥用介入权,委托人只能行使代理人代表本人从第三方取得的权利。此外,如果介入权的行使与代理人与第三方所订契约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或者严重损害第三方利益的其他情形时,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     

知情同意——病人的权利与立法——兼谈对《执业医师法》第26、37条的修改

目的探讨我国病人的知情同意权立法状况.方法分析了病人知情同意权的内涵、性质、行使形式.结果我国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尚未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结论建议修订<执业医师法>,加快制定包括知情同意权在内的病人权利法,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病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