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思想与明代徽州女子生活

以文公阙里的徽州为研究模本,从徽州女子所受的教育入手,试图从中寻找礼学这一儒家传统思想浸透民间生活的历史轨迹,以求对明代徽州女子的生活状态做以下根源性的探讨。以应用伦理学的观点．去发现古代伦理观中有超时代意义的思想,古为今用,对创建新的社会核心伦理价值观有所借鉴。     

明清徽州礼学生态考述

明清徽州作为宗法家族制地域社会,“村无稗俗,家存礼让”,素有“东南邹鲁”之誉。不仅有乡邦先贤朱子《家礼》的在地化施行,使其成为近世中国颇为典范的“礼仪之邦”,而且还有一大批徽州学者致力于经典礼书的考证与阐释,对于传统礼学的发展及乡规民约的转型与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明清礼学生态的考述,可以从中窥见地域礼学发展的世俗化和实用性,同时也彰显出时代学术由“理学”到“礼学”的思想嬗变与历史演进。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的继承与变革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十分重视,认为《家礼》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是宗族礼仪一部新的重要经典。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关于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不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礼仪规定进行了重大变革。     

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朱熹《家礼》刊本考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1130-1200)所著《家礼》一书的原稿本在草成后未及付梓即被窃去,朱子易箦时,原稿本的誊录本始出。门人后学据原稿本分别刊刻广州本、余杭本、临漳本、潮州本、萍乡本等,均佚。传世的刊本中,依通、冠、婚、丧、祭礼的编排体例,可分为不分卷本、四卷本、五卷本、八卷本、十卷本。其中仅存的两种宋本为五卷本系统中的宋刻杨注附图本(又称钞配本)以及十卷本系统中的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的纂图集注本(简称集注本)。论其臧否,以宋刻为善,元本、抄本、明本皆从宋本而出。集注本中的《家礼叙》为朱熹亲笔手书,仅凭此一点,便可平息自明代以来对《家礼》是否为朱熹所著的所有学术论争。     

儒礼之宗教意涵——以朱子《家礼》为中心

朱熹不仅是一位强于思辨的哲学家,他也十分关心儒家思想在实践层面的具体表达及其社会教化功能,而且是个既虔敬而富有宗教热诚的儒者.他认为上古的礼仪已经太陈旧了,并且也太繁琐,需要加以适当的改革和简化,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生活.一方面,他通过补充及更新材料,编辑了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论著--<仪礼经传通解>[1].另一方面,他将原属上层社会的儒家礼仪世俗化和平民化,推广至民间,编成<家礼>一书,成为后世最简明的冠礼、婚礼、葬礼、祭礼实用手册.通观整部<家礼>,祠堂及祖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祭祖只是其表现方式之一而已.朱子编修这本<家礼>,希望能培养人对祖先"爱敬"、"崇爱敬"、有"谨终追远之心"、"报本反始之心",这些都可说是一种宗教情怀,但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祖先崇拜.     

清代徽州女性葬礼程序与性别伦理

葬礼是最复杂烦琐,也最受重视的一种礼仪,男女皆然.传统礼制和学界的以往研究,均很少涉及普通百姓尤其是女性的葬礼,而从清代徽州文书中可以看到女性葬礼的大致过程.与国家礼制规定相比,清代徽州女性的葬礼程序有所简化和改变,遵循着传统文化中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原则.     

从朱子《家礼》到日用类书

借助于朱熹《家礼》之类的文本,历史学家对宋代社会生活诸层面做了细致描述,不过,《家礼》中虽有对时俗的描写,也有相当部分内容只是书写者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设定,而非宋代已发生的事实。在宋代,虽有少量士人据《家礼》来指导日常之礼,但这一时期的实践者多为服膺朱学者的自觉,他们的演礼活动是用以反观儒学天理、人事的知识验证。另外,他们还在各地刊刻《家礼》,并以注释、附图等方式系统考订与完善礼书,这些纯学术化的知识方式,对加深礼书的理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日用类书改编、借用了宋代家礼书写者所订立的礼文,将纯学术化的知识以通俗的方式钞编进入实用型的类书之中,使之成为民间日用知识体系的其中一种,广为流传,并最终为《家礼》成为民间通用礼作了重要铺垫。     

《礼书纲目》与江永学术

《礼书纲目》是江永卷帙最大的著述,其编撰对江氏学术产生深远影响。《纲目》完撰后,江氏以相同体例续编《近思录集注》《四书典林》《四书古人典林》等理学、制举用书。其礼书编撰对律吕、历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后来相关研究奠下基础。江氏研究对朱子学术的批判继承,以及专门考证,表示着学术的转向。江永后期转向礼学考证,多以札记形式进行专题研究,批朱崇郑。这一转变萌生于《纲目》编撰,和清初学术由博转精的历程一致。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不同命运探源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成书后各自的命运迥异。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上内容和仪节编排的不同;内容上所载礼仪的倾向性和多寡不同;特点上前者多从古,反对民俗,且极奢侈,而后者则多从今,一定程度上顺从民俗,且很俭约;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前者基本表现在著述上,而后者则对士庶生活、著述及东亚部分地区均有影响。     

明清徽商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的现象及原因分析

高度重视家庭教育,是明清徽商家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重视不仅深深植根于明清徽商及家人的思想意识中,而且在其日常行为中也有种种表现。他们之所以特别看重对家庭子弟的教育,既与当时统治阶级的倡导和推广、徽州地区社会舆论的推崇密切相关,更重要的则是与他们“亢身亢宗”的教育动机紧密相联。     

明清徽州妇女对徽州商业的贡献

明清徽州地狭人稠,生存危机,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下,大批男子出外经商寻求生计,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徽商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徽州妇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起始阶段,她们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鼓励家人经商致富,并捐献妆奁,变卖田产,设法筹措扩充经商资本。在男性出外经商期间,徽州妇女辛苦持家,守身如玉,为其提供可靠的后方保障。她们还辛苦纺纱织布,采茶制茶,为徽商提供销往各地的日用商品。在特殊情况下,她们甚至走进市场,亲自经营,以维护家族商业的持续繁荣。明清徽州妇女对商业活动的广泛参与,在促成徽州商业总体辉煌的同时,也为女性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空间。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清徽州粮食问题研究

由于地理条件所限,明清以来徽州大米产量难以维持自食,当地的食物结构中,常以五谷杂粮佐食,灾荒期间,辅以各种救荒食物,故而外界的粮食输入对于维持徽州的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徽州地区主要经新安江、饶河从浙江、江西运进粮食,再通过境内短途粮食水运网或肩挑背扛的方式转销到山间乡闾,水陆交汇处往往形成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在崇祯九年大旱背景下,米市存在着冒领、强买、择人而卖等诸多混乱之处,而关于交易过程、脚夫、船户、牙行、米商的规定,和官府籴买缓解米荒、保护米船、平抑物价等措施又显示了明末政府在协调市场方面的调控力。     

明清徽州节烈妇女的宗教信仰

明清徽州社会对佛教和道教是比较排斥的,但佛教教义对妇女却特别有吸引力。明清徽州大量的节烈妇女,过着一种极为幽闭的生活,必然要寻求一种精神的寄托。她们信仰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其形式以在家吃斋、诵经、奉佛为多,也有入寺烧香及出家为尼的。她们信仰宗教的动机包括消弭痛苦、抵抗逼嫁、祈福禳灾及寄托来世等。她们正是通过对宗教的信仰来抚慰失去亲人的创伤,祈求未来的平安,从而达到自我心灵的安慰。     

浅论明清徽州的宗族办学活动

明清时期徽州教育非常发达,这是徽州强大的宗族势力重视教育的结果。宗族主要靠兴办族塾、书院和文会等各种类型的学校培养子弟。此外,宗族还重视延聘名师,资助族内贫寒子弟。这些措施是明清时期徽州一府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的重要保证。     

明清时期湖南佛教造像的程式仪轨解析

位于长江流域中游地区的湖南,其佛教造像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特色非常突出.文章以明清时期湖南地区的佛教造像为研究对象,从造像形制、造像的组合与一般供设程式、佛装类型及纹饰的基本特征四个方面,分析其程式仪轨与传统的汉地佛教造像的不同之处,进而揭示出明清时期湖南的区域宗教文化现象.     

明清徽州合同契约与民间合约关系

传统合同是在原始契约——"判书"使用了很久之后出现的。遗存的徽州合同契约从性质上可分为"议约合同"和"禁约合同"两种主要类型。明清时期,合同契约广泛存在于徽州民间社会,并成为调节基层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明清徽州民间合约关系的存在具有深厚的社会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