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问题的诠释学结构分析

网络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互联网是网络谣言赖以生存的媒介和平台.在这一虚拟化的网络平台中,相较于传统口口相传的谣言传播形式,网络谣言呈现出“文本化”和作者原意隐退的双重诠释学特质,从而引发了网络谣言的核心问题——理解问题.同时造谣者对网民“前见”的熟知和加以利用、网民与网络谣言“文本”之间存在的客观时间间距,是网民对网络谣言进行深度诠释的核心要素和基础条件.因此,网络谣言所造成的现实困境实际是一个诠释困境.可以从网络谣言“文本”本身直接下手正本清源,化解网民不合理的“前见”,以及注重网络谣言形成和传播过程中“他者”的监控等三个方面人手,消除网络谣言,创造和谐、健康、民主的网络环境.     

试论网络谣言的一般特征及治理机制

从网络本身的开放性、社会结构的转变、社会信息管理方式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衍生问题、网民整体素质较低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网络谣言出现的原因.结合网络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薛满子”等网络“大V”制造谣言的实例,分析了网络谣言的一般特征,表现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破坏性强等.提出了对网络谣言治理的具体建议：要依靠健全的法律体系、不断创新社会信息管理方式、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提高网民素质等方式,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信息传播环境.     

微博谣言对人们决策与判断的影响及法律应对

微博谣言指的是以微博为媒介,内容则缺乏事实证实,或者是扭曲事实,或者是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是已经被官方辟谣却在群众之间传播的各种信息。微博谣言具有极为鲜明的特征：首先,微博的字数的限制有利于发布者将谣言伪装成为客观事实;第二,微博谣言的生命周期在多中心的原因下得到大大延长;第三,微博谣言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政府和公共往往极易陷入“塔西佗陷阱”。以法律视角,应对微博谣言应该从司法人员具体操作和信息公开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对于谣言的判断应以“内容”而非“行为”为标准,另一方面政府及相关企事业单位要做好信息公开,向公众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让信息更加透明化。     

微博谣言及其治理

微博谣言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微博的虚拟性为微博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前提条件,微博的隐蔽性使发布谣言的责任主体难以确定,微博的互动性使微博谣言的传播范围更广。性质瓶颈的“谣”化,主体瓶颈的“谣”化,心理瓶颈的“谣”化,类别瓶颈的“谣”化,反映出中国网络法制不完善、公民法律意识淡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了有效推进微博的健康发展,对微博谣言进行法治规范和综合治理是十分必要的。     

内涵及法益重塑视角下再论网络谣言的刑法治理

我国《刑法》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主要体现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等专门罪名的适用,这些罪名中“虚假信息”这一法条用语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视角下与网络谣言同义,但网络谣言的内涵有未经证实性说和虚假性说之分,前者有内在缺陷并将引发诸多法治和社会问题而应被摒弃,应采用后者解释“虚假信息”这一法条用语并以此重塑网络谣言的内涵,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采取配套措施予以保障。作为替代措施,公安机关可在谨慎、保守的前提下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未经证实的信息认定为网络谣言而对行为人进行治安处罚。可根据虚假性说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法益重塑为公众对特定公共事件的真相知情权,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法益重塑为公众对恐怖事件的真相知情权和精神安宁权。以此方式可进一步在网络谣言领域实现刑法治理的法治化和合理化。     

“人肉搜索”的法理思考

"人肉搜索"作为一种网络新兴事物与现象,根据其对象和涉及事件类型的不同,可分为公众人物涉公事件型、非公众人物涉公事件型、公众人物涉私事件型和非公众人物涉私事件型四种类型.从法律角度而言,四类"人肉搜索"对个人隐私的侵入程度,呈依次递增趋势.同时,"人肉搜索"事件中涉及的网络信息发布者、网络信息传播者、网站三方,各主体责任也有所不同.     

旅游目的地形象类型对游客情绪唤醒和拥护的影响 ——谣言和个体涉入的调节作用

基于心理图像理论及SOR理论,对两种旅游目的地形象（朴素形象与再评价形象）的差异性进行检验,并研究了游客的情绪唤醒在旅游目的地形象类型和拥护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谣言和游客对谣言的个体涉入程度在旅游目的地形象类型对情绪唤醒影响中的潜在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朴素形象和再评价形象存在显著差异,再评价形象对情绪唤醒和游客拥护具有更积极的作用;情绪唤醒在旅游目的地形象类型对拥护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无论谣言存在与否,情绪唤醒在旅游目的地形象类型和拥护之间都起部分中介作用;谣言弱化了再评价形象对情绪唤醒的积极影响;游客对谣言的个体涉入程度越低,其对再评价形象的情绪唤醒影响越大,反之,个体涉入程度越高,这种影响越弱。     

网络谣言场域中的话语协商——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7·23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催生了大量的网络谣言,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谣言场域建构的过程,政府、媒体、受众在这一场域中展开话语协商.大众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既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网络谣言的“介入者”,其介入行为对网络谣言产生了相反的双重作用,这是大众媒介扮演的多重角色导致的结果;网络谣言的受众参与行为包括了传谣和辟谣行为,其共同点在于试图以谣言为话语来解答问题争取权利;政府在事故解决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成了网络谣言爆发的导火索,然而,政府又针对网络谣言给民众进行了“预防接种”,并成功设置了“安全阀”,维护了整体的社会稳定.     

网络反腐事件曝光者的心理动机解析

近年来,网络反腐已成为我国体制内反腐的重要补充力量,公民利用互联网成功使腐败官员落马的事件屡屡发生。而网络反腐事件的发生始于掌握涉腐信息的有关人员将相关信息在网上曝光,这种曝光行为对于网络反腐非常重要。目前,我国公民普遍存在痛恨腐败心理,一部分人还存在仇官心理,公民意识日益觉醒。在此社会心理基础上,引起涉腐信息掌握者通过互联网曝光有关信息的心理动机主要包括个人事业型、路见不平型、维权伸冤型、报复泄恨型、猎异好事型、内讧竞争型等六种型。而不同的心理动机将带来不同的反腐效果,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之与我国既有的反腐败体系有效对接,从而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互联网+民族团结”的实践现状和路径优化——兼谈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置身于网络空间场域,“互联网+民族团结”实践突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漫灌输出、强规则、低互动等功能桎梏,成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以“基地”教育型、“创建”教育型和“技术”教育型等“互联网+民族团结”的实践类型为逻辑起点,梳理分析“互联网+民族团结”实践面临的互联网区域发展非均衡性、网络民族团结宣传内容同质性、网络场域高地竞争力较弱、涉民族因素网络舆情突发性等局限,从技术治理层面的智能化、个性化、可控化等维度破局,为有效解决“互联网+民族团结”实践的技术理性问题提供思路。针对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离散性问题,一是要明确智能搭建民族团结教育的区域大数据平台的推行主体,二是要明确算法推荐技术应用的个性化导向作用,三是要合理引导社会网络传播中心化的发展进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性。     

你的态度,决定谣言出路

很多谣言,都是植根于人性的弱点.有网友曾总结“科学类”谣言流布的要素:内容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把真常识和假信息一锅烩,标题中还要带上“警惕”“一定要看”“转给你的家人”等等“刺激”的语汇.其实,那些政治谣言、社会谣言,也往往采用同样伎俩.正因其半真半假、危言耸听,所以一些人在难辨真假的情况下,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态分享转发,无意中成了谣言的传播者.     

回环型复合词结构探析

本文探讨了汉语中一种“可回环”的复合词到底是词还是短语。汉语中有一种复合词是可以“回环”的,即0VS型和VOS型,它们都是合法的结构,如“谣言制造者”和“制造谣言者”。本文认为,0VS型是真正的复合词,如“谣言制造者”,而VOS型则是介于短语和复合词之间的“过渡”成分,如“制造谣言者”。     

网民与网络谣言治理

当前形势下,净化网络空间、治理网络谣言不仅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日益成熟的网民来说,也理应成为一种责任和担当。相信群众的智慧、依靠群众的力量、调动群众的自觉性与责任感,才能让网络谣言无处生根。     

大数据时代网络谣言参与心理分析与管控策略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移动互联设备在方便人们发布与获取信息的同时,也促进网络谣言的产生与传播.网络谣言的传播给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带来极大危害.通过研究大数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及其变化,分析网络谣言参与者的心理机制及其"自我合理化"的心理,提出大数据时代网络谣言的管控策略,为政府做好舆论疏通和引导提供参考.     

微时代网络涉腐舆情引导研究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通信设施与软件的普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在舆论监督与引导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网络涉腐舆情日益成为微时代廉政舆论生态的晴雨表,因此,在微时代加强网络涉腐舆情引导很有必要。网民数量倍增、政务信息公开、移动终端网络互动、官民廉政微舆论场融合,这些都为微时代网络涉腐舆情引导提供了新机遇。与此同时,网络语言暴力、新媒体用户异质性、网络政治谣言、无序"人肉搜索"等,又给新时期网络涉腐舆情引导带来了挑战。在推进政治新常态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网络涉腐舆情引导规律,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网络涉腐舆情引导的针对性、有效性与科学性。     

论网络谣言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在信息平民化的现代社会中,敏感性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风险源之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只会妨碍人们对它的正确理解,无法揭示谣言信息传播的社会机制,不利于人们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来规避、化解谣言。基于此,需要首先明确界定网络谣言的内涵与外延,指出其具有遮蔽事实与揭示真相的双重可能。进而分别从谣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角度分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群体动机,认为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是网络谣言传播、繁衍和选择的社会机制。最后,针对治理网络谣言的"寒蝉效应"困境,应该正确处理网络谣言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依法处置危害严重的网络造谣者,切实打通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鸿沟,最终避免群体性、危害性网络谣言事件的发生。     

新政新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布举报电话：12377 自4月下旬以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先后部署开展整治网络谣言、集中清理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三类信息、净化暑期网络环境等专项行动，现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分析及控制策略

网络谣言几乎与群体性突发事件如影随形,贯穿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全过程,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孕育、发生、演变甚至结束都起着重要的影响。纵观近年来处置网络谣言危机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在应对网络谣言时缺乏敏感度和预警性,缺乏舆论引导的积极性、主动性,缺乏总结反恩和持续关注,不仅影响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顺利解决,甚至是激化了矛盾,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因此,政府部门必须针对网络谣言在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网络谣言控制策略,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控制。     

互联网对当代大学教育的影响

网络为高校德育教育开辟了新的空间,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能力,但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易使人成瘾,损害身心,大学生要保持清醒头脑,以在网络中不不迷失自我。     

“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一种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随着媒介革命的纵深发展,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了“微时代”。与之相应的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使得网络成为媒体危机甚至诸多突发事件恶化的媒介,导致社会风险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网络谣言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在义愤心理、信息流瀑、从众效应、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的作用下,本身即形成了一定的自我强化机制。因此,针对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新常态,必须强化网络社会制度规范,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模式,切实提高网络谣言的治理能力,发挥网络积极正面的功能,使之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