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媒介的转型与发展

文化记忆作为一种与社会、媒介和文化情境紧密相连的动态构造，彰显了人类记忆的社会化维度。在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的生成与建构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格雷马斯矩阵被巧妙地应用于这一知识场域中剖析文化记忆构建机制，揭示了媒介作为构建文化记忆中最活跃变量的核心地位。随着文化内容从物理形态到数字化传播和存储的转变，以“仪式”和博物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记忆媒介经历了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转型，旧媒介为文化记忆提供稳固且权威的依托。新的媒介形式引领文化传播的创新，作为象征性与商品性并存的记忆媒介的文化创意产业对文化资源的再生产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储存方式，该方式以其普适化的传播样貌所形成的某种暗示构建起文化记忆的全新图景；兼顾官方记忆与大众记忆平行书写的新媒介给文化记忆的书写方式带来颠覆性的革新，它不断丰富着文化记忆的构建模式，使之获得一种更为大众化、更加多元化的表述空间，进而推动和强化了官方与大众记忆之间极高的流通与互动性，促进了多元解读视角的形成。但同时，在文化记忆媒介演化的进程中所产生的虚假记忆、信息过载、数字鸿沟和数字伦理等一系列新问题，也成为亟待深入探讨和解决的知识命题。     

媒介文化互动传播与地域文化交流——东北地区地域文化的大众媒介传播

大众媒介在地域文化的交流和整合活动中,构建了新的地域文化交流观,将不同区域的文化关系放在文化意义和文化功能的互动框架中加以认识和阐释。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大众媒介的文化传播,既是文化新变的推动机制,同时其自身也成为文化新变的组成部分。媒介文化作为大众媒介传播活动的文化成果,以特有的文化力量建构地域文化新的生长因素。东北地区在地域文化的发展中,应积极发掘大众传媒区域间互动传播的文化潜力,在媒介文化的推助下,构建东北地区地域文化交流新的发展格局。     

文化交融历程中的媒介互动互补

信息技术极大地加快了传播的速度,而相互传播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经济状态和人文观念。电子媒介使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便捷、多样与全面。广袤的地球缩变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在争先恐后地奋进、碰撞与交流。在这种众多民族文化融汇与交流的发展过程中,图书、报刊、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媒介都是重要的沟通渠道,这些媒介积极推动着文化交流的速度与深度,文化的多元交流与融汇也反过来促进着媒介的互动互补与不断革新。在多种媒体并存、竞争的时代,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图书、报刊、广播、影视、互联网作为信息的几大载体,开始逐渐改变自己的媒体形态,从以前的割裂、分离状态,逐渐走向互动、整合、甚至是融合互补。这种以编辑为主导的多种媒介的互动互补既很好地以各种渠道传播了文化,又大力助推了出版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全球化形势下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创新。     

论媒介系统与身体之关系——基于A·哈特的“媒介系统论”

［摘要］不同的媒介系统与身体形成了不同的关系,传播与身体不同的关系又构建出不同的媒介系统,作为主体的身体自始至终影响着媒介的技术、形态以及传播方式,身体及其功能在传播中的体现决定了媒介的特质与内涵;同时,媒介的发展又反作用于身体,形成了特殊的媒介身体文化。     

残障群体的媒介呈现与形象建构——以短视频平台场域中的残障博主为视角

短视频平台场域中残障博主的出现，拓展了残障群体网络媒介可见性空间。残障博主通过对传统话语的延续、主流话语的回应和新型残障话语的实践在互联网空间中建构了丰富的残障群体媒介形象，也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对抗残障刻板印象的媒介话语，不仅回应了残障群体之前被媒介边缘化、他者化、污名化的现象，而且还在与媒介化社会实践的互动中进行着残障文化表征的重塑。与之同时，残障博主在媒介呈现过程中也存在被消解和被同构的问题。     

媒介文化视域下当代电影明星形象、影迷/粉丝身份的演变

"媒介文化"概念关注文化与传播媒介的相互关联,提供了打破二者界限的研究思维,重视媒介对文化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形成的决定作用。文章在"媒介文化"的视域下梳理当代中国电影明星、影迷/粉丝的发展及相互作用所建构的文化景观。传统媒体主导明星形象的建构,影迷作为媒介信息和明星文化的客体存在;新媒体时代,明星与粉丝文化的互动同构与身份认同。将从当代传统媒体时期和新媒体时期分别探究明星、影迷/粉丝在媒介话语作用下呈现的文化形式和内涵。     

网络与比较文学媒介学研究的新空间

比较文学媒介学研究范式伴随着对媒介本质意义的再思索而变化,网络时代对媒介重塑了人的时空感知方式的认同与受众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使媒介学研究范式发生了由"作者-文本"向"文本-话语"的转变.网络发挥着建构比较文学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但在精神文化生态失衡的大众传媒时代,网络在打破精英塑造神话的同时,也无法抵制文化消费主义浪潮的侵袭.网络对比较文学生态话语整合与解构的矛盾,给比较文学媒介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四川客家文化品牌传播及媒介策略——以成都东山客家文化为例

客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各国文化大融合的今天,利用客家文化来沟通国内外的联系,不失为一条便捷的通道.目前,东山客家文化在政府的大力弘扬和打造下.开始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并成为四川文化产业的一个强势亮点.而媒介作为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对文化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东山客家文化为例,就四川客家文化媒介传播状况以及媒介传播策略提出一些建议与思考.     

大众媒介下乡与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变迁

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的调试与改造是国家重塑乡村社会以期实现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个人主体性建构要素,私人生活在传统农村社会的结构形态及其文化模式下往往隐而不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村社会改造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如何使私人生活从农村青年的传统关系网络剥离,并将其纳入国家管理变得愈加重要。在建构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的诸多要素中,大众媒介扮演着关键角色。早期大众媒介多以权力中介化的角色与功能而存在,随着大众媒介日渐嵌入农村青年日常生活与交往场景,媒介化成为大众媒介影响青年私人生活的核心机制。正是这个过程使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实践经验及其意识发生变化,同时改变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关系。     

媒介方式与写作自我的建构

为了探究不同传播媒介对写作主体自我建构的作用,从传播的角度进行分析阐释,认为媒介方式决定了写作自我建构的方式,传播媒介的发展变化使写作自我随着语境的不同而一再被重塑,媒介不仅以工具功能在自我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以其所增长的文化功能给自我建构以影响,写作者必须建立解读媒介方式与内容的思辨模式,超越传播媒介的局限,以确立写作自我的主体地位。     

故宫建筑的媒介功能分析

根据Mcluhan的媒介理论,建筑物作为一种媒介,是人类表现自我的一种延伸,能影响并重塑人类群体生活模式。故宫建筑自身成为一个媒介,传递着维护皇权统治之下的社会格局的信息。它体现并实施皇权统治模式,是建构和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手段。故宫建筑的视觉效应影响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心理,其空间布局具有行为规范效应。故宫建筑作为一种宏大背景,突出了统治者的中心形象。     

清宫书画鉴藏、佚存与研究述评

清代宫廷书画收藏在乾隆朝蔚为大观,为前朝各代所不及。清宫珍藏书画虽然有所散逸和损毁,但其最重要的部分却比较完整地保存在北京与台北两座故宫博物院中。两院荟萃了中国法书墨迹及绘画作品的精华,有相当多的名迹巨品,完整地反映了中国书法史、绘画史的发展历程。民国时期,清宫书画得以初步整理与鉴定,古物陈列所文物鉴定委员会和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对此做出了突出贡献。1949年以来,两岸故宫博物院对清宫书画的整理鉴定和学术研究不断发展。尤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宫书画经徐邦达、张珩、启功等先生的研究鉴定,使书画鉴定逐步发展为一门学问乃至一门学科。故宫书画鉴定以文献考据与艺术鉴定并举为特点,构建了书画艺术史的基础,也构成了故宫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博物馆馆藏文物的非物质文化特点

文物是人类文化的符号和载体,馆藏文物脱离其植根的文化环境,就不是完整的文化遗物,文物所负载的非物质性文化乃是它真正的灵魂所在。文物本身因为具有非物质文化特征而充满生命力,而非物质文化又以文物的形式得以保存。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充分体现其真正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同治朝重修圆明园之议的政治文化浅析

圆明园地处西郊,是最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被誉为“万园之园”,为清帝驻跸听政之地。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京,咸丰帝由圆明园出逃并病死热河,圆明园惨遭劫烧,遂成国人不可触摸之隐痛。      

浅谈20世纪初我国近代教育转型

在传统社会,我国乡村地区一直存在一个与封建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由乡村士绅、私塾或族学、宗族文化以及民间娱乐等要素构成的、相对质朴而又和谐的文化生态系统。但是,自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的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这种传统的乡村文化生态开始出现了危机。其主要表现是:士绅精英的离乡进城使乡村社会失去了重要的文化载体和传播主体,乡村教育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旧学难除,新学难布"的两难局面,传统社会凝聚人心的宗族文化遭到乡民的漠视,乡村社会日常娱乐活动的减少使乡民精神生活越来越贫乏。     

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承启与转折

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对科举尤其是殿试进士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北宋大臣王安礼奉诏拟定的《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试题以及熙宁、元丰年间的科举取士情况,真实地反映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改革情况,体现了王安石崇实尚用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考试学价值。     

1927—1949年国共两党文化取向之比较

1927-1949年,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取向,也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一时期,国民党坚持以封建文化和法西斯思想建国的文化取向,因其与社会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而遭到失败.     

大众文化时代的新闻叙事

现代社会是一个由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所构成的文化复调时代。其中,作为商业性、世俗性和时效性的大众文化的产生,与新媒体技术和现代传播手段的发展,共同影响着其中的新闻叙事,使叙事的主体更加平民化、个体化,使叙事的内容更加娱乐化、日常生活化,使叙事的方法更加感性化、故事化和陌生化。但新闻叙事在这种时代转换中,也伴随有一些消极现象出现,因此需要加强媒介批评,培育健康的新闻生态环境。     

“告御状”：汉代诣阙上诉制度

诣阙上诉制度是汉代司法程序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源于"谳狱"制度。诣阙上诉制度是对常规司法程序的一个补充,由最高统治者裁决,也是冤假错案获得平反的最后机会,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在封建专制政治下,真正能"诣阙"者廖廖无几,只是给人一种虚无飘渺的希望,带有极大的欺骗性。     

论元杂剧中的权力崇拜情结

对权力的追求与驯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封建礼教的代代熏染、科举制度的反复筛选,形成了皇权至上、官本位以及男权中心的社会文化秩序.通过对元杂剧中鲜明的权力崇拜情结的解剖,可以使我们从一个历史的横断面清晰地看到这种社会文化秩序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