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朝高句丽记事的诸史料辨析——王莽朝高句丽记事与高句丽侯騊考(上)

本文拟从分析《三国志》高句丽传中的王莽朝记事开始 ,采用逆推论证的方法 ,通过对有关王莽朝高句丽记事的诸史料的辨析 ,论证王莽朝记事中的高句丽侯与塞外之高句丽国无关 ,是玄菟郡高句丽县之侯 ,进而究明此句丽侯与古代之“句丽”的关系 ,并论证“句丽”早于朱蒙之高句丽前存在于辽东地区 ,《三国志》高句丽传中的高句丽是沸流国国王松让或其后人的观点。     

高句丽侯騊考——王莽朝高句丽记事与高句丽侯騊考(下)

本文认为 ,王莽朝记事中的高句丽侯 ,就是当时仍半独立于朱蒙所建之高句丽 ,且保持与玄菟郡隶属关系的沸流国国王松让或其后人     

高句丽、“小高句丽国”和“高丽国王”考辨

本文在细致考察史料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渤海国是以粟末琳辐族为主体建立的从属于唐王朝的地方封建政权，而非高句丽的继承国。     

高句丽神话解析

高句丽邹牟王的神话在我国北方流传久远,被史家整理记录,保留在历史文献中,也镌刻在好太王碑上。后来的文学作品《东明王篇》将这一神话发展成高句丽建国的史诗。神话中关于三女出行,邹牟剖卵降世,经历磨难,南逃渡水,建国等内容皆源于商周神话,属于中华神话的组成部分。     

高句丽的地方官制

高句丽政权构建是以五部为基础的,即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五部共同组成了早期高句丽地方统治的国家形态。随着高句丽政权构建的逐步完善,尤其是对外的征伐、领土的扩张,五部制度逐渐成为阻碍统治者对于加强国家权力管控的掣肘,为了适应国家政权发展的需要,高句丽逐渐形成了新的地方官系统,在五部控制的地区外设立地方官。由此,形成了高句丽独特的五部与地方官并行的行政建制。伴随着高句丽早、中、晚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特点。高句丽发展的每个阶段,五部与地方官制都表现出了与之相对应的形态变化。     

高句丽归属问题之我见

关于高句丽的归属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也是中国和南北朝鲜之间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本文不揣冒昧,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谈一点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粗浅看法,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高句丽“游女”考

"游女"是高句丽社会中没有组成稳定对偶家庭的女性,其身份主要是未婚女性和已婚未生子女性、生子而子未长大以及失去配偶的女性,其男性伴侣并不惟一固定,游走于多名男性之间。在隋朝与高句丽战争后,高句丽"妻以"隋朝俘虏的"游女"其中有一部分为战争中丧偶的女性,是隋朝与高句丽战争后微小社会群体的一个写照,也折射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     

试论隋与高句丽战争

隋丽战争的性质并非传统所说的是隋对高句丽的侵略 ,而是隋统一战争的最后一环 ;隋丽战争的同时尚需应付各自民族内部的战争。战争导致了隋的灭亡和东北亚局势的变化。     

试论高句丽的社会制度

我们探讨任何社会制度，首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更为注意的是基于这种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分析所存在的各个阶级，从而断定其社会制度的性质。高句丽建国前后，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使用铁制工具进行农业生产。在这样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建立的生产关系，是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农奴向领主缴纳“赋税”，实际上是实物地租。这是我们判断高句丽社会性质的主要依据。     

高句丽与夫余军事关系探析

作为地域相邻的两个强大政权,高句丽与夫余之间随着各自实力的消长而不断发生战争。笔者整理《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表现二者军事关系的史料,并作具体分析,进而归纳二者军事交往关系的特点及夫余战败、高句丽强盛的原因。     

楚平王时的采菱城和城州屈——兼论屈原祖籍汉寿说

春秋吴楚争衡时期,楚平王在内忧外患中为巩固统治,对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外恢复了陈、蔡诸侯国的地位,减少对外战争,实行"城州屈"和筑采菱城"为舟师伐濮"的措施.历史文献和汉寿出土的文物,显现出沅水下游常德、汉寿在楚国及屈氏家族地位的重要.由此可见,屈原祖籍汉寿说并非臆说.     

高句丽早期五部考

高句丽五部中最早出现的是桂娄部（沸流部）、涓奴部（多勿部），琉璃明王迁都后，才在新都附近组建了其他三部。伊夷模在位期间高旬丽的短暂分裂与五部间的矛盾冲突有关，结果是桂娄、涓奴两部被迁往国内地区，其地位也在下降。五部至少有14位大加，即部长，由他们组成的“诸加会议”是高句丽早期最高决策机构，特别是在外交、司法、祭祀与礼仪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五部集结于国内，演变为畿内和都城五部之后。高句丽王权得到加强，五部部长的权力受到削弱，其地位也逐渐降低。     

奇文《楚王死》与战国纵横术

<战国策·齐策三>所载<楚王死>一文,既有违史实,又不合事理,且写法独特,故历来被视为奇文.对其由来和性质的探究,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若参照<鬼谷子>所论纵横术细加剖析,则不难发现,此文借事生说,因事设辞,其实是一篇现身说法的纵横术讲义.     

试论唐朝初年的唐丽关系

唐初,唐王朝对高句丽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怀柔安抚政策,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期间,亦一直奉行亲唐政策,尽力处理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使得这一时期唐丽处于蜜月期,极大地促进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试论屈原和李尔王发疯时的精神追求

本文比较《屈原》和《李尔王》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发疯”时的原因及其精神追求。屈原的精神追求更完美，道德品质更高尚。     

夜郎竹王传说与彝族竹灵崇拜

关于夜郎竹王传说,也有诸多版本,虽各说不一,但始终离不开“水、夜郎”两者的关系。本文利用大量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对各种各样的传说和记载进行逐一梳理,并对照于用爨文记载的绝版“夜郎竹王传说”,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从创造爨文的民族———彝族的“竹灵崇拜”习俗中,追溯和求证竹王神话的母胎要素一定与彝族古代社会的竹灵崇拜有关。     

麴氏高昌国时期的公主

麴氏高昌王国至唐前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次出现了"公主"的记载,包括突厥公主、隋唐的公主,还有高昌王国自己的麴氏公主,她们都对麴氏高昌王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对于这些公主的身份和主要活动,学界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论,本文通过对正史记载的一些讨论,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和前贤研究成果,力图能够对这些公主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     

莫高窟"天王堂"初探——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研究

以莫高窟"天王堂"为研究中心,结合对《首楞严经》、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内容的考证,从其绘塑内容所含的密法入手,考察"天王堂"土塔的有关问题.笔者认为,莫高窟"天王堂"实质上是"楞严坛";"天王堂"密法体系应是从吐蕃时期沿袭下来;"天王堂"最早可能始建于吐蕃时期,针对当时敦煌受到多种佛教流派的冲击与僧人违背律仪的普遍情况而建;曹延禄重修"天王堂",应该是由于当时末法思想流布,于末法中维护佛法的一种手段,可能与藏经洞的封闭时间接近.     

论《狮子王》、《王的男人》、《夜宴》对《哈姆莱特》的改写——以对哈姆莱特“俄狄浦斯情结”的改写为中心

当代三部影视作品《狮子王》、《王的男人》和《夜宴》是基于弗洛伊德学说对《哈姆莱特》进行的改写，它们由弗洛伊德对哈姆莱特“俄狄浦斯情结”的精神分析式阐释生发而成，旁证了弗洛伊德观点的影响力，并为我们重新考量弗洛伊德的哈姆莱特阐释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机会。     

论象征手法在《蝇王》中的运用

英国著名作家威廉·戈尔丁在其代表作《蝇王》中,从实物象征、人物象征和事件象征三个方面使用了象征的艺术表现手法。这些象征意义的叠加组合突出了小说的主题,即一旦人类劣根性膨胀,文明与民主就要濒临毁灭。作者通过这部小说表达了对二战后西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类命运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