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大监督的失偏及矫治

监督权是宪法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权力,但目前人大在行使监督权的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失偏现象.其原因在于:一是理论上对人大监督权的构成及运行规律没有准确的定位,对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一身两任的地位的认识存在误区;二是宪法规定的政体失衡,两院的宪法地位没有落实;三是程序法律的缺失,监督权的行使随意性大,刚性不足.相应矫治这种失偏现象,也必须以此三者为突破口,使人大监督权的行使回归到理性和法制的轨道.     

人大监督司法视野下的执法检查

人大监督司法机关有多种方式，人大对司法机关进行执法检查是人大监督司法机关最重要的方式之一。通过执法检查可以促进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完善，促进保障政策的实施，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许多困难，完善司法机关的内部制度，提高审判和检察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但当前，人大对司法机关的执法检查采用的检查方式单一，执法检查的立法滞后，依赖被检查单位进行，执法检查过程不够透明、公开，导致监督效果不理想。人大对司法机关的执法检查制度应当不断完善，既要提高执法检查的透明度，又要不断改进执法检查的方式，同时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列宁司法监督思想论纲

司法监督是为了保证司法权的正确行使,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司法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的监督。只有对司法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才能保证司法权的正确行使和实现司法公正。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创者,列宁十分重视对司法机关司法活动的领导和监督,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司法建设的过程中,创立了颇具社会主义特色的司法监督理论学说和制度。在列宁的司法监督思想体系中,既包括来自于司法机关外部的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也包括司法体系之内检察机关和法院之间的相互监督。列宁的司法监督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司法监督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经典的理论本源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我国合同司法解除的类型化探究

一方当事人依据《合同法》第93、94、96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和程序向对方行使解除权时,如发生争议,可诉请法院确认解除。实务中当事人未按《合同法》第93、94、96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和程序行使解除权,而是直接诉请法院解除合同;抑或当事人未向法院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但因合同内容具有违法性时,法院司法判决合同解除的情形已屡见不鲜。由此亟需在理论上对法院司法解除合同的类型化问题进行探究。     

难办案件的类型化及其应对——能动司法的进路

难办案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只有通过对难办案件的概念与类型作进一步的分析,厘清难办案件的不同类型,才能采取能动司法的进路以化解难办案件.难办案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在难办案件,一类是外在难办案件,后者按其产生的原因又可分为事实型难办案件、民意型难办案件、道德型难办案件和政治型难办案件.对于这两类难办案件,能动司法都有其“能”与“不能”的边界与相应的能动方式.     

网络司法拍卖模式的类型化考察

由于传统司法拍卖带来了各种问题,司法拍卖网络化改革的呼声高涨,各地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上海的网拍平台仍以拍卖公司为主体,属于"改良派";重庆引入产权交易机构,与法院实为公法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属于"改革派";而浙江、江苏的淘宝网模式完全以法院作为拍卖主体,是当之无愧的"革命派"。在现有制度设计的基础上,解构各种模式中关系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并充实相关的责任承担的制度设计,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意义。     

论检察权的性质及其优化设置

检察权的性质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法律监督权说等四种主张 ,可以发现这四种学说都存在着各自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将检察权定性为具有多元化属性的自体性权力能更好地反映检察权的应然属性 ,最有利于检察权的优化配置。检察权的优化配置主要包括推进主诉检察官的制度建设 ,弥补侦查监督这一薄弱环节 ,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的完善 ,制定统一、明确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等方面的措施。     

生态修复目标司法确认的类型化构造

生态环境修复目标决定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配置程度。司法确认生态环境修复目标的实践中存在损害前状态和功能的适用不合理、可接受风险水平被基本弃用和具体指向笼统模糊等问题,其原因在于司法中恢复原状思维的影响难以消弭以及现实危害的规制被过度关注。司法应当将生态环境修复目标划分为基线水平、人体健康可接受风险水平和生态环境可接受风险水平,然后根据生态环境的特质确认适宜的修复目标。对于价值较高的生态环境应当将其修复到基线水平,对于价值特殊的生态环境,即便在经济不合理的情况下,也应当将其修复到基线水平。对于人类密切相关的受污染生态环境应当将其修复到人体健康可接受风险水平。当生态环境可接受风险水平较为宽松之时可以考虑将其作为修复目标进行适用。     

论人大监督中的程序正义问题

正义的监督,必须建立在正义的监督程序之上,程序正义不仅是司法领域的重要问题,也是人大监督的重要问题。就目前情况看,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程序仍不完善,影响了监督的正义性。提高人大监督的正义性,要在民主的价值观下,采取实证主义的方法,建立以宪法和监督法为主,其他法律法规和政治惯例为辅的科学的、完善的监督程序。     

论元杂剧中母亲形象的类型化

元杂剧是元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剧作家以其奇思妙笔成功地塑造出一大批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母亲人物形象类型多样，蕴含丰富，使之成为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然而元杂剧中母亲形象存在着明显类型化的痕迹，分析其特点并探讨形成类型化特点的成因，客观指出其类型化的塑造方法。     

人大制度若干基础理论问题探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离不开理论支撑.为深化有关人大制度的理论研究,进一步厘清人大制度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此处对人大制度的若干重要基础理论问题展开讨论.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人大制度概念广义和狭义划分、"人大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重构、人大制度的"议行合一"问题、人大监督与被监督问题以及人大制度与执政党领导的关系问题.     

论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立法权限划分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体现并实现人民的意志,在地方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有着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样的职能。随着依法治国思想的提出以及政府职能不断法治化,地方政府也不断加强行政立法这一抽象行政行为的使用。然而不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不难发现地方政府的立法已经成为了地方立法的主导,政府立法权过重,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权过轻的现象愈演愈烈。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政府立法权限划分的现状以及如何实现合理划分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     

人大代表民意回应度的计算机辅助测量

鉴于直接访谈成本较高,代表议案建议文本是评估人大代表回应民意质量的有效替代途径.基于词分法的自动内容分析技术解决了该领域传统人工评估法面临的效率瓶颈,可以实现对大量案例的快速评估.通过增加词分词数量等方法,该技术的评估准确度还可以进一步提升.运用该方法的案例研究发现,市级人大代表对民意能够做出较为积极的回应.虽然其回应度高于先前对于省级人大及全国人大的同类研究结论,但代表与民众的接触和互动仍有待加强.     

周恩来民生思想刍议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生思想、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实践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为周恩来民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周恩来民生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保障人民基本生存需要;消灭失业半失业,合理分配工作;提高人民生活待遇,改革工资制度;发展基础教育事业,开展城乡扫盲运动;发展人民卫生与防疫事业。周恩来民生思想立足中国国情,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显著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坚持统筹兼顾,缩小民生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现了政府、人民在民生建设方面的有效互动;积累了民生建设的丰富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借鉴。     

波兰人民共和国三次政治危机的原因与评析

波兰人民共和国(1952年-1989年)在其存在的47年间于1956年、1970年和1980年-1981年发生过三次政治危机.每次危机发生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者都会更换,但这并不能阻止社会主义波兰最终走向剧变.这三次政治危机产生的共同原因,即国内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国际因素的共同作用.从更深层次来讲,二战后波兰在苏联的影响下而走上不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使危机的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     

邓小平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及其教育路径

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本理论旨趣和最终价值目标。邓小平以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基本原则,立足于中国人的发展水平,在探索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教育路径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为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撑,为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人民有信仰——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终极期待

基于“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这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美好展望,文章试分析“人民有信仰”的理论内涵,并在此基础上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以及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三大提升国家软实力重要因素出发,探讨以“人民有信仰”为终极期待的国家软实力建设的现实路径,以期保障我国现阶段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研究——基于北京市人大立法过程的视角

基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门户网站,通过收集第十三、十四届北京市人大在立法过程各个阶段的实证数据,分析了北京市人大和政府在立法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作用,从而探究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研究发现,北京市人大在现实运行中尚未实现其主导功能,具体表现为:"官员"代表和兼职代表比例高、"行政部门化"趋向、程序性手段效用缺失、立法解释权虚置.但是,与此同时实证数据也显示北京市近两届人大正通过调整代表结构、提前介入、强化实质性审议等手段提升立法自主性,推动人大制度与时俱进.     

地方人大选举制度发展的瓶颈与突破——基于衡阳贿选案的反思

衡阳贿选案作为建国以来地方人大选举制度发展进程中最严重的贿选案,是对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的一个深刻警示。候选人提名制度、确定制度与选举监督体系内在设计缺陷突出,选民和代表廉选意识缺失,党员自我防腐能力弱化等问题,是当前地方人大选举制度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因此,只有进一步优化地方人大选举制度的自身设计,培养选民与代表的廉选意识,加强地方人大中党组织的建设,才能真正突破地方人大选举制度发展的瓶颈,实现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