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利用CFPS2016数据,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户消费不平等总体上较为严重,且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内消费呈现出异质性特征;提高农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能有效降低消费不平等,且人力资本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随生命周期变化而减弱,而亲缘型社会资本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呈“驼峰状”,组织型社会资本则仅对抚养型家庭和空巢型家庭存在影响;考虑不同消费结构之后,同对照组相比,抚养型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偏低,而起步型家庭和空巢型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偏高,且家庭生命周期消费效应在农户发展型消费不平等中产生的作用最明显;中介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禀赋通过影响农户非农就业来降低消费不平等,组织型和亲缘型社会资本禀赋则通过缓解农户融资约束和提高家庭收入地位来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     

社会资社会资本与西部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分析

21世纪以来,社会资本在反贫困治理中被各界人士寄予厚望。但它到底会扩大还是缩小收入不平等,仍无共识。运用分位数回归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对我国西部农村地区不平等的影响截然相反。前者对于特困家庭的作用更小,是扩大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因素。而社区社会资本特别有利于低收入家庭,它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农村的不平等程度。因此,培育农民自发组织、发展正规专业的社团组织等社会性力量,对缓解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等有重大现实意义。     

流动人口的自营性收入不平等与工资性收入不平等

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子样本数据以及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了各可观测因素对自营者和受雇者收入分布的解释能力存在何种差异,及其在2005-2012年间所发生的变化.考虑到就业方式选择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首先采用转换回归模型对自营者和受雇者的收入方程进行了估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基于回归分析的分解分析方法,利用Shapley分解过程对自营者收入的Gini系数和受雇者收入的Gini系数分别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正在减少.     

收入不平等、制造业生产要素结构与产出增长

基于中国2004-2018年20个省份1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构建省际—行业模型,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行业生产要素结构,即收入不平等对物质资本依赖型行业、人力资本依赖型行业和技术依赖型行业的产出增长产生不同影响。第二,收入不平等对不同生产要素结构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均具有较长的时间滞后性,长期与中期和短期的影响效果不同。第三,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因收入水平而异。低收入水平省份中,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产生负向影响,高收入水平省份中,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且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省份的负向影响明显大于对高收入省份的正向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劳动者收入决定

具有相同自然要素禀赋、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为什么收入存在显著的差异?在企业内部,为什么“关系好”的员工总是受欢迎,其收入总比“关系差”的员工要高?通过引进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两个变量来分析影响劳动者收入的因素,并采用民工收入数据分析,结果发现人力资本(教育)的回报率为10.5%;同时,由于民工受紧密型社会资本的制约,收入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与具有相同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比较,民工每月要少收入11.5%。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工资差异

本文通过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综合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导致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但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只是在高分位点处具有微弱影响;在人力资本各变量中,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应在低分位点处略低于受教育程度,但在中、高分位点处的影响效应则要显著大于受教育程度。因此,要在努力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同时,设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从而改善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机会不平等与努力不平等的视角

基于2014和2016年两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利用非参数法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并检验两类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抑制居民消费升级。其中,机会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抑制家庭消费升级的主要内因,而努力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机会不平等的扩大显著抑制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农业户口以及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消费升级,而努力不平等的扩大抑制了中部和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消费升级,但提高了西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公平感是机会不平等影响家庭消费升级的传导渠道之一。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财富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

在子代福利方面所体现的利他主义是经济个体的一大特征,为提升后代福利所作的努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然而,父代既可以投资于子代的人力资本,以提高子代获取收入的自身能力("授之以渔");也可以通过权力寻租和积累财富,直接提高子代收入("授之以鱼")。这一选择主要取决于这两种途径在提升子代收入方面的效率比较,并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本文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对中国的代际收入传递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社会资本的影响也呈现出不容忽视的上升趋势,以房屋资产和金融资产为代表的家庭财富更是表现出远大于上述两种资产的解释力和回报率,而这可能带来对子代经济能力的投资扭曲。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引导人们正确地对子代经济能力进行投资,对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和持续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收入不平等与收入再分配对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会认知视角

许多研究发现了收入不平等对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消极影响,但也有研究发现这种影响根本就不存在,甚至发现了相反的结果。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了产生这种矛盾结果的原因,并提出以社会认知为解释机制的理论框架——客观的收入不平等通过个体对分配过程和结果公平的感知形成主观认知,继而通过个体、人际与社会三层机制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文章还分析了作为政府减少收入不平等手段的收入再分配对居民幸福感提升的影响。这些分析对理解和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公平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流动人口收入的关系——基于chips2008的经验数据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口跨区域流动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探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联合作用与流动人口收入关系对于改善流动人口现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chips2008的数据,可以研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交互作用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通过回归模型建立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的作用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对于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程度而言,人力资本比社会资本的影响效果更强;第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联合作用机制会对流动人口收入产生替代效应。     

农业补贴、农户增收与收入不平等

对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有效测度是评估农业政策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对高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提高,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能够缓解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不平等;农业补贴缓解了中西部农户收入不平等,但是加剧了东中部农户收入不平等。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不仅是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刑事犯罪率的上升和犯罪程度的加剧,通过对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率和刑事犯罪程度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从而减少收入分配问题所可能引致的刑事犯罪。     

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研究

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发展和城市化可以减少收入不平等,而经济增长和失业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状况。为了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作用,高等教育资源应该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倾斜;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办学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降低高等教育入学门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革进程中收入不平等的认知:一个同期群组的分析

不同群组在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上是否会因为个人经历不同的时代背景而产生差异?运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比较四组拥有不同时代背景经历的群组,在转型期对收入不平等的看法。研究结果显示,年龄较老的群组对于收入不平等持有更多批评而年轻群组则对收入不平等有着更为宽容的态度,考虑不同群组中的不同自身利益之后并不能大幅度降低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上的差异。研究进一步表明,更重要的中介因素是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

刺激农村家庭消费和缩小消费分布差距,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2002年和2013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现状及演变趋势,并探讨了导致农村地区消费差异扩大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一时期,农村家庭的收入和消费不平等都经历了一个较快的上升期,但农村家庭间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和增幅要低于收入不平等.分析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原因后发现,除食品支出外,其他各类分项消费的增加都会扩大总消费分布的差距.回归分解的结果表明,收入和财产是影响农村地区消费分布差距的重要因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要正视消费差距扩大的现实,同时制定有效的政策改变农村居民消费分布不平等的现状,如推进以增加农民财产为导向的改革和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度量及分解——基于CGSS的调查数据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及其内在原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较为严重,且城市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农村,但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却更加明显;从地区层面看,东部和西部地区不平等程度较高,中部和东北地区收入差距较小;对基尼系数贡献率的分解结果显示,城市内部、城乡间及地区间不平等对总体收入不平等起着主导作用,户籍差异、受教育程度均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解释因素.     

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社会资本在三个层面上影响了人力资本投资。宏观上,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的"强化"或者"摈弃",影响着人力资本投资的效果;从中观层面来看,联盟的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作用主要通过成员之间的模仿、"干中学"等相互学习机制得以实现,但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和城市社区的变化实际上弱化了社区社会资本的人力资本投资功能;微观上,转型期家庭结构的极大变化与渐进变化的社会资本的不适应,削弱了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作用。     

数字不平等与社会分层:信息沟通技术的社会不平等效应探析

信息以及信息的掌握能力是当今社会的核心资源,已经成为社会分层考量的重要维度。对信息技术差异化使用的解释模型逐渐从最初的数字鸿沟发展到了数字不平等。相关学者围绕ICTs与社会不平等状态的交互作用进行了详尽探讨,根据最近的研究成果,数字不平等作为中介一方面再现了线下社会分层,另一方面以强化或重塑的形式对社会分层起到反向作用。在信息社会,社会分层理论应当以一种更加整体和动态的方式思考数字不平等,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启发了分层研究分析信息技术差异化使用的新思路,提供了打破已有研究中以传统阶层理论为主的解释模式的途径。     

税收、转移支付与顶层收入不平等

顶层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经济的平衡与充分发展。通过构建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影响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模型,使用微观数据库实证分析中国财政体系(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顶层收入者面临的税率越高、获得的补贴程度越小,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顶层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越快、收入波动幅度越大,顶层收入不平等越严重。实证结果显示:顶层收入者面临的实际税率与顶层收入不平等呈反向相关关系,其获得的补贴程度、收入增长速度和收入标准差与顶层收入不平等呈正向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体系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有限,且在考虑隐性收入后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发达国家的财政体系在缓解顶层收入不平等方面效果显著,发展中国家的财政体系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十分有限。中国应当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体系和转移支付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减少隐性收入,借鉴域外国家财政体系构建经验完善中国的财政体系,最终缓解顶层收入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