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理性:生态危机下的理性自觉与现实建构

生态危机下的生存困境正是人类行为失范的后果.人类应坚持辩证思考和理性分析,对失范根源进行全面深入的反思.人的认识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是辩证统一的.同时,人类也未能真正把全人类的利益作为行为的指针.人类行为必须回归理性并进行生态文明的艰难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均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建构,既离不开民众生态意识的觉醒,也离不开政府和企业时生态社会责任的担当.     

实践理性:现代性道德重构的路径选择

现代性道德危机的症结在于人类理性的过度张扬,这种理性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人类中心主义,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个人主义。前者引发生态伦理的兴起,后者引发对道德共识的强烈诉求。对现代性道德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人类理性的彻底否定,而是要对现代性道德进行重构,这种重构得以发生的基础是实践理性。其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旨归,从自然之维、社会之维等方面来推进现代性道德的建设。     

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关于空间生产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话语

由于资本的历史本性和空间生产的历史本质,空间化发展和扩张成为资本发展的必然逻辑.但资本的这种空间化扩张是同质化扩张,由此造成了现代主义的各种话语.现代性危机实质是资本原有积累方式的危机.当代社会中空间生产由资本增殖的条件转换成为资本积累的直接途径和方式,由此造就了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话语.从现代性发展到后现代性发展的转换,一方面反映了客观的社会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资本形态创新的需要.因此,在看到客观历史发展的积极一面的同时,也要保持对资本意识形态的警惕.     

生态危机语境中的生态文学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和日益低靡的文学环境,生态文学已成为必然。而中西方文学共同的启蒙载体——神话无疑成为这一思潮的原动力。本文从中西神话,生态危机、及生态文学的源起和现状等方面对这一思潮进行论述。     

消解“单一的现代性”:重构中国的另类现代性

现代性一直伴随着我们并和我们无法分离,它不仅使得中国更加接近现代化,而且还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思维以及学术研究的方法,激励了我们的物质和文化知识的生产。既然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么现代性也就呈现出了新的面目,成了一种扩大了的现代性,或者说一种后现代时代的现代性,因为它经历了某种形式的裂变,从单一的现代性演化成了不同形式的复数的现代性。因此,我们也许能够在全球化的时代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立场出发,重新建构一种另类的现代性。显然,这两个话题是通过翻译从西方引进到中国的,而且不断地在我们的理论争鸣中被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引证并讨论。中国的另类现代性的形成,一方面消解了大一统的单一现代性的神话,为不同形式的复数的现代性在全世界各地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对全球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批判经济理性和重建生态理性——论安德烈·高兹对生态危机的新阐释

当前,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揭橥生态问题的根源日益成为西方学者的研究热点。但是大多数研究者仅囿于社会学或者生态学视角进行探讨,而法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另辟政治生态学路径,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问题的产生是由经济理性这颗"毒瘤"引发的,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引发的三大病状,然后对症下药,推行工人自治和自我管理,进行文化革命,最终重建以生态理性为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尽管这一生态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它仍具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生态心理学的新进展: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

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是生态心理学在应用方面的研究,伴随着人们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关注而兴起.它与生态学的生态心理学在理论上相互借鉴,注重本土化研究,支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国哲学及心理学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人性本善的主流人性观,如能应用到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研究中,将推动这一研究的进展.     

生态危机背景下的生态道德建设

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趋加深,生态道德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倡导生态道德,已成为很多国家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环保事业的实践证明,解决生态问题不仅要靠科技的、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手段,还要靠道德的手段.本文拟从生态危机的道德根源出发,阐述生态道德建设的内涵与意义,探讨生态道德建设的途径.     

捍卫现代性:哈贝马斯的策略

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无情批判 ,使曾经给人类带来福祉的现代性开始走向穷途末路而被判处“死刑”。而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哈贝马斯则认为 ,现代性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现代社会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非把人类完全引入了歧途 ,确诊现代性的病症并对症下药 ,现代性就可依然向人类四射光芒。抑制“工具理性”、复兴“沟通理性”、扩展理性潜能是拯救现代性危机的建设性策略。     

生态危机解困之路:从生态政治化到政治生态化

工业化造就和加剧了生态危机,生态问题成为政治问题,生态危机引发政治危机,这正是政治生态化的现实语境。生态危机已成为政治生态的一大困境,生态政治化的走向必然是政治生态化,要全面把握政治生态化的特点和表征。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政治生态化,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也是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一大战略考量。     

从《经济理性批判》试谈高兹的生态危机理论

高兹认为当前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无限扩展的必然结果。由此,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引发资本主义利润动机,而利润动机必然导致现存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而由生态危机引发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危机。因此,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理性。     

现代性中的人性危机与生态困境

现代性的到来以"人的发现"为标志,但是人类在现代性中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人性危机是引发生态困境的深层价值论根源。探寻现代性中的人性危机,重寻生态文明时代的"终极实体"———生命自然,进而推进"道德生态人"的回归,是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它超越了"弱肉强食"的"生物自然人"、"个人本位"的"理性经济人",透过"类意识"的觉醒,努力为化解生态难题提供深层的人性价值论的理念指导。合理探讨现代性际遇中的人性危机及其根源,是应对生态困境、构筑人类文明大厦的可能路径,对于构建"两型"社会并积极推进"十二五"环保规划的落实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现代性的生成结构

吉登斯提出了现代性的理论范式,即他所称的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军事力量等＂四个制度性维度＂。这＂四个制度性维度＂对现代社会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但是现代性同时又受到了它们的侵蚀,造成了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破坏和灾难、极权的增长、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等的现代性的严重后果。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研究转向了文化维度,提出普遍性理性标准——＂交往理性＂能够抑制现代性的严重后果。     

理想主义的重建何以可能

理想对人类存在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人对未来的美好设想,也是人生价值、意义的体现。近代启蒙运动对古代目的论哲学的消解和机械论哲学的确立,致使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社会开始了理性化、近代化的过程,理想和崇高也从此无人问津。人们也因此陷入无意义的生活境遇中,随之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为了使人们摆脱这一困境,我们需要重建理想主义信念,重建我们时代的共产主义理想。     

现代性的意义阐释域

现代性命题纷纭复杂,在20世纪的论争中,其意义疆域不断拓展,由单一现代性裂变为多重现代性。中国学界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与阐发,在多层次多向度上展开,形成广泛的现代性言说论域。理性与进步是现代性的两大核心理念,是现代性意义诠释的基点,对于它们在中国当下的现实意义应予以确认。     

生态危机:特征、根源及治理

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疯狂掠夺自然、攫取财富,肆无忌惮地污染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导致人与自然的尖锐冲突,引起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具有人为性、潜伏性和全球性等主要特征,价值异化、技术异化、制度异化、消费异化等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危机使人们开始深刻反思工业革命,积极进行生态危机的治理。生态危机的治理需要进行全面、整体、系统的顶层设计,绿色观念是生态危机治理的基础,技术创新是生态危机治理的支撑,制度建设是生态危机治理的保障,法律法规是生态危机治理的硬约束,文化塑造是生态危机治理的软环境。     

现代性与反现代性:胡风文艺思想剖析

胡风文艺思想与左翼文学理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胡风　反对现实主义只是反对某种概念化的表达方式，并不反对现实主义本身。胡风与左翼作家的　不同是方法论的而不是世界观的。比较而言，胡风对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理论　持有保留态度。     

儒家思想与现代性:存在的、理论的和方法的含义

本文属于儒家思想与现代文明对话的第三期,通过儒商、中庸、以及"儒人理念型"三项研究,尝试在社会学开辟新的领域.这三项研究各具特色:儒商处境牵涉到每个人的生活抉择,有存在意义;把中庸之道视为一种理性行动,紧扣社会学有关现代性论述的核心,具有理论意义;至于"儒人理念型"的建构,有助衡量儒家思想尺度的设计,具有方法学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