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治理思想的逻辑建构

清朝继承儒家治国传统,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构建起了国家层面的"正统性",州县官员以孔孟之道为依托对民众进行"正统性"教化。通过传承"礼"文化完成了国家层面的"大一统"观的构建,通过弘扬传统民本思想构建起了州县层面的"大一统"观。通过对"孝"文化的持久追求,培养起个人、家庭、国家价值观的一致性,构建起"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清代州县治理思想是儒家伦理秩序与治国理念的结合,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胡安国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

胡安国身处两宋之交历史与政治重大变故时期,现实的屈辱逼迫他思考政治变革的出路问题.他坚守儒家政治立场,从孔孟仁义之道与董仲舒“天命”君权的信念出发,在《春秋传》中集中阐述了他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其内容主要涉及崇义理之天,坚定儒家理论自信;释尊王之理,坚定君主制度自信;申尊华攘夷之义,坚定华夏民族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胡安国把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度.     

基于儒家孝治思想的乡风文明建设研究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不仅是儒家孝治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当代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根源.孔孟的仁孝观不仅强调要孝亲敬老,而且将其上升为治国之道,孝治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政治伦常.而我国近些年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乡村文化衰落与凋敝问题也日渐凸显.因此,基于儒家孝治思想的乡风文明建设已刻不容缓.积极推进孝治思想与乡村教育、与乡村移风易俗、与建设美丽乡村、与基础保障相结合,使孝治思想落地生根,大力发展乡村振兴战略.     

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 ,从梁启超到张君劢 ,有一条脉络分明的思想史线索 ,即致力于融合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他们所致力的 ,是将民主的法律政治共同体与民族的文化语言共同体以二元化的方式结合起来 ,无论是梁启超 ,还是张君劢 ,既尊重个人的自主性 ,也强调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的民族文化归属感。他们是自由主义者 ,也是民族主义者 ,他们所追求的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具有民主政治内容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不过 ,梁启超、张君劢所代表的自由民族主义印有中国儒家深刻的特征 ,从他们对个人、社群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处理、从他们对公德与私德的理解以及精英主义的态度而言 ,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     

中西税收文化差异及我国税收文化建设研究

中西方税收文化有别的前提和基础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中国儒家推崇忠孝安邦,礼义治国,注重现实生命的人文精神,而西方文化是理性的求知文化,强调以法治国、法律主治。通过对中、西方税收文化的比较,笔者认为应加强我国税收法制建设,摆正征纳双方的地位,真正使纳税人拥有权利。     

儒家治国方略导论

儒家治国方略是指儒家在治国主张方面的方案和策略，是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决策，它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是孤立的政治措施，而是儒家通过融会各家思想所形成的基本的治国指导方针，是在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庞大的思想体系。从它的宏观架构来看，是以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形成了既有哲学理论基础又有伦理准则的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伦理政治观。     

继承发扬儒家修身治平的思想促进个人修养和家庭美德建设

将个人修养与整齐家庭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大事联系起来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的高度智慧和珍贵思想。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治平思想,这一思想在古代符合当时社会生活的特定内容。抛弃这一思想中的原有的落后内容,吸收修身与齐家、治国的关系的原理,对于建设符合社会生活的新兴家庭伦理,提高社会的治理安定程度和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批判地继承儒家关于修身治平的思想儒家经典《大学》中指出“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治国在于齐家”“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     

从儒家民本思想的两重性看中国的制度设计

民本思想是儒家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一直被儒家作为治国安邦、约束君权、德化群臣的指导思想。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儒家民本思想一方面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的进步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在中国政治民主进程中设置了某种程度的障碍。通过对民本思想两重性的分析,批判地继承其精华,克服其局限性,对当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设计,尤其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的人治学说

人治是先秦儒家治国的根本政治原则和治国方略。春秋战国时期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周人“德配天地”和“惟德是辅”思想的基础上 ,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人治思想体系     

御门听政与康熙之治

清朝御门听政早在顺治朝即已有之 ,及康熙朝形成定制。康熙帝每日清晨御乾清门听政 ;皇帝出巡则在行宫听政。皇帝听政时辰主要经历了“黎明进奏”与“定时视朝”两个阶段。御门听政是清朝治国最重要的措施 ,它不仅是康熙帝勤政的标志 ,更是清朝前期推行皇权统治 ,迅速走向强大统一的基本保证。御门听政是抗灾减灾 ,恢复农业经济的中枢。康熙帝建立并施行御门听政制度 ,表明他的勤政思想和坚定划一的统治风格以及修明政治 ,强化皇权 ,建立强大清帝国的决心 ,乃得“守成而兼创业”的一代明君之称号     

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

忽必烈登基汗位并建立元朝,其文治方针便显现出树立蒙古文化正统地位的倾向。汉人儒士为维护汉法和争取儒治,也在努力弘扬儒学的道统地位。色目贵族则为了显示其政治特权,也绝不肯放弃在教育上的一席地位。元朝国子监的创办就是在这种多元政治势力的较量中经过三次较大的抗争而产生的。     

清中叶山左诗人与性灵说

江南性灵诗说盛行的清代乾隆时期,山左诗坛则在经历了顺治、康熙两朝"甲于天下"的极度辉煌之后逐渐趋于寥落,诗歌创作的重心移向南方。性灵说标举自我,张扬个性,带有鲜明的叛逆色彩,它在儒家文化深入人心的齐鲁腹地影响并不大,所影响到的是宦游南方的山左诗人,但即便在这样一个接受群体中,抵触也还是大于认同。这种现象体现了齐鲁传统文化与性灵说个性意识的冲突。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廉村传统聚落的空间形态与文化意象初探

文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廉村的规划布局与空间形态,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意象,包括环境观、防御意识、宗法血缘观念、礼制思想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以体现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价值构成。     

略论清末民初两次儒家政治思想评判高潮

清末民初,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评判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维新派重在绍述,“以经论政”、“托古改制”是其最重要的手法,间有对儒学和孔子的批判,但不够急进;革命派重在批判,对孔子和儒学批判较维新派前进一大步,但并未形成大规模的批孔运动,并且在批判中仍有肯定和继承。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儒家欲以德治统一全国;奏二世而亡,汉反思法治,德治独尊地位奠定;存天理,去人欲,理学把德治引入禁欲主义的歧途。     

康熙皇帝与包头地区渊源研究

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并没有到达今包头地区,而是到达了今达拉特旗吉格苏台地区,因民国时期达拉特旗曾归包头县管辖,《清史稿》修撰时,达拉特旗正辖于包头县,因此被民国时的学者称为包头地区。康熙皇帝真正到达今包头辖区,是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两次亲征噶尔丹时所经过的内蒙古西部地方历史地名,绝大多数是用蒙古语标识,释读这些蒙古语地名,可以反映出以包头市为中心的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历史变迁。     

康熙朝清准贸易与清准关系研究

清准贸易对康熙朝清准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引发了噶尔丹的喀尔喀战争和清准双方战争;另一方面,它又为康熙瓦解噶尔丹政权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康熙利用清准贸易政策的变化以及准部贸易对象的转变最终达到了击败噶尔丹政策权目的.康熙的清准贸易政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羁縻政策有所突破,另一方面这一以夷制夷的清准部贸易政策也具有缺陷,它导致了清廷在内藩与属国和西洋国家关系上的混乱,往往拿处理内藩的方法去处理外部问题.     

张氏遂闲堂考述

张霖,室名遂闲堂,河北抚宁人。以业长芦盐而久居天津。康熙时构筑问津园与一亩园,在康熙中叶遂闲堂的活动影响达到鼎盛。遂闲堂是天津历史文化的开创者,没有张氏遂闲堂,也就没有代表天津历史文化高峰的査氏水西庄,因此遂闲堂在天津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文献记载稀少,活动时间相对较短,对遂闲堂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与其对天津文化的贡献极不相称。文章从张氏父子兄弟事略、张氏园林、遂闲堂宾客述略、遂闲堂的主要活动、遂闲风雅余韵五个方面叙述张氏遂闲堂发生、发展的过程,呈现张氏遂闲堂的大致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