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风炮考

中国古代火炮由只能向固定方向射击发展到可以任意转动射击方向,是火炮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明代由宁夏发明的旋风炮,就是这一进步的标志。     

论清代前期对西藏的统治

从清朝建国直至乾隆十五年百余年时间里清朝一直对西藏推行间接统治的政策,政教分离,由世俗贵族掌权,具体政权体制则经历了和硕特汗王制、五噶伦共同掌政制和藏王制三种体制的演变。推究其演变历程,西藏内部僧俗两大势力之间长期的力量消长和权力斗争无疑是促使清朝改革治藏体制的直接原因,同时清朝内地、边疆的军事政治情势与西藏地方政治发展走向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关联与互动,随着西藏地方政权体制的一次次变革,清朝在西藏的直接影响呈现出一种加速增强的趋势,直至乾隆十六年清朝对西藏直接统治的正式建立。     

关于“砲”“炮”与“剑器”的考议

《宋书》《南史》《新唐书》《元史》都有对冷兵器"砲"的记载,早在三国时期在军事中就有运用。"炮"的出现是唐以后的事,从砲到炮,是炮的一部发展史。关于"剑器"的考议,观《宋史》乐志和《宋元戏曲考》,均认为"剑器"实为曲名而非舞蹈。     

侵华英军使用所谓“毒气炮”考

长期以来,一些中国近代史学者认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英军在天津战役中使用过一种名为"列底炮"的"毒气炮",是为世界战争史中最早的毒气战战例,但论文中所引史料不足以支持其观点。通过与外文史料详悉甄核、对比参证后可以发现,所谓"列底炮"可能是当时英国海军用于中国登陆作战的3英寸口径速射炮,其炮弹使用了英国最新研制的立德炸药,并非以毒气作为主要杀伤手段。英军在侵华战争中使用"毒气炮"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谈洋务派经济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洋务派经济思想概括地说是借"西法"以谋求中国的"富强".所谓"借西法",并不是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而只是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并有限度地引进一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们的主要活动是购买西方的新式武器和自办近代军事工业,认为这是当时"救时之第一要务"和"自强之本".他们最先主张购买洋船洋炮,进而主张造船造炮,最后则主张制造工作母机.所谓"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要搞"机器制造",又必须了解和学习西方在"制器"方面的技术和"声光电     

从布政司体制到督抚体制:清初省制改革与新省制的形成

清朝所承续的明朝布政司省制,存在着无法囊括卫所系统、责任划分不清以及部分布政司辖区过大等问题。清朝以督抚十八省取代原来的布政司省制,保障了“中央—直省”集权财政体制的形成。正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实土卫所统归省管,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分省,以及直隶省制建设等高层政区变革。乾隆朝众多官方文献都有意对新形成的督抚省制加以诠释,有序的高层政区设置是清朝“正统观”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的省制调整是一个改革先行、认识总结滞后的事件,它为清朝“大一统”国家的塑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对华观的矛盾现象——以日本对清朝的军事情报活动为中心

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其对华观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贱视清朝,视清朝为"夷狄",坚持拒绝与清朝通交的立场;另一方面,却又特别重视清朝,视清朝为日本主要的威胁。日本江户幕府虽然与清朝没有官方交往,但却利用其周邻外交和唐船贸易的信息渠道,在搜集清朝"三藩之乱"、乾隆帝南巡等政治情报的同时,尤其重视搜集舆地、军政、武备技术等清朝军事方面的情报。贱视清朝,主要是从文化心态层面出发的,江户幕府主政官员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重视清朝,则是从现实层面出发的,毕竟当时的日本国力较弱,并不具备与清朝抗衡的军事实力。如此看似矛盾的对华观,也正是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涉华行为的特征。     

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的近代化

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１９１１年清朝灭亡的半个多世纪里，德国克虏伯军工厂向中国出售了大批军火，较大地增强了清朝的军事实力。清政府也聘请了克虏伯厂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帮助中国设厂、造炮、传授科学技术，同时派出了一批留德学生，还翻译了不少军事方面的科技图书。清朝和克虏伯军火贸易的过程变成了经贸文化交流和促进军事近代化的过程。其中，最明显的成效是，清朝仿造德国克虏伯大炮能力的提高，军队和海防武器装备的改善，以及军事科技水平的提高     

外聘人才与晚清舰艇工业的近代化

外聘人才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课题，由于学术界对此问题长期重视不够，因而成果甚少。本文谨就外聘人才与晚清舰艇工业近代化的关系做一初步探索。一、造舰活动的展开与外聘人才的到来在近代中国，林则徐和魏源是最早提出制造舰船以抗击侵略的人。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就指出：“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①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他认为：“夷之…     

晚清练军中的集权与分权之争

练军,是晚清军事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也是“同光中兴”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又是同、光年间中央与地方势力、清朝贵族与地方督抚争夺的一个焦点。 练军之起——用兵抑或用勇之争 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几十万“八旗劲旅”和绿营制兵望风而溃,“不但不能收一战之功,且不能为一日之守”。这时,以曾国藩为首的在野乡绅们,别创一套全新的招募、营制、饷章和思想灌输法,拉起了一支全然不同于制兵的湘军,并很快就显示出它比八旗、绿营具有更多的优点,更有战斗力。咸丰末年,勇营已在实际作用上完全取代了制兵。到同治初年,太平天国与清朝之间的胜败之局渐露端倪,于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中央的贵族显宦们和地方的督抚将帅们都在盘算,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用哪一种军事制度来维持     

关于16-17世纪中国佛郎机火炮的射程问题

16世纪初,欧洲制式佛郎机火炮被传到中国,它的结构、火力、射程、命中率诸方面,均超过了明朝的神机枪炮。明廷迫于军事上的需要,积极吸收、推广和改进此项技术,使之成为明嘉靖朝至万历朝年间最犀利的火器。但是,它的射程问题东西双方历来少有人问津,现根据古今中外有关佛郎机火炮研究的史料,对其作去伪存真的分析,推断出其有效射程为1华里左右,最大射程在3华里之内。其射程数据被虚夸实有一定的社会原因。     

从道学文化看中医药学的发展前景

道学文化作为一种"生道合一"的学说,将"生命"本身视为"道"的体现。基于这种"身国同构"理念,道学将"医身"与"医国"同一,因之中医药学本身就是道学。道学文化是全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传统文化,最终将成为人类进入大同社会的普世文化。中国医药学是一种文化医学、社会医学、心身医药,是自然生态医学,是自我康复医学,是有机整体医学,是周天全息医学。用中国传统医药学的自然生态医学思想重构西方医药学,在中医生态理论的指导下促进中西医结合,是21世纪人类新的自然生态医学发展的方向。     

日本及港台学者视野中的赋

日本及港台学者对中国赋体文学的研究比较深入,他们大都是从赋与诗的关系入手来谈对赋的认识和界定问题,但在具体论述赋与诗的关系上又各持己见。或从“不歌而诵”的角度认识赋;或从赋为诗之“六义”之一的角度来论赋;或从赋为有韵文的角度来论赋。但很少把赋与诗之讽谏作用联系起来,表现出与一些大陆学者不同的研究特点,这种角度有利于对赋体产生的过程进行探讨,为我们的赋学研究打开另一面窗口。     

中国立法机关变迁的法文化特质

中国立法机关的历史变迁经历了无常设立法机关、常设机构和群臣参与、立法权专属于特定机关三个时期.在法律本身是经义或礼仪的附庸那些年代,立法权并不专属,而是控权集团贯彻时势政策的附从机构;中国古代的司法权不独立于行政权,决定了立法产生的法律规范本身并不分立于其他行为规范.清末以降西方民权思想的引入,开始让中国人认识到人民主权理念支配下的立法权才是国家最重要的主权归属;举凡民政、财税、军政等整个社会生活都应由立法来规范,并且这些法律是能够得到充分地贯彻实施的;立法权开始专属于议会机关或类似代表机关.     

杨椿与《明史》、《明纪纲目》的纂修

杨椿作为《明史》和《明纪纲目》纂修官，在二书纂修过程中，提出了鲜明的史学考椐主张，当时却未被清廷和史馆总裁所采纳。然而，在《明史》刊刻成书40年之后，清廷对《明史》和《明纪纲目》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订改修，其内容却是与杨椿当年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这说明杨椿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史识。杨椿在清朝官方明史学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史学思想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历史书写与记忆塑造(下)——古腾堡在近代中国

三清末民初编译、书写的西洋历史书籍及有关文类,虽然一般都称道古腾堡印刷术的贡献,将古腾堡印刷术与中国印刷术进行对比,但并没有将古腾堡印刷术导源于中国,尽管个别人曾将火药、罗盘这两大发明归于中国西传。然而,这样的历史书写模式并没有一以贯之。特别是在20世纪     

《水浒传》思想本质新论——评“农民起义说”等

《水浒传》的主题是什么?历来就有争议。近几十年来以主张"农民起义说"者为多。仔细剖析《水浒传》内容,实际上它很少涉及宗法社会的农民生活,更没有表现出宗法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的诉求。即使偶尔写到一些农民也大多是沉默的、没有追求的、随人俯仰的一群。《水浒传》中写的社会底层的精英,绝大部分是游民或社会边缘人物。所谓游民就是脱离宗法网络、宗法秩序沉沦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小说中描写了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的挣扎和奋斗。他们的"经济诉求"是优裕的物质生活,为了实现这种物质生活就要迅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发迹变泰"就成了他们的政治诉求。《水浒传》中写出了游民奋斗过程中成功的一面,但由于黑暗势力的阴谋陷害,"聚义"最终失败了。《水浒传》所写的是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水浒传》作为第一部用口语写作的长篇小说不仅在文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而且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考察,它也提供前所未有的思想。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造反有理"的思想,同时还为造反者建立了一套属于他们的话语体系,如"好汉"、"逼上梁山"等,这个话语体系不仅为后世造反者所认同,也为其他阶层的人们所理解。近几十年来,《水浒传》中的招安最为人们所诟病,特别是持"农民起义说"的学者认为"     

《红楼梦》英译本中的中医药文化现象

要实现文学文本的跨文化交际功能,译者不仅要有文学、语言学和翻译学的功底,还要有各种文化知识的储备。以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为例,翻译小说中的中医药文化现象,既要体现中医药术语的特殊性,又要保持小说应有的文学色彩。     

文学经典、审美与文化权力博弈

文学经典不存在某种特殊的普遍性质,经典的确认取决于一部作品在文化场域中的位置。经典在人文教育中举足轻重,得到批评家的频繁征引,是文学史记载的核心内容。经典并非实体性而是功能性概念,它是特定文化空间中的建构物,背后存在参与复杂博弈的各种势力。布鲁姆对经典与审美的激烈捍卫并非错误,但审美的表象背后仍然隐藏了若干尚未解决的问题:如果审美仅仅涉及个人或者自我,所有的分歧将陷入僵局;审美远远超出了生理构造而必须追溯至历史文化的塑造;审美制造的情感波澜仍然需要解释。经典应该交给纵横两轴构成的坐标综合衡量,与仅仅显示传统、规范的纵轴相比,与共时的文化气氛相互呼应的横轴更为重要:横轴方向的内容是主动的,纵轴只能在横轴的带动之下延伸;文学经典与时代声音之间的交流更多通过横轴传递。     

论明中叶吴中士人的生活态度

在明代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江南特定的经济条件下,吴中文人形成了特殊的人生态度和文化性格.他们不再是奋不顾身投入政治生活,而是关注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萦绕心际的不再是抽象的家国天下,而是自己的具体生活;最能牵动情怀的不是功名富贵,而是日常生命的流逝;不是所谓抽象的人生价值,而是自己世俗的生活情趣和享受.促使中国社会由古代走向近代的内在驱动力,正来自于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