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论德治及其不足——兼与《春秋繁露》德治思想比较

董仲舒《春秋繁露》作为汉儒政治思想代表作,具有传统德治典型性,但此种德治流于理想层面,其可行性几何,有何不足,如何将其可操作化,未加阐明。牟宗三在其《政道与治道》中,从"理性之运用表现"与"理性之架构表现"角度诠释德治之治道与政道层面,将德治置于社会架构中考察。通过与《春秋繁露》比较后发现,传统德治只有"治道"、"运用表现",欠缺"架构表现",治道单线化,缺乏可操作性、可持续性,而该问题往往被忽略。传统德治有三大缺陷不能解决,根源在于缺乏体制架构,解决之道是:从"架构表现"入手,将"隶属格局"转变为"对列格局",使"人治主义"转变为"法治主义",以弥补人性之不足,德治才有真正实现之可能。牟宗三统观政道与治道,明其分际,知其利弊,考虑现实可行性与人性,其考量涵摄了一层现代意味。     

法治观念现代化与法治化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这一阐述明确地说明，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走法治之路。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仍然滞囿于“治”及“法治’孰优孰劣的争讨，恐有不合时宜之嫌了。与现代经济体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同频共振的‘”法治化”途径的取择己为不争之辩。中国传统法制有着浓厚的人治、德治色彩，与以法治为木质特征的现代法制迥然异趣。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实为由中国传统的人治制度向法治制度的创造性转换过程。鉴此，法学工作者正致力于这一以传统“人治”为逻辑起点，以现…     

德治的式微与法治的渐扬 --王符《潜夫论》治道方略之调适

德治与法治是中国传统治道思想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以王符《潜夫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东汉政治中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指出了德治式微和法治渐扬的治道方略之调适趋势。     

从贤人之治走向民主治理——儒家治道学说的反思与价值重构

儒家的治道学说以“贤人之治”为核心内容,以“内圣外王”为逻辑起点,以“仁”与“礼”为终极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德治主义。从本质上看,儒家的治道学说是一种“精英专政”,在历史进程中衍生出政治的宗法化、道德化倾向,展露了政治哲学的工具化、实用化特征,反映了传统儒学社会“公”领域的缺陷,因此与当代民主治理的核心价值相异。目前我国的民主治道变革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从儒家贤人之治的传统德治主义向理性官僚制的范式变迁是民主化转型的前提;另一方面,面对“后官僚时代”的挑战,治道变革还应该积极回应参与民主、理性行政、多元价值、公共利益等诉求。只有这样,适合我国民主治理的道德生态才能孕育而生,儒学政治文明也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法治与“德治”

本文对法治、德治及二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德治”和“法治”的不同涵义和历史形态的区别。本文指出: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只有人民才是先进的法治和德治的真正主体;我们应该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     

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法治观念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念。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在批判人治、武人政治、帝国主义法治并认同法治有助于保障权利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郑重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法治主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法治观念源自于对英国议会式法治的批判，他们认为法治与德治、人治、专制截然不同，就是宪法的统治；法律约束人类行为，以平等为基本精神，政治人物应当模范遵守法律，且不能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张通过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建立民主共和国或立宪国，法治是民主共和国或立宪国的一大标志。他们基于中国法治实践的问题，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念中国化的基本立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念中国化的基本方法。这一理论开创，对于当前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建设，具有奠基性意义。     

《盐铁论》刑、德之争及其当代意义

<盐铁论>刑、德之争不是法治和人治之争,而是术治和德治之争,焦点是以德为本还是以"术"为本.应以"治道"理解法治.德治与法治是"治"的两种表述方式,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两种对立或并行的治国方式.     

论法治和德治相结合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贯彻江泽民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积极推进依法治国,努力实施以德治国,把法治和德治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对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先秦法家的"法治",虽然在字面上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别无二致,但从实质上来看,"以法治国"不但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与德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分析"以法治国"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从来都为人治主义所主宰,是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     

从人性论的差异看中西政治哲学理念的分殊

比较而言 ,“德治”与“法治”分别构成中西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这种重大差异的一个根本原因 ,就在于中西不同的人性观。在人性的罪性或恶性的预设下 ,西方政治哲学强调用法治的形式对人进行强制性约束 ,而在其中包含的却是对自由、平等、权利、个体之价值目标的肯定和追求。中国政治哲学则在人性善的预设下 ,主张用发掘先天善心和道德教化的方式进行政治治理 ,追求政德合一 ,礼仪仁爱 ,上下尊卑 ,修己安人 ,个人、家庭、国家一体化的整体主义价值目标。立足于当代中国政治构建的立场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建立起法治政治 ,但强调以法治国并不意味着与以德治国相对立。事实上 ,法治与德治应该并举互补 ,二者的作用相辅相成。关键在于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必须突破和超越人治的范畴 ,必须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相区分的前提下 ,方可为中国当代的政治建构提供有益的文化资料。     

儒学"为政以德"传统与现代行政伦理

儒家"为政以德",特重官德修养,不仅是儒家"治道"的基本理念,而且由于儒家"治道"讲求的是透过德治而使整个社会达到理想境地,故其又是儒家政治哲学最主要的内容,内含着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精髓。这一思想隐含着中国式的"幽暗意识"。作为传统资源,这种思想可以运用于现代行政伦理建设,而这对于反腐倡廉亦有重要意义。     

法治与德治:思想史的视角及现代审视

先秦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实质是社会治理方式之争。儒家具有由来已久的重德传统,同时认为法和刑也是调节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儒家"德治"中"君德"的思想非常丰富,"以德治君"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品格。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推进法治进程的今天,更应该关注德治,关注制度下人的因素,关注道德的人和人的道德,尤其要关注官员群体的职业操守和道德素质对于法治的重要性,而不应摒弃德治,患上制度迷恋症。     

论法治的现代化与政治的民主化

纵观人类法治发展的历史,法治的现代化过程也是政治的民主化过程。现代法治的本质是政治民主,民主政治是现代法治的政法基础。法治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的民主化水平。我国的法治现代化与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一根本民主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于“三权分立”,但还不完善。关注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研究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关系论视角下的法治辨析——兼论法治与人治、法制、德治的关系

在以何种方式治理国家方面,我国法学界曾有过三次大的讨论。在90年代后期达成共识,法治与人治的区分不在于是否由人来治理,而在于法是否具有至上权威,应当实行依法治国,彻底抛弃人治。法制一般指静态的法律制度,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则指动态的法律运行体系,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等内容。关于德治的具体内涵,法学界尚存在争议。对于德治能否作为治国方略,有的赞成,认为依法治国要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有的反对,认为不能将德治理解为与法治同级别的“他治”。当前应当淡化以德治国的提法,着力探讨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等理论问题。     

“长治久安”：儒家的治道

“大同”和“无讼”是儒家所追求的法律理想，但现实社会中的儒学。却不能绝对排斥法律刑罚的作用。“宽猛相济”代表了儒家对待德礼和政刑的立场。以德治、礼治、人治所构成的儒家治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也是历代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理想的基础和关键。     

论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21世纪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不仅要有经济、政治方面的繁荣与稳定 ,还必须有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复兴 ,其中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开发中华民族 5 0 0 0年道德文明的智慧 ,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文化精华 ,结合中国当代社会的实际 ,实施以德治国的方略 ,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已是一项十分迫切的历史任务。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它要求我们 ,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 ,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 ,使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相辅…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刍议

德治思想是先秦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它以人性论、民本论为其理论基础,以为民表率的君德思想、保民富民的民生思想以及宽猛相济的社会治理思想为其主要内容。在当今社会,正确反思和清理"德治"与"人治"的关系,积极挖掘和总结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精华,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法治”的含义应当准确——与张春生、阿喜两位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要准确地把握法治的含义，必须正确处理法治与法律、法制，法治与专制、人治的相互关系，法治的基本内涵与标志是民主政治与法律权威；与专制相结合的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人治的形式之一。法治的实现离不开道德的支撑，但将“法律全都转化为道德”的社会不是法治社会。法治需要弘扬优良的法律文化传统，但在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     

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的冲突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面临着现实的困境,这个困境表现为大量被制定的、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法律在现实中并没有被真正得到尊重和遵守,法律形同虚设。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我们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在重视法治的制度建设的同时没有能相应地重视法治的道德文化、心理基础的建设,在中国社会仍然具有深厚基础的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有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心性层面、制度层面、世俗层面三个方面。要解决困境,必须彻底批判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建立以权利、自由、平等、人道为核心的新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