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

本文集中讨论了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变化的关系问题 ,认为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 ,市场机制的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资源分配的过程 ,但是 ,由国家主导的改良式变迁以及一系列制度性因素 ,决定了阶层间相对关系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重组 ,原有以阶层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相对关系模式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仍然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作者认为 ,社会分层模式的构成及变化 ,并非仅仅取决于经济机制或经济—技术理性的功能需求 ,而是同时在社会和政治的过程中被形塑 ,因而是特定制度环境和转型过程的结果。“市场”不仅由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所构成 ,还包含了社会、政治、文化的逻辑和权力的实施。经济—技术理性和经济机制都存在于特定的制度结构之中     

国际维度下的经济转型及其战略选择

经济转型虽然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一国经济体制的自发演进过程,不同国家不同体制之间的竞争压力会对每个参与其中的国家的制度变迁方向产生重大影响。但经济转型并不是简单地向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回归。对于转型国家而言,一个完整的战略选择应当是以比较生产率优势融入世界市场,在这之后则应当发挥后发优势,走跨越式发展之路。针对不同转型国家的现状,前者适用于尚未真正融入世界市场的俄罗斯,而后者则适用于已经融入世界市场的中国和东欧国家。     

收入不平等的公众感知与态度: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分化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相对于事实的收入不平等而言,公众对收入不平等的感知与态度更能影响到一个社会的整合与稳定。以国际比较的方式研究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结果表明:中国公众所感知到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要低于多数市场转型国家,人们所能容忍的收入不平等却高于多数市场转型国家,与其他市场转型国家和传统的市场化国家一样,人们所能容忍的收入不平等随着感知到的收入不平等的增加而增加;中国公众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身社会位置的影响,但高等教育的作用则相对明显;中国公众所能容忍的经济精英的相对收入优势与其他市场转型国家和传统的市场化国家相比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差异,而对政治精英相对收入优势的容忍度较高。     

中国两次重大经济转型的比较研究

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新中国60年来,经济发生了两次重大而意义深远的转型,两次转型方向相反、背景不同、方式迥异、绩效差异很大,但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运行轨迹.两次转型给我们的启示是,转型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尊重经济演进规律、合理确定政治权利和市场机制的边界,这是实现经济转型目标并取得良好转型绩效的关键所在.     

中国经济转型期“丰裕中贫困”的成因与治理

中国自经济转型以来,社会生活水平总体上由温饱跨入小康。而体制运行惯性和转型催生的贫富差距勾勒出了凯恩斯所描绘的“丰裕中贫困”。我们所面临的“丰裕中贫困”和凯恩斯的界定有本质之别,它更多地是由传统体制及其运行惯性引发,同时被经济增长过程放大。对其治理的政策设计应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转型制度供给主体的作用,进而减少经济转型的压力并使其顺利推进。     

略论中国近现代政治转型的现实逻辑

后发国家的优势之一,是可以有比较地设计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避免历史上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若干问题。然而在现实政治过程中,这种设计往往需要和社会基础、执政环境及转型所需成本联系起来,并受其约束——这些内容即构成政治重心,决定一国政治发展的走向。本文认为,主导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逻辑的政治重心,可概括为稳定与繁荣,即以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为保障,供给合法性、体制与秩序,从而主导转型过程。     

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中的政治控制

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与经济文化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快速转变相一致,政治上也有一个转型的问题。在政治转型过程中,政治控制的转型有更为关键的意义,它所转变的平稳、效率和规范化程度,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政治控制是维系一个社会中国家秩序的手段,它与政治秩序、政治稳定和政治参与相联系,其控制程序是一切能动的社会控制中最高的。狭义的社会控制则主要把着眼点放在人们对社会性行为和社会性规范的遵从要求上,因而这种控制是与社会越轨行为紧密联系的。但无论如何,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从系统控制的角度来看,无论…     

社会和谐机制与和谐社会制度体系探讨

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都是具有“多平衡”属性的复杂系统,只有最优化的平衡与稳定才意味着和谐。反馈调节是维持生态系统、社会系统动态平衡的主要调节机制。与生态系统固有的自然调节机制不同,社会制度具有多变性和非唯一性。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息失真和制度失灵的问题。信息失真与制度失灵更是落后国家的通病。言论、信息开放和制度转型是克服信息失真、制度失灵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

大规模制度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为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目标.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进而影响了转型期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绩效.转型国家的制度结构与治理形态已大致分化为三种典型模式,但强化政府能力建设,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转型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视角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拓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未来的转型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政治中政治价值体系的构建与国家建设

现代国家建设包括了现代制度组织体系和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设这两个维度。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对于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设的探讨还很不够。政治价值体系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整合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中国传统社会依靠的是儒学价值体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以革命价值体系对社会进行有效地整合。转型时期,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缺失已成为一个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因此,在现代国家建设中必须要构建一套与现代制度相匹配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是现代国家需要确立的制度价值,是国家和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现代政治价值建设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程。     

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我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定性之困惑及解决路径

由于社会转型期民主法治尚未定型与成熟,基于公权力的公信力危机,我国群体性事件面临着定性困惑,由此也注定了其处置的困境所在。国家的政策取向应当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维稳成本向改革成本转移,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实现相应保障条件成就基础上的宪政体制改革乃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出路。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应本着"慎法"精神,在宽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做到谨慎立法、谨慎执法与谨慎司法,避免留下历史后遗症。如果从此种意义上理解"大调解"及"大调解"基础上的司法能动主义,则具有现实意义。     

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机制

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而良性的政治稳定机制必须具备制度保障、动力保障和社会保障。政治稳定的制度保障要求有一个具有较强包容机制的政治体系 ,使各种政治主体遵循统一的政治规范 ,同时建立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政治稳定的动力保障是政治体系的吸纳和分配机制 ,政治稳定的持久性和生命力取决于政治体系的自我更新。政治稳定的社会保障是政治体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 ,包括输入机制和输出机制。     

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专业化路径选择

近年,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虽然具有突破性的发展,但是处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转折期社会矛盾凸显,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新特点,而与之相配套的少年司法建设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制度建设上都略显滞后。显然,少年刑事辩护的专业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其发展程度也是司法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鉴于此,通过分析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发展现状,提出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专业化建设的发展策略。     

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社会保障建设评析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农村依托集体经济建立了就业保障制度、五保供养制度、合作医疗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等,形成了集体保障和家庭保障相结合的保障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与积极推动以及集体经济的建立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这一模式也明显地存在着制度化水平低且不稳定、随意性大、保障水平低等缺陷。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缺乏合理的目标定位和稳定的推进措施,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严重不足,政府的角色定位有严重偏差等。     

东北资源型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出路——场域视角下的社区问题探讨

近年来,有关社区研究尤其是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等问题正逐渐成为热门话题。由于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的发展在地域上、经济上以及发展程度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而东北资源型城市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性及结构性,更加凸现了资源型城市社区研究及建设的紧迫性与重要性。然而,目前资源型城市的社区建设却问题重重、充斥着矛盾与冲突,严重影响了社区建设的深入开展。以社区冲突为切入点,试图从场域这个视角找到社区冲突产生的根源,重新设计社区建设的方案。     

村民自治价值论析

村民自治体现了广大农民群众对民主真正意义的追求,是社会转型时期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法宝,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组织管理制度,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政治现代化建设道路积极有效的途径,是国家其他民主生活实践可资借鉴的示范;村民自治正在中国特有经济社会结构中产生民主理论。     

人民内部矛盾的疏导与社会稳定预警机制的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整合社会资源,调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处在转型期的我国,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不稳定因素增多。在这当中,重要的是要通过改革创新,建立健全不断调处矛盾和化解冲突的社会稳定预警机制。社会稳定预警机制包括网络信息收集报告系统、舆情事态调查分析系统、矛盾危机处理疏导系统。     

江泽民对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贡献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伴随着社会转型，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速度明显加快，教育领域迎来了一个空前迅速发展时期，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基本框架业已形成。这从多方面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江泽民作为我国第三代领导核心，对教育法制建设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从发展的角度，极有必要研究江泽民的教育法制思想。     

社会多元化转型期隐私权与知情权关系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评价模式发生着深刻变化,并具体对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发展扩展产生重要影响。今天,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问题日益突出,冲突本质在于两者在价值与利益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并具体展现为公法领域冲突与私法领域冲突两大方面。为化解权利冲突,应明确人格尊严与自由、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的基本冲突协调原则,构建包括认定、确立、调整、评价四个层次的完整冲突协调体系。     

社会与国家关系在当代中国的互构——社会建设的一种新视野

在社会与国家关系中的社会是一种利益共同体,既包括狭义的社会,又包括市场,国家则是对社会作出政治安排的权力系统,社会与国家两者之间具有互构的法理机制和解释机制。本文分别对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法理机制和解释机制的变化和新情况做了分析。如果要实现权归于国家,就必须确保利归于社会。制度性行动与非制度性行动的互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原有的制度性行动规则面临挑战。社会建设可以从更加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更加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两个方面调节社会与国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