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庇时《三与楼》重译的伦理阐释

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于1815年最早将《三与楼》译为英文。1822年,他在初译的基础上重译该小说。与初译本相比,重译本在遣词造句及篇章结构方面显现出迥异的翻译策略,反映出译者前后在翻译伦理上发生了从存异到求同的嬗变。这一变化是译者所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影响、诗学修养及自身身份共同作用的结果。     

阐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的启示——以《德伯家的苔丝》多译本为例

伽达默尔阐释学的三大哲学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视野融合、效果历史,对文学翻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凸显了译者理解的主动性,也更加明确了文本意义阐释过程的动态性和循环性。这些在《德伯家的苔丝》多译本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也说明了个体译者对译作的影响是无法避免的,名著重译正是阐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实践起指导作用的证明。     

多元系统视角下探究《飘》的汉译

多元系统的出现开始关注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因而也会对译者产生影响。在此选取傅东华译《飘》和陈良廷等人译《乱世佳人》两个不同时期的译文进行对比,探析多元系统理论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麦都思与圣经《新遗诏书》译本

麦都思1837年出版的圣经译本《新遗诏书》,不能看作是对马礼逊《神天圣书》新约部分的简单修订,而应被视为是对新约的重译,此译本从核心词汇到翻译理念都截然不同于马礼逊译本。这一译本经郭实腊多次修订、出版,并更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最初几版修订本只是对《新遗诏书》作了细枝末节、可以忽略的修订。1853年,郭实腊的1840年版《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为太平天国所修订、刊印,书名易为《新遗诏圣书》。麦都思主译的"委办本"《圣经》是优于《新遗诏书》的又一译本,这两种译本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麦都思前后期合作译经的中方译者所享有的翻译自由度不同所致。     

从翻译伦理看儿童文学名著的重译

儿童文学名著的重译热持续不断,其重译本也层出不穷.然而,其中不乏粗制滥造之作.本文认为,译者在重译儿童文学名著时,应遵从翻译伦理,遵守重译时的“贴近原作者、爱护读者、尊重原译者”的三个原则,并汲取“筛选积淀重译论”的合理理论内涵,在旧译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完成“借鉴—超越”的重译过程.     

从理解的历史性看翻译无定本

从19世纪末中国的文学翻译伊始,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文学名著的重译现象层出不穷。对于文学名著是否该重译,众说纷纭,言人人殊,其论争的焦点实为名著重译有无定本。根据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著名原则——理解的历史性,不难看出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译本正是理解的历史性所造就的产物。由于历史赋予了不同的译者不同的＂视界＂和创造力,一个译本的出现正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诉求,是时代创造的一个新视界。因而文学名著翻译中唯一的定本并不存在。     

论《尤利西斯》两中译本的译者主体性差异

萧乾、文洁若的《尤利西斯》中译本和金陡的《尤利西斯》中译本是同时代产生的,也是目前国内最有影响的两个中译本,但这两个中译本在遣词造句、文体风格：和修辞手法等方面的翻译处理上,都呈现出了巨大差异和不同特点,充分反映了三位文学翻译家在具体的文学翻译实践中为接近原文、再现原著精神风貌的译者主体性意识。《尤利西斯》两中译本的显著差异表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对原作者的态度、译者的翻译策略和译者的具体语言操纵等方面的主体性差异是决定两个中译本风格迥异的根本原因。     

乔治·斯坦纳翻译四步骤下的译者主体性——《雾都孤儿》四个中译本对比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以后,译者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使译者主体研究更加深入。《雾都孤儿》是世界经典名著,林纾译本,荣如德译本,蒋天佐译本,龙冰译本这四个不同时期的中译本都体现了鲜明的译者主体性和译者主体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以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对比四译本,得出译本的千差万别源于译者主体对原著自身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应该综合考虑译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慎重评价译本质量的高低。     

译者的诗和远方 ——《月亮和六便士》傅惟慈译本风格

文学翻译家傅惟慈于上世纪90年代翻译的毛姆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风格简洁而精致、细腻而旷达、通俗而不庸俗、朴实而不失文采.从词语、句法和修辞手法方面对译本的翻译风格进行探讨,剖析译者对文学翻译过程的操控,旨在为今后毛姆作品的译介和译者翻译风格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论译者的“适应”与“选择”——以《飘》汉译本为例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学研究。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是建立在人本身作为行动主体的双重性基础上。分析《飘》在两个不同时期的汉译本,可以看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双重身份对译文的重要影响,由此彰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也有利于对不同译本的差异做出客观的动态的评价。     

中国学者文学英译的困顿与出路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在向外译介中国文学、传播中国文化的崎岖道路上不断攀爬探索,虽挫败连连,但却越挫越勇,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学者的文学英译有其自身的文化与美学价值,有着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所不能比拟的作用和意义。与霍克斯的译本相比,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在英语世界遭受冷遇,并不是因为杨译本质量不佳,而是因为其采用的以忠实文本为圭臬的翻译策略在当时来说有些超前,而现在则已经具备了接受这样翻译的国际语境;老舍将其小说《离婚》的英译者伊文·金告上法庭,并收回版权自行翻译,只因其译者在发挥其译者主体性时失去了底线,歪曲了中国文学;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在英语世界的成功提醒中国的英语学者,重视和讲求文本迻译策略的同时,还要强调译本的宣传推介等市场营销工作。及时总结中国学者文学外译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并融入其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翻译目的论看儿童文学翻译--以Charlotte’s Web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翻译目的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目的论为理论依据,对《夏洛的网》的两个中文译本进行的对比分析．旨在引起学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和重视。该研究发现,这两个译本都非尽善尽美。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应在理解儿童文学特殊性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努力提高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质量,进而更好地服务儿童。     

注释：文化缺省的翻译补偿策略——从注释看《格列佛游记》三译本：是讽刺经典，还是通俗读物？

依据夏廷德的翻译补偿原则,对讽刺经典《格列佛游记》的三译本注释进行了多维度的对比分析,肯定了译者在帮助读者了解异域文化知识方面的作用,但是译者在实施注释补偿时,有时不能体现重点,前后矛盾;有时甚至会背弃著者的意向和翻译目的,无法再现原著效果。如果缺少准确规范的翻译注释,文学经典的译本可能被降格为通俗读物。     

基于身份平台的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下的翻译——评《第三帝国的兴亡》

<正>译者身份与翻译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只要涉及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译者的身份都会呈现在作品当中。以董乐山主持翻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为例,对翻译作品中的译者身份进行研究,旨在通过建立身份角度的译作评价对翻译作品进行考评。一是隐匿的译者身份。《第三帝国的兴亡》在中国的出版历经坎坷,译本成书于1965年,正值"文革"前夜。为避免陷入危险的政治漩涡,     

话语语言学视角下的科学名著重译和复译

本文以话语语言学的视角,以弗洛伊德《释梦》的六个中文译本为佐证,论说科学著作重译与复译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话语语言学为我们论证科学名著的重译与复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视角。科学名著对话语的确定性要求与话语自身的开放性形成的张力促使译者对已译作品进行修正、润色、补遗,进行重译和复译。     

社会转型时期期刊翻译文学的社会性解读——以民国初期《小说月报》为例

作为翻译文学的一个主要源头,期刊翻译小说研究远未展开。将上个世纪初大型文学期刊《小说月报》翻译小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其译本生成的"适应"与"选择"作出客观的描述与解释,是期刊翻译研究的一种新尝试。"文学功利性"、"家族翻译行为"、"译入语杂合"、"演译"是民国初期译者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学、语言生态系统的优化选择。     

从《侠隐记》看近代译介小说及文学翻译的流变

近代中国是中国文学翻译发展的重要时期,通过对这一时期译介小说的考察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文化状况,比如对实用主义的重视以及白话文运动等等,这些社会现状同时也造成了近代文学翻译的俗化思潮以及重实践轻理论的特点。本文拟对《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的译本进行分析,从中看到中国近代译介小说叙事与语言风格的转变,并通过对译者伍光健在翻译实践和理论上的贡献来探究近代中国文学翻译从业余到专业的发展,以及其中存在的不足。     

《文学兴国策》所体现的文本、文化关系

本文以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文学兴国策》所体现的文本、文化关系。从译本再现晚清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译本受到晚清主流文化的制约,以及译者通过译本对晚清社会文化进行重塑三个方面入手,研究《文学兴国策》与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在挖掘作为历史语境的动态文化载体《文学兴国策》中所蕴涵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分析我们自身以及我们自身的习俗和信仰等文化因素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特点。     

目的论视阈下的《萨迦格言》英译研究

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行为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而且是发生在一定语境下的有目的和有意图的行为,因而任何译作都会受到译者翻译目的的影响。翻译目的论的理论对研究萨班·贡嘎坚赞的《萨迦格言》的两个英译本有适用性,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导致两个译本出现了诸多差异。将译本置于翻译目的论的视阈之下能够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本的优劣,不是单纯以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来判断,而应该结合译者的翻译目的,着眼译文在译语情境中的预期功能和译者对文化传播的所做的贡献。     

唐诗英译适应选择的语篇视点研究——《望岳》两译本例析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就是一种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在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是处在一个中心地位,并且起着主导的作用。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通过对Innes Herdan和吴钧陶的《望岳》两译本(唐诗英译)语篇视点(语言视点、文化视点和交际视点)转换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他们实质上进行的都是一种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都发挥了各自的创生能力,是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度适应选择的累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