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大理寺探讨

辽代大理寺属南面官系统,是负责汉人鞠狱事务的司法机构.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比较重视其在司法层面上的意义,很少有学者深入讨论其机构组成.作为一个专职处理汉人狱讼的官署,考清其历史沿革对辽代职官制度的研究,尤其是南面官制度的深入研究颇有裨益.因此,将把研究重点放在大理寺机构本身,结合现有资料,略加考论,以期对大理寺机构在辽代的变化发展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辽代契丹南枢密院探讨

契丹南枢密院是主管行政事务和有关经济事务的部门 ,相对于北枢密院 ,其侧重于管理民事则是基本可以肯定的。辽代契丹南枢密院是从汉人枢密院过渡而来。且其过渡结束的时间为应历年间 (公元95 1— 968)直至兴宗即位前 ,契丹南院枢密使全部为汉人。既使在辽圣宗统和年间以后 ,随着封建化改革的推进 ,北面官系统的中丞司与南面官系统的御史台共同承担起了监察的职责     

论汉人官僚集团在辽政权中的作用

辽代的汉人官僚集团在契丹王朝快速走向封建化 ,以及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外交成功等方面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辽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汉族士人在辽代文坛的地位

辽代虽于北、南面各设文翰机构,但发挥主要功效的文翰机构却为翰林院,在院内任职者大多为汉人,承担着起草诏诰的主要文翰任务.在撰写诗文、墓志等方面,尤其在科举诗赋方面,汉士成就表现突出.总之,终辽一代,由于契丹统治者竭力保持本民族的尚武特性,辽代文化繁荣则主要倚赖汉人,汉士是辽代文坛的主力军.     

也论“辽土”与“辽人”——明代辽东边疆文化结构的多元倾向研究

有明一代,辽东以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造就出了辽人这一特殊的边疆群体。大体而言,辽东都司建立之初,土著不多,居民主要来自中原、女真、蒙古和高丽,这种人口结构明显带有文化多元的倾向。明朝中期,由于少数民族不断南下定居,加之经济交往和武力冲突过程中的频繁互动,客观上维系并强化了原有的文化多元倾向,而这种倾向直接影响到辽人的政治选择,当中央政府强大的时候,他们有利于中原文化的辐射和传播,当中央政府衰弱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成为异己力量。正因为这一点,到了明朝末年,辽人成为明清双方争取的对象。明朝政府一方面期望以辽人守辽土,另一方面又疑信参半,而清朝政府也是一样,一方面希望辽人成为自己的同盟者,另一方面又亦用亦疑,双方围绕辽人的博弈,成为明清战争的重要内容。     

辽朝南面宰相制度研究

辽朝南面宰相的结衔包括寄禄官、优宠官和差遣官三部分。其中寄禄官基本借鉴自北宋初期的寄禄官体系 ;优宠官则分为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四等 ;差遣官分为中书省差遣和南枢密院差遣 ,中书省差遣包括大丞相、左右丞相、同平章事 (兼中书或门下侍郎者 ,简称中书相和门下相 )及参知政事等 ;南枢密院差遣则包括枢密使、知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及签枢密院事等。辽朝南面宰相一般从枢密直学士、五京财赋官和翰林学士(承旨 )中选拔 ,其升迁遵循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中书相和门下相—左、右丞相的阶序。辽朝南面宰相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 ,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原则指导下的自身特点 ,特别是省院互兼的特点     

辽代汉族进士家世考

辽代科举考试的应试对象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汉族进士出身大致可分为官宦家庭、布衣家庭两大类。官宦家庭子弟登第之比率远高于布衣子弟,辽朝科举制度为汉官子弟增加了一条入仕途径;父子叔侄联翩登第者多来自布衣家庭,反映了下层汉士迫切希望通过科考跻身社会上层。辽朝科举制度的实施巩固了汉人世家大族的地位,为辽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辽墓反映的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

辽代出现了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的民族文化融合现象。辽西地区和燕云地区由于历史传统和民族构成的差异,在民族文化融合上呈现出不同特点。辽代墓葬资料反映出辽西地区民族文化融合强烈,契丹人汉化是整体性的,是历史发展趋势;部分汉人高官墓呈现出强烈的契丹化倾向,甚至完全契丹化。燕云地区民族文化融合相对较弱,汉人平民墓地和高官墓在葬俗上没有契丹化,但在日常的服饰、出行方式上出现了契丹化。这与契丹为统治民族,契丹文化上升为国俗地位有直接关系。     

试论辽人的“中国”观

契丹人受其先祖鲜卑人以及隋唐契丹"化内人"的影响,建国之后即因袭鲜卑人附会自己为"炎黄子孙"自称"中国"的观念,开始以"中国"自居。契丹人自称"中国"之初,并没有自称"正统",直到辽圣宗后期才萌生自称"中国正统"的思想意识。辽人在自称"中国"的同时,仍然称宋朝为"中国",在强调夷人懂礼是"中国"的同时,并不反对汉人懂礼也是"中国",在自称"正统"的同时,仍然称宋朝是"中国"。辽人的"中国观"具有辽宋同为中国、华夷懂礼即同为中国以及"正统"与"非正统"都是"中国"等特点。辽人的这种"中国观",实际上是一种"多元一体"的"中国观",对后来的金、元等王朝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辽对西北边疆的征服与治理

契丹是游牧于西拉沐沦河、老哈河一带的古代民族。在辽太祖、辽太宗东征西讨创建国家的过程中,征服了诸多民族,创建了一个版图辽阔的草原帝国。辽朝对游牧于漠北的"阻卜"各部族前后发动过四次大规模的征服,将各个游牧部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使得辽朝西北边疆地区逐步稳定下来。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治理,辽设置了西北路招讨司,派遣契丹贵族出任西北路招讨使,建立边防城,移民屯田,加强了漠北草原与辽内地之间的联系与经济文化交流,使有辽一代的西北边疆一直处于辽的有效控制之中。     

辽代节镇体制与地方监察

辽代节镇除本州外,亦下辖支州。节度使通过带本州刺史衔管理本州,同时加观察使衔统领支州。辽代实行的是中央—节镇—州—县的管理体制,节镇为辽代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辽代节度使所带观察处置使、御史台官等结衔,皆是节度使监察权的体现。节度使以下,节镇内部由判官、孔目官、录事参军等具体负责监察事务。辽代节镇内部设置的判官分为节度判官、观察判官、军事判官三种类型。由观察判官负责考课下属,节度判官、军事判官负责监察司法审判,孔目官负责勾稽文案,从而达到监察政务的目的。地方监察事务在节镇一级基本可以得到解决,节镇是辽代地方监察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辽代节度使总揽辖区内行政、监察、经济、军事等权力,为防止出现唐末五代地方割据情况,辽朝中央采取了诸多措施。辽朝在节镇之上设置更高一级的监察区,后由于监察区与军事区、经济区之间存在重叠,使得辽代已经开始逐渐孕育出一种钱粮兵谷合一的大的行政区划。这与金代的路—节镇—州—县四级体制,宋代的路—州—县三级体制,共同奠定了元代行省制度的基础。     

强力与绥怀:辽宋民族政策比较研究

辽宋都继承了唐朝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的政策,奉行因俗而治的方针,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了具有民族特点的行政建置。比较而言,宋对少数民族的统辖不如辽紧密。辽宋民族政策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辽契丹统治集团与宋汉族统治集团的政治理念不同,前者重在强力统治,以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和兵力的补充为目的;后者则重在绥怀,以寻求民族地区的稳定为目的,不惜以钱、物的赏赐来赢得少数民族的臣服。辽宋这两种不同的民族政策,对以后的各王朝都具有相当影响。     

辽初中书令虚设的不可能性探析

辽初中书令是在契丹建国前后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从唐朝职官体系中引入辽朝南面官系统的。其设置具有特殊的历史条件及必要性。这决定了它在此段时期内发挥职能的必然性。在辽初确立的"因俗而治"治国方针下,中书令更难逃贯彻国策之重任。然而,目前辽史研究者们较多认为中书令仅为"虚衔",甚至否定其隶属机构——中书省职能的存在。对此,也有少数研究者持不同观点,但辽史研究界还没有对这些反对意见进行驳斥。因此,对此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     

辽代汉人枢密院探论

据《辽史·百官志》记载,辽代设有三个枢密院,即北面朝官系统的契丹北、南枢密院和南面朝官系统的汉人枢密院。迄今,国内外辽史学界多认为汉人枢密院并不存在,契丹南枢密院即汉人枢密院。然而,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据现有史料,关于契丹南枢密院就是汉人枢密院的论点仍有许多疑窦,需要进一步讨论。1　　研究辽代官制,首先要注意的是北、南双轨的特点。据笔者掌握的信息,目前尚没有治辽史、契丹史者全面否定这个特点。在北、南双轨官制的框架下,契丹南枢密院与汉人枢密院是不能合而为一的。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有一条资料值得进一步分析。《辽史·…     

辽代的佛教与阅读

辽代佛教的盛行,使佛教读物大量产生,僧人和信徒空前之众,名刹伽蓝遍布境内,寺院阅读繁荣兴盛。它们不仅形成了辽代文化的显著特点,也成为辽代社会阅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整个辽代的阅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北宋使辽诗

北宋频繁派遣使臣前往辽国,部分使臣将出使期间的见闻与感受形诸歌咏。使臣们出使途中情绪往往恶劣,诗歌中表现为对于异乡的气候风景、异族的民俗风情的排斥不接受,愁苦落寞的意绪成为使辽诗的主旋律。他们在诗歌里要追究五代割让土地与北宋不能收回失地的原因,检讨现实的对辽政策。他们到达辽国之后,通过实际的接触,对待异乡异族的情感往往会有相当的转变。往往从拒斥转向适应,从陌生转向友好。他们或者将这种交往的过程与感受形诸文字,甚至能够产生更加广泛的良好影响。     

辽太宗祭祀木叶山考

木叶山是契丹祖源地、发祥地，故辽代皇帝频繁前往祭祀。对木叶山的祭祀，包含祭山神、祀天以及祭祀祖先等寓意。辽太宗时期佛教已很盛行，辽太宗遂变革传统祭山仪，将祭拜观音一环增加到祭祀木叶山的活动中。辽太宗即位初期，祭太祖庙、祖陵等祭祀祖先活动非常频繁，祭祀木叶山的活动基本伴随祭祀祖先的活动进行。从天显八年(933)开始，辽太宗祭祀木叶山的次数随着其祭祀祖先活动次数的减少而减少了，且祭祀木叶山的活动大多在游猎过程中举行。     

辽代北方民族的内聚:辽宁地区的移民及其影响

辽代,东北地区处于大移民时期.由于辽宁地邻契丹内地,地旷人稀,且经济条件较好,所以更是移民频繁,规模空前.移民以内聚型流入为主,且多为战俘型移民.汉人和渤海移民居多,兼有契丹、女真、奚、西夏、新罗等族移民.移民大多聚族而居,形成辽宁地区大杂居、小集居的民族人口分布状态.在辽宁地区,辽河以西多为汉人,辽河以东渤海人居多,而其他民族则集中分布在若干州县和地区之内.这种内聚型移民促进了辽宁经济全面繁荣,城市建设兴起,交通线路得到改善,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和民族融合.     

辽代尚父考

辽代获尚父称号的臣僚约有17位之多,堪称历史上的奇特现象。尚父中既有宰相,也有其他臣僚。他们基本都是年事较高、社会声望也较高的老臣,而且大都对辽王朝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尚父群体在民族属性上虽以契丹族为主,但却具有多民族成分,体现了辽代多民族社会上层联合统治的特点。     

辽代大林牙院探讨

大林牙院初设于辽太祖时期,当时还设有文班司.文班司与创制契丹文字有关,是早于大林牙院而设的机构,两者的关系值得注意.“制契丹大字”与“制契丹国字”在含义和意义方面都有区别.辽代在北面官系统中广泛设置林牙,当与“以国制治契丹”有关.辽代铨选林牙的条件与出身于契丹文化世家及文化水平等有关.大林牙院是一个把契丹本族文翰事务作为主要工作的部门.辽代的林牙也有承担军务、作为使者出使他国等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