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储蓄率的人口结构因素分析

我国当前的高储蓄率低储蓄投资转化率 ,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安定。本文从生命周期理论与社会保障理论出发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个人储蓄率增长模型 ,分析我国人口增长率波动跟社会保障制度对目前高储蓄率的影响。     

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扩大有效需求的战略性措施--内生人力资本增长框架的分析

本文在卢卡斯 (Lucas)内生人力资本增长理论的基础上 ,建立了一个具有外生储蓄率的单部门内生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并对结论进行了讨论和检验 ,然后运用该模型对我国 1979年至 1998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 ,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不是高储蓄率和消费需求不足 ,而是人力资本不足 ,由于人力资本不足 ,我国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基础条件。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战略性措施是 ,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促进高储蓄向高投资的转化。     

人口红利：基于中国储蓄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外研究表明,储蓄率是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在解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储蓄率、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设定实证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虚拟变量,利用中国1952—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储蓄率的增长一部分由其本身的滞后效应以及经济高增长来解释,另一部分由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的变化来解释,人口抚养系数下降成为中国储蓄率保持高位水平的根本原因之一,并通过投资机制作用于中国经济增长,由此证实了中国确实存在着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     

知识经济与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经济增长及其实现方式的变化国民财富的增长历来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把经济增长主要地归结为物质资本的投入,从而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中心环节。在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国民收入增长率与储蓄率呈正相关关系。其经济含义是,只有当国民储蓄率等于资本—产出比率与有效劳动力增长率的乘积,保持厂房设备等存量资产与劳动供给之间的均衡,经济增长才会出现。1经济增长过程表现为储蓄不断地转化为投资,因而在资本系数给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水平将由经济体系中物质资本供给的保障程度及其规模给出。根据这一理…     

人口老龄化、城市化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遭遇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而以往关于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国内外研究均忽视了人口老龄化的作用。基于此,可以构建一个融合发展经济学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新分析框架,将老龄化因素纳入城乡二元经济三期世代交叠模型,探讨老龄化影响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机制。理论研究发现：（1）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城市与农村的教育投资率、降低农村的储蓄率,但同时会提高城市的储蓄率,总体来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二元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模糊的;（2）城市化有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增进国民福利,但由于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下降,降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率,从而会减缓城市化的进程并弱化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研究有助于从人口转变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利用外资与中韩两国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最早可追溯到 19世纪中期的“洋务运动” ,韩国的现代化努力也可以追溯到 19世纪晚期 ,但是中韩两国全面的现代化运动还是在 2 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因此本文把它作为研究的起点。文中涉及的现代化概念主要指经济现代化 ,就是打破原有的经济低水平均衡状态 ,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完成工业化的过程。1　　按照哈罗德———多马 (Ｈａｒｒｏｄ -Ｄｏｍａｒ)模型 (ｇ =ｓ ｋ其中ｇ为经济增长率 ,ｓ为储蓄率 ,ｋ为资本产出率 ) ,资本产出率是一个常数 ,经济增长与储蓄率成正比。储蓄率越高 ,则经济增长率越高 ;反之 ,储蓄率越…     

我国农村金融作用农村经济的路径与实效——基于农村金融运行效率的实证分析

农村金融通过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影响储蓄率和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和四维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10年我国农村金融运行效率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与农村经济发展正相关;农村金融相关比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并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冲击作用,而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农村储蓄率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负向冲击。因此,我国应在健全农村金融法规制度,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村储蓄—投资转化速度和农村金融相关比率,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和质量,培育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和农村非正式金融机构,以支持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研究

投资波动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对投资需求的管理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的"时间累积效应",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非对称性关联,且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而扩张并未对投资产生显著的"牵拉效应"。     

中部地区社会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通过对河南省1982年～2004年的社会投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等时间序列进行O LS分析,发现所有序列存在非时间平稳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时间序列单位根的检验、协整分析和因果关系检验,发现该区域内社会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虽然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较弱,不能证明凯恩斯关于乘数理论与加速原理在河南省是成立的,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应与该地区目前投资效率不高、产业关联度较低、生产潜力没有得到完全发挥等因素有关。通过对社会投资占当年G D P的比重变动进行计量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社会投资增长主要受自身惯性的影响,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这一问题的产生与该地区通过国有经济实施赶超式地区发展战略有关。本结论将会为中部地区崛起的路径选择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     

带生命周期消费的经济动态模型

我们以戴蒙德的世代交叠模型为蓝本 ,建立了一个经济动态模型。该模型是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与人口模型、索洛增长模型的有机结合 ,并且纳入了社会养老保险、收入预期、寿命预期、非预料死亡和遗产继承等内容。我们用此模型研究了经济增长率和资产收益率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     

试用哈罗德—多玛理论解释经济增长的非平衡性

本文根据哈罗德 -多玛投资理论讨论了投资在形成供给和需求方面的非对称性 ,并依此深入阐述了供需差额形成的机制 ,进而揭示了经济非平衡增长的根源 ,认为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大多数年份 ,GDP实际增长率会小于其平衡增长率 ,其根本原因是投资增量不足 ,难以充分吸收社会需求 ;相反 ,在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的大多数年份 ,GDP的实际增长率会大于平衡增长率 ,其根本原因是过大的投资增量对社会需求产生了超量吸收。     

我国逆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影响的动态调整检验——基于脉冲响应函数法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1989—2010年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析法揭示了我国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并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进一步证明了二者之间的动态调整效应。分析表明,OFDI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OFDI是技术进步的格兰杰原因。从动态角度理解,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较小,并且呈负向挤出效应,即从中短期看,技术寻求不是我国OFDI的主要原因,相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更为明显,说明OFDI的确提升了母国的技术水平能力,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中国经济增长中消费和投资的确定

本文利用有关统计数据 ,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 ,论述了我国经济增长、消费和投资发展的历史轨迹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了我国合理的消费率、投资率、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 ,并对消费率和投资率进行了国际比较。本文认为 ,就我国当前情况看 ,无论是消费增长率还是投资增长率 ,都有一个政策作用空间 ,宏观政策的力度不宜超出这个区间。此外 ,本文对我国需求不足的成因也进行了论述     

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的产业差异及其政策调整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总量和外资规模总量不断增长,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产业分布格局和产业吸收能力差异可能对FDI资本积累效应和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我国1997-2012年省际数据,通过构建外商直接投资FDI效应模型,在考虑地区差异情况下,比较分析了不同产业FDI对我国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显示:FDI的社会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产业差异,这一差异在区域发展水平和外资吸收能力不均衡背景下更为显著。为此,应强化外商直接投资"最优规模"的设计;注重我国经济发展对外资吸收能力的提高,防范"飞地经济"模式的形成;优化外资结构,提高第三产业对外资的吸收与利用,为FDI资本积累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发挥提供良好的社会政策环境。     

中国家庭储蓄率决定机制的数理分析与实证检验——对中国高储蓄率之谜的一种解释

通过数理模型证明,工作期时长与退休期时长的比率同家庭储蓄率呈减函数关系,当存在法定退休年龄时,预期寿命延长等效于减小工作期时长与退休期时长的比率,从而产生提高家庭储蓄率的效应.运用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预期寿命延长和收入增长对中国家庭储蓄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家庭储蓄行为存在很强的储蓄惯性和“增长倾斜”效应.这些结果有助于理解中国高储蓄率现象.     

调节收入分配结构是我国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的关键

在目前世界经济下滑的背景下,我国过去那种靠较快的出口增长率和政府大规模投资来刺激内需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心应进一步向消费偏移。然而,当前我国的消费需求现状却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从源头上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实现经济平衡增长。     

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PPG):——基于1996—2006中国农村贫困变动的实证分析

我们使用"类贫困增长率"对我国自1985年以来的经济运行过程是否具备亲贫困特点问题进行分析.类贫困增长率时以往所采用的PPG判定指标进行改进,因此能够综合反映减贫过程中的增长效应与收入不均等效应.减贫成效是"类贫困增长率"的一个递增函数,即类贫困增长率越大,经济越表现出有利于穷人的倾向,因此,我们须通过集中分析"美贫困增长率",而非简单考察实际收入水平增长率来判断一个国家的减贫工作是否成功.通过使用"类贫困增长率",我们认为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贫困缓解工作可以肯定,并且该期间的增长过程总体上是有利于广大穷人的,对于社会极端贫困人口,政府应该采用具有强针对性的"瞄准式"扶贫政策,从而使得所有贫困人口,尤其是极端贫困人口,均能从经济增长过程中获益.     

居民储蓄存款的迅速增长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增长迅速 ,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居民储蓄存款的迅速增长对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及相对缓解我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资的状况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目前过高的储蓄率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国投资拉动的高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经济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目标,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我国多年来坚持的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的数量扩张型增长模式,而高投资、高增长则以高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高投资、高增长、高宏观成本的发展模式揭示出:我国未来投资的增速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预期目的,而且更多地取决于资金、技术、资源支撑和环境容量,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转变。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的效应是国际投资学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我国已成为世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商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 ,不仅是理论问题 ,更是一个实证检验问题。为此 ,本文在对变量进行单位根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 ,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 ,并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效应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