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临时分会的设置与撤销：国民党各派对华北的角逐

北平临时分会是国民党中央在奉系集团退出平津地区后在华北设置的第一个介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机关。它的设置,是国民党各实力派势均力敌和蒋介石推行暂由阎锡山担负华北重责以牵制冯玉祥、桂系之计划的结果。它的“政治指导”区域的划分,取决于各派在华北的角逐情况。设置之后,蒋介石又设法限制,其他各派的态度也根据各自利益而定,因此它名义上负责“指导”与“监督”冀热两省和平津两市,实际上虚有其名。虽然国民党中央规定了各地政治分会不能兼管党务,但由于蒋介石企图掌握华北地方党部,北平临时分会竭力改组河北与北平的党部,张继北上继任该分会主席的原因即在于此。但他在阎锡山的掣肘下无能为力,并在蒋阎关系变化下提出辞职。最终北平临时分会在这纠纷中撤销。     

1927至1929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及其与桂系、蒋介石关系之演变

在1927年至1929年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是稳固自己在广东的地位,实行"分治合作".据此,他先是欢迎汪精卫到广州,随即因为汪精卫集团企图驱逐他而竭力剔除该集团,为此调停蒋桂关系,支持蒋介石复职.蒋复职后,他力促"蒋桂相安,共同北伐".在蒋竭力取消政治分会时,他与桂系一道坚决反对.湖南事变发生后,他主张妥协解决,认识不到蒋已经决计对桂系动武,自信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调停.由于蒋辜负了他的信任,他对蒋的感情破裂,从此逐渐成为著名的民主主义者.     

论抗战前夕新桂系的“骑墙政治”

1930年至“七七事变”前,是新桂系(以下称桂系)从受挫到复起阶段。他们从维护、扩大自身利益出发,在国民党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两大对立的社会政治势力之间的缝隙中实施“骑墙政治”,求得发展以至“问鼎中原”。也就是说桂系采取了脚踩两只船的策略,看那只船对自己有利,就联合谁,从中捞到好处,扩大势力。于是,他们左右逢源,当他们的利益与蒋介石趋于一致时,他们就联蒋反共;但是,当他们与蒋介石在利益上发生矛盾时,又联共抗蒋,这就是桂系的“骑墙政治”,即两面政策。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桂系东山再起1929年蒋桂战争,蒋介石胜利了,桂系失败了,但武汉战事刚结束,中原烽火又起,内战无已时。     

评三十年代新桂系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虽然在1925年初推翻了旧桂系,确立了他们对广西的统治,但在此后的几年里,新桂系一直把全力倾注在广州政府的北伐之举和与蒋介石新军阀集团争权夺利的混战上,无法过多顾及广西这一后方基地的建议。1929年至1930年,新桂系在与蒋的战争中失利,被迫退守广西。为着增强与蒋介石集团抗衡的实力,从1931年起,新桂系标榜“三自”、“三寓”和“四大建设”,在广西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拟就三十年代新桂系经济政策出笼的背景、理论依据、具体措施及其作用和影响作一浅略论述,以就教于各方家学者。     

略论抗战时期蒋桂之间的矛盾斗争

新桂系是国民党内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地方派系,与掌握国民党中央大权的蒋介石集团始终存在着矛盾斗争。抗战时期二者的矛盾斗争受这一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制约,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对当时和后来的历史演进影响深远。抗战爆发后,新桂系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但双方依然存在着矛盾斗争。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集团就奉行消灭异己政策,新桂系是其主要对象。从1929年至1930年先后酿成蒋桂战争和蒋冯阎桂中原大战,新桂系败退回广西。“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集团推行“攘外必先     

新安旅行团与桂林儿童抗日救亡运动

新安旅行团与桂林儿童抗日救亡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桂林儿童抗日救亡运动以“新旅”的到来而高涨,又以它的离去而低落。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以图为全面研究中国儿童运动史提供一点参考。(一)一九三八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动员了一百万军队围攻武汉。与此同时,为了从海上切断中国的对外联系,并和武汉战役相策应,日军又抽调一部份兵力夺取广州。十月底,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武汉、广州沦陷之后,作为西南重镇的桂林,其地位与作用就更加突出了。当时蒋介石和桂系之间有着较深的矛盾,广西当局为了抗拒蒋介石力量的侵入,提出了“三自政策”(自治、自卫、自给)并一面标榜抗日,一面实行所谓招贤纳士的开明政策,而蒋介石     

论大革命时期我党与新桂系的合作和破裂

大革命时期,新桂系(以下称桂系)是刚从旧桂系分化出来的地方实力派。他们倾向革命,要求北伐。我党为了实现民主革命纲领,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和孤立、分化与瓦解敌人营垒,同他们进行了合作。后来,由于革命队伍不断分化,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接着,桂系也跟着蒋介石反共反人民,从而导致我党与桂系合作关系破裂。本文就我党与桂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关系进行考察,揭示其合作与破裂的必然性。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桂系导演1949年“和谈”1948年5月,蒋介石和李宗仁同时分別就任国民党所谓“行宪”的第一届总统和副总统。蒋介石即借重新组织“行政院”之机,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部长职,以何应钦接替。此举,明眼人都看出是蒋介石对桂系争得副总统后的一种报复。因为在副总统竞选中,蒋自始至终支持孙科反对李宗仁。     

思忆莅桂国际友人

我第一次到桂林是在1938年底,那时正值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在强敌压境、民族矛盾上升之时,桂系同蒋介石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的。我们党利用这一矛盾,在桂系中开展了统战工作。1938年11月,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成立了,许多要求抗日的民主党派与文化界的著名人士,云集桂林,桂林顿成西南大后方的政治、军事、文化的重镇。这时我们五路军学生军集中在桂林学习。学生军是得到“八办”和地下党广西省委支持的一个抗日团体。与“八办”保持密切联系的刘仲容先生,首任学生军团政治副主任。由于有这种特殊的关系,我们在学习期间,每周都聘请莅桂的国内外著名人士来作专题演讲。如我们二团就先后请了八路军总谋参长叶剑英和范长江、夏衍、洪深、陆诒等同志,以及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朝鲜     

蒋介石与中原大战后的晋绥军

中原大战后 ,蒋介石极力削弱并控制晋绥军 ,为此采取了种种方法 :或借助东北军之手 ,或分化其内部将领。蒋介石的目的非但未能最终实现 ,从晋绥军中分化出来的傅作义集团也最终背弃了他     

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

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中国大陆对他的研究与当时的政治发展、学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1978年之前,以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为代表,对蒋介石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与批判。1978年之后,伴随着荣孟源的《蒋家王朝》、宋平的《蒋介石生平》、杨树标的《蒋介石传》、王俯民的《蒋介石传》等著作的出版,对蒋介石的研究开始了从为政治服务向学术研究的转型。1990年之后,以严如平、郑则民合著的《蒋介石传稿》,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为代表,对蒋介石的学术探讨走上了正轨。进入新世纪后,对蒋介石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有了长足发展。展望未来,对蒋介石的研究仍是挑战与机遇同在。学者们需要利用目前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新史料开放的机遇,刻苦工作,努力找寻到接近真实的蒋介石。     

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对南口会战的部署及战略意图

南口会战在华北抗日正面战场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会战展开前,蒋介石以第13军、第17军、第68军构成三位一体和实行察绥一体的防御体系,迫使日军进行南口会战。会战展开后,蒋介石指示和鼓励汤恩伯固守南口,指示傅作义和刘汝明配合攻取张北;前项部署较为成功,后项计划未能实施。日军正面攻击南口未得逞后,乃从察北插入攻击张家口,截断平绥线。蒋介石乃实施三步计划,先是鼓励固守南口,接着指示反攻,继之部署撤退。蒋介石部署南口会战的战略意图是以空间换时间,以平绥线的作战牵制日军速沿平汉线、津浦线南下。尽管蒋介石未能调集充足的兵力,也未能解决指挥系统混乱、嫡系部队与杂牌部队之间矛盾等一系列问题,但是通过南口会战,华北抗日正面战场形成。     

1927年初媒体视野中的“党潮”——以天津《大公报》为中心

1927年初，“党潮”由“汉赣党潮”发展到反共清党。此间，《大公报》对“汉赣党潮”的兴起与持续、“汪蒋握手”、反共清党等阶段作了较为全面与深入的报道与分析，展现了该报的基本立场与态度，也从侧面反映了大众媒体乃至当时社会在相关问题上的关注焦点与认识水平。当局者十分注重处理与媒体的关系，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对实现其政治目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的抗战思想论析

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的抗战思想主要表现在:拥蒋抗日、发动民众、联共抗日。这表明他的思想介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及共产党坚持的全面抗战路线之间,与二者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     

从南京到台北——1949年“国府”迁台经过

1948年底,内战中不断失利,国民党高层都在酝酿撤出南京。此后,从南京到广州、重庆、成都,尽管大多数国民党高层人士主张在大陆坚持,但是,1949年底,蒋介石最终决定中枢迁台,其中原因,主要有蒋认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基础较好,他的关键幕僚亦坚决赞成,以及金门战役的影响等等。     

日本侵华对中间势力的影响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炮声,唤醒了广大中间势力,使其转变了一贯依附于蒋介石集团的政治立场,积极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建立各种组织,凝聚起抗日救亡力量;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竭力呼吁停止内战,共御外侮;首倡和维护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积极创办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抢运战区物资,努力开发后方经济;奔赴抗日前线,血洒疆场,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霓虹灯下的叛逆——论二、三十年代海派文学的现代性寻求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学群体,它的产生与当时上海"十里洋场"独特的政治氛围、浓郁的商业气息以及发达的报刊行业有密切关系.本文侧重分析了海派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契合.     

胡适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变化过程中,胡适曾一度将汪精卫视为南京国民政府中文治派的代表,以诤臣、诤友的身份襄助之,期望他能通过凝结坚强的文治势力,与蒋介石的武治势力相抗衡,推动中国政治走上民主宪政轨道。但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胡适与汪精卫在处理中日问题上的看法和态度、进而在民族主义的取向上,分歧渐趋明显,最终在政治上与之分道扬镳。梳理胡适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诠释胡适的民族主义情怀,从另一视角解析胡适的自由主义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