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哲学观下的马克思阶级理论重释

马克思青年时期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根植于浪漫主义哲学之上的.在德国早期浪漫派与黑格尔思想的交织性影响下,并在追求哲学的现实化过程中,马克思走上了实践的反讽诗学之路.无产阶级革命是浪漫反讽在现实世界中表现的历史形式,无产阶级作为历史革命的主体与反讽主体,肩负着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使命.反讽哲学的自我否定性在马克思阶级理论中具有三次表征,即无产阶级革命在曲折进程中的自我批评;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造成的资产阶级的自我毁灭;以及无产阶级自我救赎中的自我扬弃.在反讽哲学观的这一视角下重新阐释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这既是对马克思青年时期浪漫主义诗情延续的历史说明,也是对马克思哲学具有浪漫主义根源的现实论证.     

青年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

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在德国浪漫主义思想的土壤中孕育而成.其语言之诗性,不仅仅意在语言上的诗情画意,更是对生命本身的张扬,使人正确地思考世界,即诗意地思考世界,从而释放囚禁于物质中的精神.这也是德国浪漫主义反讽之力,表明青年马克思将浪漫主义对生命之真的执著追求内化为一种精神动力,将其建立于现实的批判,并以这种执著重构现实的社会理想;而论文对自由的崇尚显然又有着德国浪漫主义“自我意识”的意味.通过对伊壁鸠鲁之原子偏斜对必然的突破的阐释,马克思创造出了德意志资产阶级思想解放所需要的理论前提,明确表达了现代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雄伟之心.     

柏拉图《会饮》篇中的矛盾与张力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描述了喜剧和悲剧、神学和哲学这两对重要的矛盾。苏格拉底则是这些矛盾的焦点。不过通过独特的反讽。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理解和超越了所有的矛盾,并把矛盾的两极看作是一个具有张力的整体统一于自身。而通过对这些矛盾的戏剧性设置,柏拉图暗示,哲学的目标在于揭示作为整全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丰富意义。     

论古典反讽与现代反讽--兼论现代反讽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存在方式

反讽应分为古典反讽和现代反讽。古典反讽到现代反讽的转换应当视为是反讽的现代转型。古典反讽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学修辞手法来运用,而现代反讽则不仅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法,而且扩展成了一种文学结构原则而运用于文学的诸多层面。它们的性质、运作机制和哲学基础等都有异同。现代反讽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存在方式是多样的。     

哲学反讽的实践立场——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解释

哲学的反讽以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反思人的生存悖论,并寻求解决人的普遍分裂的途径。不同于浪漫主义反讽的艺术和黑格尔的纯粹思辨,马克思哲学的反讽把实践作为消解人的生存悖论和普遍分裂的唯一基础和可能途径。他把无产阶级作为哲学反讽的主体力量,通过无产阶级的实践,以革命的物质力量改造世界,为人类开辟了共产主义的救赎之路,实现了实然世界和价值目标逻辑与现实的统一。     

错位、反讽与哲学病——语言游戏的误解与误用

维特根斯坦在其早期和晚期思想中均否认哲学理论的可能性,哲学问题的产生根源于对语言的误解。从《哲学研究》的角度看,语法笑话和哲学问题有相同的根源,即语言游戏的错位。哲学应当表现为一种活动,而非一种理论。这种活动即反讽。通过分析维特根斯坦的《论确实性》和苏格拉底的《游叙弗伦篇》,可以显示这种哲学的反讽风格。     

说反讽——对西方美学史上一个重要范畴的考察

反讽是西方美学史上的重要美学范畴之一。新批评将反讽视为语言中的对比与矛盾,因此语义悖论及字面意义与语境意义的差异是其关注的核心。新批评之后,人们更多地从符号学与叙事学角度看待反讽,注意到反讽与语言多重编码、叙事分层的关系。本文认为,从叙述的表层看,反讽是隐含的作者对表层意义的取消而形成的不可靠的叙述。而从更深的层面来说,反讽实际上与主体的某种优越感、对真相的洞察联系在一起,而在叙述过程中自我又采取隐身的方式保持某种超然,使表层意义导向不能作为解释依据。因此,反讽需要双重或多重释义。     

克尔凯郭尔反讽思想的伦理意蕴

反讽不仅是一种修辞格,一种言说方式,更是一种社会态度,一种世界观。反讽对现实的有效性进行批判和解构,可以打破现实的束缚,实现主体的自由。但是,在否定特定时代的文化和道德规范有效性的过程中,反讽有潜在地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险。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并不必然与真诚相悖,我们可以通过驯服反讽,消除反讽的危险,反讽在某种意义上是真正的人生和道德生活的重要前提和起点。     

奥斯丁之魂——试析《爱玛》中的情境反讽

作者在本文中简要介绍了反讽的时代背景 ,着重引出了情境反讽这一直至十九世纪才被人们普遍认知的文学现象 ,并以全新的视角剖析了奥斯丁的名作《爱玛》中的十个情境反讽的例子 ,借以说明情境反讽的普遍性及奥斯丁作品之精髓     

论哈代诗歌的反讽艺术

哈代在其诗作中借助反讽手法的运用,深刻地展现了他所处时代真实与复杂的社会生活.本文主要从言语反讽、结构反讽和情景反讽等三个层面论述哈代诗歌中的反讽对于揭示作品主题,解读作品内涵及作者的思想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穆旦诗歌语言反讽特征论

反讽既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世界观。不同层面的反讽给穆旦诗歌语言带来了不同的形态:修辞反讽形成了所言非所指的语言形态;浪漫反讽形成了含混多义的语言形态;新批评反讽与后现代反讽则形成了穆旦诗歌语言知性特色。穆旦对反讽这种现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借鉴与创造,从创作而言,生发出诗歌内部的矛盾张力,丰富了诗歌的外在语言形式;从哲学层面来说,使中国新诗在现代性的构置上与西方最前卫的现代派诗歌形成了对接。     

施莱格尔浪漫主义视域中的现代性问题

施莱格尔早期哲学—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早期浪漫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深刻性与复杂性。首先,他批评现代文化坚持分析性和反思性的理性原则,导致自然的祛魅和人与自然的疏离。其后,他又对现代的理性形式进行了重新评估,通过将理性反思转化为浪漫诗的反讽,既保持了理性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又将这种否定的力量转化为一种让本真的自然得以不断显现的积极的力量。在以反讽为原则的浪漫诗中,自然不再是一个由量化的、分析性的理性建构出来的僵死的物质集合,而是恢复为一个活生生的、创造性的实在。施莱格尔的“浪漫诗”观念突破了古代与现代的截然对立,既批判现代世界的分裂和异化,高扬古希腊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同时又意识到,人类必须通过与这种原始的和谐状态的分离,才能最终在人的理性和所有其他自然禀赋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达到一种更高的和谐统一的状态。     

后现代语境下的悲剧意识

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理论,是以削平思想深度、消解历史维度为旨归的.后现代主义对世界统一性认识以及知识可靠性的怀疑、对世界人生与人类真理的不确定性态度,都形成了对人类主体意识与自由精神的解构,同样也形成了对悲剧意识的解构.以商品化、娱乐化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实践,以反讽的理念把悲剧的内容作喜剧的处理,其目的是抹平现实与艺术中的悲剧性因素,从而与悲剧的本质背道而驰.     

王尔德《快乐王子童话集》中的反讽艺术解读

王尔德在《快乐王子童话集》中无论是从题目的选择,还是语言、结构和情境上都运用了反讽手法。其反讽群像构成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人物缩影图,揭示了王尔德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以及对功利主义的批评。     

不可归约性：保罗·德曼的反讽哲学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保罗·德曼认为,修辞性是语言的本质,任何文本都是以一种自我解构的形式存在。在他的反讽哲学中,转喻被看作是反讽的本质,是导致意义多重性的重要因子,任何解读都是对反讽链条的人为中断。反讽的共时性结构和双重结构是其运作的基本模式,是促成语言意义多重性的必然。反讽作为文本的自觉叙事基础,存在于叙事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点,在建构叙事的同时也解构文本意义。     

审美功利研究的实用主义转向

实用主义哲学对审美功利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从理论取向上看,实用主义推崇教化哲学来批判系统哲学,为审美功利确定实用主义哲学基点;从理论构型上来看,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对哲学文化进行了强有力的解构,为审美功利阐明了理论转化的语境前提;从理论要点上看,实用主义将启示价值、文学文化、自由反讽和大众取向作为自己的功利观,从而为审美功利提供了新的功利类型和可能。     

诗性文化与理查德·罗蒂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

反讽主义者理查德·罗蒂认为,面对哲学与政治关系问题时,当代西方哲学家分为两个不可调和的类型。不想成为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以福柯、德里达为典型;拒绝反讽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以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罗蒂引述茱迪·史柯拉(Judith Shklar)的自由主义者定义:相信残酷是我们行为当中最坏的事情的那些人。在诗性化的后形而上学文化中,罗蒂认为自由的反讽主义者或反讽的自由主义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罗蒂认为,反讽主义的自由主义需具备一些特别的能力:比如严肃认真面对自己思想与词汇的偶然性,非常重视再描述的力量,自由主义需要通过再描述变得更诗性化,而不是更理性化或科学化;自由主义文化应该是后形而上的文学文化。     

自然、人为与自由:马克思对话施特劳斯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和批判者,马克思哲学以自由为其基本主题。而施特劳斯从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立场出发,对现代的自由观念给予了激烈的批判,于是两者之间产生了一场隐蔽的对话,其核心是对自然与人为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的生命活动创造的产物,而人的生命活动是以意识为中介在社会中实现自身自然本性的活动,这里的自然既是自然感性又是自然本性,人为自由以意识为中介并非任意,而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施特劳斯则以不同于自然感性的自然对抗现代的人为自由。由于对自然与人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施特劳斯对现代自由观念的批判并不适用于马克思。     

《红楼梦》叙事中的反讽语式探析

叙事中的反讽语式是曹雪芹反讽表意的重要手段。《红楼梦》中的反讽语式可分为两种类型:评述型和情节对照型。评述型主要用于刻画人物,有以褒写贬和以贬写褒两种叙述语式;情节对照型主要用于情节安排,以对照的方式突出反讽效果。反讽语式可以强化戏剧冲突,使文本变得蕴藉含蓄,表现出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元化。     

文学作品中反讽的言语行为理论阐释——以《傲慢与偏见》为例

以《傲慢与偏见》为文本,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其中的反讽言语行为,可以发现,该作品的主旨即为作者所执行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小说人物所实施的微观反讽言语行为分为五类,均对推动故事发展、刻画人物形象起到重要作用。研究还证明了文学作品中的反讽,与“普通语言”中的反讽言语行为一样,均可在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中得到阐释,从而进一步验证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