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方式、流转成本与治理绩效分析

基于农地流转各利益相关者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的差异,我国的农地流转方式可分为政府主导型、集体主导型和农户主导型,但不同的流转方式会引致不同的流转路径、经济绩效,最终诱发不同的社会治理成本.中央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及时淡出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农地流转方式,通过培育农户主导型流转方式进一步壮大集体主导型流转方式,从而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捍卫农民利益,构建农地流转长效机制.     

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根据有关访谈和问卷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卡方检验的研究方法,从农民职业分化类别、程度和地区分析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规模、方式、期限及意愿的影响,可得出以下结论:农民职业分化对土地流转规模产生影响,对土地流转方式与期限影响不显著,农民职业分化程度和分化区域对土地流转意愿产生影响,农民职业分化类别对土地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此研究结论的启示是,加快培育全职务农者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增加分化农民本地就业机会、加强对兼业农民和全职非农者的技能及就业培训为可行的应对之策。     

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小,严重影响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发挥。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借助农地流转这一途径来实现。然而如今土地流转过程中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因素,遇到了发展过程中的瓶颈期。通过调查问卷和农户访谈的方法,了解河北省Z市的土地流转现状,建立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运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分别确定每一个相关因素对于土地流转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大小。并针对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这对于推进我国土地制度改革,保障民生,构建和谐农村和稳定社会有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流转问题研究

土地是农民的衣食之本、生存之源。中国城镇化建设正逐步进入高潮,随之而来的用地矛盾也变得日益突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流转存在政策执行偏差、缺乏完备市场机制、造成农村社会风险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科层制传递易产生误差、街头官僚自由裁量过度、产权模糊阻碍市场运作、委托代理衍生道德风险等。为此,需要采用完善法律制度加强管理监控、改进宣传方法拓宽政策覆盖、健全流转市场、完善保障体系等措施加以解决。     

国外土地流转制度的比较和借鉴

土地流转制度是土地制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历史性、经济性、政治性及法律性.文章介绍了国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关的土地流转制度,认为土地流转都要受到国家的政策管制,并注意保护农民的权益,并据此探讨了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流转制度的几点建议.     

农户土地流转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宁夏南部山区288户农户的调查

基于宁夏南部山区288户土地转出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农户对政府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和风险预期两个层面,运用Logistic计量模型分析农户转出土地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68.1％的农户对转出土地表示满意,31.9％的农户表示不满意.农户受教育程度、单位土地面积租金、农户流转土地的数量和农户对政府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程度对农户流转土地的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农户对政府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程度对其土地转出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最大;而农户对土地经营风险的预期对其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问题的研究——基于茂名市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现实探索

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这一创新型生产方式,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新变化、新希望。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是提高土地的收益率的有效途径,被各级领导所重视,也被广大农民群众逐步认识。本文根据广东省茂名市的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情况,结合国家政策和全国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推进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基本建议。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经过三十多年的循序发展和渐进演变,其具体政策内容也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情况在进行不断更新与完善。通过对1984年至2017年的农地流转政策及法律文件进行梳理和政策文本解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地流转政策变迁过程分为重启—发展—规范—创新四个阶段。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分析范式研究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重启背后的制度逻辑发现,该政策的重启是由广大农民自下而上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过程中带来的一件"副产品"。与此同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农地流转政策经历一次路径上的调整,成为中央政府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工具手段,并在其后演变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路径依赖特征。最后,运用历史制度主义中的结构分析范式探讨农地流转政策变迁动力机制议题,并解析出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政治精英理念的更新、其他相关政策的作用、社会经济技术的革新、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外部示范效应的压力以及政治行动者的推动七个主要影响因素。为此,中国农地流转政策未来发展演进需要在坚持完善现有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基础上,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客观规律,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人本价值取向。     

经济欠发达地区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委会的角色分析——基于河南省鹿邑县Z村土地流转案例

目前,全国农村土地流转开展的范围较广,涉及面较大,在广大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流转还处于探索阶段。从Z村的土地流转过程中可以看出,村委会在土地流转的探索阶段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有序进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欠发达地区村委会在土地流转中的角色分析,有助于不断规范村委会的行为,使其对土地流转的有序进行能够发挥有益的角色功能。     

土地流转与农户家计:两种流转模式的比较——基于江西省T村的实证调查

已经严重分化的农户及其对土地程度不同的依赖和存有差异的流转意愿是任何形式的土地流转在农村推行的社会基础,再考虑到这些农户在我国宏观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农户家计就为土地流转划定了应然限度.资本下乡流转由于其自身特性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对绝大多数农户的家计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在过密型农业仍将长期维续的前提下,对于这种流转模式必须谨慎对待.而完全出于自愿并使流转双方互利共赢的农户自发流转与大部分农户家计的要求较适应,对于这种农户智慧创造的制度创新应该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重视.     

农村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探讨

农村政策执行偏离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机制和行为存在缺陷,政策执行资源不足,政策对象抵制以及政策本身的适当性存在问题。为此,应从基层政府体制入手,改进政策执行方式,完善政策监督机制,优化政策执行环境和资源环境,促进农村政策的有效执行。     

清前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所有权状况——基于清前期蒙垦政策的考察

清前期,由于统治者实行了比较宽松的蒙垦政策,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被大量官垦,其地权关系也开始产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所有权为国有化的前提下,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开始对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进行官垦,导致该地区的土地使用权产生分化。在官地内,国有化的所有权对其使用权起支配作用,使得所有权分属于代表国家利益的不同集团。就公地使用权而言,最初只归蒙丁所有,但是窘迫的生活处境加之宽放的蒙垦政策,蒙丁开始把户口地的使用权转租给汉人。这种被“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实际是国家默认状态下的蒙丁对户口地的次级所有权,土地私有制的萌芽开始在蒙古地区出现。     

农地流转、规模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创新研究

在目前农地制度的框架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效益悬殊仅使农地流转成为可能,农地的流转收益低以及农地的保障功能较重严重地束缚着农地的流转,农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经营仍不可能得到实现。农地制度一定要重新安排。"股权农地+保障农地"的农地制度创新可提高农民农地的流转收益同时又能兼顾农地的保障功能,这样,农民流转农地的经济驱动力加强了,也没有了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农地流转、农地规模化经营可顺利进行。     

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变迁及其绩效分析

作为人口大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国家采取了世界上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是,由于耕地保护产权不清,我国耕地保护制度所达到的效果与预期间存在较大差距。界定耕地保护产权和建立区域补偿机制,以利于耕地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东道国政策变迁和外国直接投资

东道国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政策变迁是一个由制度非均衡到均衡再到非均衡的动态演进过程。在此过程中,政策的成本特性(包括制定成本和机会成本)以及时间特性会对政策变迁产生重大影响,也正是由于这种影响和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一国的FDI政策变迁表现为路径依赖和政策创新两个层面的交替或并行发展。中国的FDI政策变迁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政策探索期、政策成型期、政策调整期、政策完善期,每一时期的政策既有创新又有路径依赖,从而构成了外国直接投资的中国区位优势。     

新疆“十一五”期间节能政策绩效综合评价

文章对1978～2009年新疆GDP、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总量的现状进行描述,分析新疆宏观经济环境对能源消费量的影响,总结新疆"十一五"期间节能目标完成情况,预测新疆"十二五"节能目标的完成可能性,通过构建符合新疆实际的节能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新疆"十一五"期间节能政策绩效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希望对"十二五"新疆节能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转型期国有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

我国国有银行在转型过程中依然保持着软预算约束,并没有建立消除大量不良贷款产生的机制。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并不是转型经济面临的特殊现象,但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则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形成机理。软预算约束使银行行为发生扭曲,增加了财政负担,降低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而牵制了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阻碍金融市场准入和利率的市场化。在政策取向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应使股份制改造与商业化并行,改革的渐进性要求采取逐步引进外资参股、逐步降低信用集中度和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的道路。     

农地承包权流转的原则与限制

农地承包权流转必须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才能实现规范、有序;同时农地承包权流转与社会公共利益紧密相关,因而必须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农地承包权流转应当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应当受到诸如农地拥有数量、农地利用人资格等多方面的限制,同时也从理论、实践等角度对这些原则和限制的合理性及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权利保护的经济理论与中国转型期的地权流转

权利保护的经济理论认为,在权利转让方式中蕴含着权利保护的经济逻辑,权利转让是联系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纽带,因此,个体权利的保护应该在社会整体的最优目标中来考察。通过对中国转型期地权流转的考察发现,中国的土地产权是一种没有防护的权利,权利的内在缺陷是导致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和土地财政膨胀的主要根源。     

公共政策的国家产出:质量与绩效

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共政策是国家的重要产出,也是公共管理绩效和执政绩效的重要变量。在成本-收益上,政策质量决定着运行成本、交易成本和不同的社会损耗。质量不高的公共政策,不仅自身政策损耗大,而且严重影响公共管理绩效和执政绩效。考量公共政策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输入——输出过程,在政策分析中推行绩效评估,按照公共绩效最大化要求,优化政策创制和设计的技术与流程,已是公共政策国家产出当中一个无可规避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