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研究——以南京市A区村改居社区为例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征地使得一些农民获得城市户口,被动性地适应城市生活.城乡在空间上的对立嫁接到拆迁安置房社区失地农民与市民身份的对立上,加深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冲突.拆迁安置房社区失地农民生活空间的改变无法代替其行为和心理的完全转变,适应城市生活是个长期的过程.本文试图从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角度调查和分析拆迁安置房社区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状况以及这一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特殊群体在城市生活中所具有的特征.并就促进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的认同,提出了若干建议.     

论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危机及其根源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调查发现了失地农民在人际认同、生活适应、以及身份适应方面存在的认同危机,并分析了这种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源。本文认为实行公正的征地方式、征地制度以及征地补偿制度和措施,有利于消除失地农民的认同危机。     

城市文化与"身份认同"

本文认为城市的形成也是人生活方式的一种巨大变革,在追求和享受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人们似乎丧失了心理和情感上的归属和认同.为了摆脱认同危机,或借助于娱乐,或借助于"时尚",但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摆脱以消费贯穿始终的生活方式.而这种危机,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认同欲望与内心自由的内在矛盾;二是我们把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混同了.     

失地农民身份认同及其分异——基于生命历程范式的解释

在失地农民规模急速增长背景下探讨其身份认同问题并推动其向积极认同转变具有重要意义。生命历程理论为之提供了可能的分析视角。各代际群体在土地依附、乡土记忆、互动空间等要素上呈现的不同组合样态,决定了失地农民在身份认同的结果上并非是普遍危机的状态,而是宏观制度和社会结构变迁下的分化,呈现出老年群体身份认同的内卷化、中年群体的边缘化和青年群体的市民化特征。这为政府部门制定失地农民市民化政策提供了新的借鉴。     

宁夏回族失地农民生存境况及身份认同研究——基于198户回族失地农民家庭的调查研究

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拉开帷幕,宁夏城市化进程加速,回族失地农民也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状况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笔者基于198户回族失地农民家庭从收入、支出、居住及身份认同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回族失地农民家庭收入水平较低,接近于＂入不敷出＂状况,居住小区环境恶劣,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身份认同处于模糊状态。     

失地农民市民化身份转换的问题研究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相伴而生的是失地农民问题,特别是失地农民在向市民身份转变的过程中,受到制度性认同模糊、乡土情结浓厚、文化适应滞后、社会保障缺失、就业空间狭窄等因素的影响,身份转换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只有真正落实失地农民的城市身份,为失地农民提供制度保障,注重人文关怀,引导失地农民实现身份转换的心理适应,积极拓宽失地农民的就业渠道,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身份转变。     

变迁与重构: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的社区认同更新路径探析

在原有的农村社区快速转变为城市社区的同时,部分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的社区认同却并未实现与之相适应的更新,这种认同断裂现象正是阻碍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文章从认同更新维度出发,根据社区成员的社会适应力差异,构建出秉持"最优更新"观的突变式的认同重构(强适应力)与旨在实现"最大可能更新"的渐进式的认同变迁(弱适应力)这样两条实现少数民族失地农民社区认同与社区类型相匹配的可行路径,以期增强这一部分群体对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

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南京市561位失地农民的实证调查,发现失地农民在经济上生存于城市边缘,社会交往兼具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特点,大部分失地农民仍认为自己是农民,且认同适应不良,据此本文提出了改善就业、提高收入、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性建议。     

城市新移民的文化适应:以失地农民为例

失地农民文化适应过程可划分为文化冲突、文化反思和文化重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本文尝试从文化适应的最小单元入手,来分析构成文化适应系统的物理适应、社会适应和观念适应的过程和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失地农民适应性的策略,主要包括失地农民的主体性建构,政府部门的就业促进,市民的社会接纳以及居住社区支持系统的构造.     

西方身份认同研究述评

身份认同是一个非常难以定义的概念,争议集中于身份认同是＂物＂还是＂过程＂,形成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是个体还是社会,身份认同与排斥是什么关系;大众媒体是传播和维持民族认同的工具,种族起源是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成份,共同语言和生活方式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构成;身份认同的调查方法多种多样,普遍使用的是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更为可靠。     

农民工消费行为与身份认同困境研究

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正被强大的社会机制从传统的农业文明中剥离出来,接受工业文明的严峻挑战。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必然带来身份变动和身份系统的不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认同困境。本文结合转型时期农民工身份变迁和消费行为的变化,构建农民工认同框架与消费行为的关系模型,剖析农民工认同困境的形成机理与内在特征,引导农民工提升认同感。     

社会认同视角下失地农民的市民化研究

失地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本底支撑。但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着如下困境:被动城市化滋生了失地农民对城市化的拒斥性认同;集中安置解构了失地农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社会比较产生的挫败感消解了失地农民的城市认同;安土重迁的乡土情结阻碍了失地农民对城市的情感认同。破解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困境急需建构失地农民对城市的社会认同:一是要千方百计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安置;二是要加强对失地农民居住社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三是要建立失地农民心理疏导机制,重构失地农民以情感为核心的社会支持网;四是要多措并举重构失地农民新的社会交往网络。     

社会化视角下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

从个体社会化的角度来看,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过程是一个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过程。不同年龄层次的失地农民适应目标有异质性与层次性的特点,与此对应,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过程也是社会化目标的适应过程。     

网络教育与后现代身份认同

对教育自身和人的精神状况的敏锐把握,是建立动态的和谐师生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在信息时代,网络教育带来的是一幅新的教育图景,其不仅带来现代教育手段与方法的革新,还引致师生身份的后现代认同,促使师生关系的后现代转型.在网络教育中,师生关系呈现出灵活性、多重性、平等化、建构性、碎片化和游戏化等特征.因此,师生关系的和谐构建必须建立在对网络教育的后现代特征进行深入考量的基础上,并充分体现和反映时代特征,以适应网络教育后现代转型的内在要求.     

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

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区分通常是以一些客观社会经济指标来加以确定的,但这种指标在中国近几十年所发生的结构变动中,阶层利益和阶层意识却表现出不明确的,或有待发展的特征。为了检验当代中国社会是否出现了阶层分化的现象,以及阶层结构化的程度,我们进行了考察,并希望依据客观经济指标来划分出社会阶层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社会性别与身份认同的语言建构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人口的流动和民族之间的融合,人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社会身份变得更加复杂。社会性别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认识到社会性别与身份的动态性和可塑性特征,促使语言性别差异研究和社会身份认同研究由本质论向社会建构论转向。语言在人的社会身份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的社会性别和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后天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建构而成的。身份的动态性和多元化可以通过交际中的语码转换来实现。针对社会性别和身份的动态特征,可以尝试运用动态系统理论对语言、性别和身份开展更深层次的研究。     

中国当代审美风尚与主体身份认同

审美风尚作为一种具有源发性的审美风格形态,一直是主体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但中国当代审美风尚的多样制约因素及其主体身份认同所遵循的隐秘认同逻辑,常使得二者呈现出复杂的绞合关系.为理解中国当代审美风尚与主体身份认同的恰切关系,有必要重新厘定中国当代审美风尚的基本意涵,还原中国当代审美风尚的生发语境,揭示中国当代审美风尚在建构主体性身份中的重大作用.     

失地农民公民身份及其社会保障公平性研究

公民身份是社会保障的政治前提,也是保证社会保障公平性的价值基础.探讨公民身份必须以特定社会群体具体实践来考察其公民身份的具体形态.目前失地农民公民身份缺失导致其社会保障待遇不公平,究其原因主要是立宪中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主导思想忽视了对人权的保障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国家本位的集体主义观念惯性致使农民个体权利被长期忽略以及农民缺乏主张自由的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保障失地农民享有公平的社会保障就必须确认其土地产权,使其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完善政治参与机制,畅通社会保障诉求渠道.失地农民获得公平的社会保障必然是一个进行社会抗争和政府赋权相互融合的政治过程.     

现代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摧毁了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家族的社会认同、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对于儒教的文化认同,使新知识分子发生了身份认同危机。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历史。随着革命及新中国的建立,这种危机得到特殊形式的解决。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身份认同。     

从居民到社员:城市人民公社成员的身份认同——以天津城市人民公社为例

在人民公社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城市人民公社有其独特性。伴随着城市人民公社的兴建,有着不同身份标识的"职工家属"、小业主、小资本家、独立劳动者、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无业游民等等,迅速地由城市居民转变为公社社员。依托于城市人民公社"政社一体"的特殊资源,公社社员获得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生活集体化"的共享权益,社员的身份认同有了独具的物质和精神保障。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他们被共同建构于公社体系内,其身份关系仍然存在着诸多冲突与紧张。这种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并非人民公社本身所能消解。公社的消亡,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