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诋与对抗:清末朝野对新政的认知和反应--以鸦片禁政时期的财政状况为背景

鸦片税是清末新政的重要财政基础 ,清末鸦片禁政导致鸦片税收日渐式微 ,新政的财源也日趋减少。朝野人士在鸦片禁政的高潮时期 ,对新政事业的各种举措颇有微词 ,官界非议和知识界的责难交互影响 ,对新政的评价愈来愈趋向低调 ;下层民众因新政筹款和禁烟财政抵补 ,群起反对兴学、警政、户口调查等新政举措 ,酿成风起云涌的民变风潮。晚清人士对新政的认知和评价趋于低调 ,根由均与清末财政困境有关。     

论新桂系时期的烟赌娼禁政

近代以来,烟(鸦片)、赌、娼愈演愈烈,成为毒害人民身心健康的三大害,并由此滋生一系列社会问题。新桂系为宣示其政治清明,振兴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对之实施禁政。但烟、赌、娼业的巨额税捐是新桂系实施扩军备战,"建设广西,复兴中国"所需的可观财源。新桂系对"三害"采取的基本上是"寓禁于征"、明禁暗纵之策,结果自然是禁而不绝。     

清末山西禁烟

晚清以来,山西惨遭鸦片之祸,以致地方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但清末禁烟时期,山西的鸦片之害一度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本文即从禁种、禁吸以及禁运三个角度来考察清末山西禁烟的实行,及其效果,并进而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以求对清末山西禁烟做准确客观的评价。     

鸦片税收与清末警政改革

警政建设是清末宪政改革的要项,鸦片税收则是清末警政改革的重要财源之一,各地警察创设和警政学堂的筹建经费或多或少与鸦片税收有着密切的关系。配合新政推行,清廷下决心禁绝鸦片,1908年下半年以后,鸦片禁政的速度加快,税厘收入大幅度缩减,赖以铺张的警政事业经费极受影响,清廷推行的“就地筹款”办理新政的方针受到严重挑战,各省的警政事项被迫放缓,有关宪政成绩的奏报多数是官样文章,财政制约成为宪政不举的重要成因,清廷对地方新政的督催引起地方省份的非议和敷衍,清末警政改革因鸦片禁政而呈现出复杂徘徊的态势,概见双方互动关系的复杂和多变。     

鸦片税收与清末兴学新政

鸦片税收是清末兴学新政的重要财源之一 ,与各省学务振兴经费关系密切。而另一方面 ,为了配合新政的推行 ,清廷下决心禁绝鸦片。 190 8年下半年以后 ,鸦片禁政的速度加快 ,税厘收入大幅度缩减 ,赖以铺张的兴学事业经费极受影响 ,清廷推行的“就地筹款”办理兴学新政的方针受到严重挑战 ,各省的兴学新政事项被迫放缓。有关宪政成绩的奏报多数是官样文章 ,财政制约成为宪政不举的重要成因。清廷对地方兴学新政的敷衍引起地方省份的非议和敷衍 ,清末新政因鸦片禁政而呈现出萎缩徘徊的态势 ,概见双方互动关系的复杂和多变     

伪满鸦片政策略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实施"以毒养战"的鸦片毒化战略,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不得不变换战术,表面上取消鸦片专卖,实行鸦片"断禁"政策,以惑视听,但实际上仍大量种植、销售鸦片,其"以毒养战"的鸦片政策的实质始终未变。     

日据台湾时期的鸦片政策(1895—1945)

日据台湾 5 0年 ,实行鸦片渐禁政策 ,这个政策可以使台湾总督府在两个方面赢得赞誉 :日本是所谓“文明国家” ,标榜禁烟 ,可获得国际间的同情 ;出于所谓人道上的考虑 ,禁而不严 ,又可以获得台湾人的认可。殖民地当局将其丑行罩上光环 ,欺世盗名竟达数十年。本文拟通过对此等鸦片专卖制度的论述 ,揭露日据台湾时期鸦片政策的本质 ,即早期为财政服务 ,为开发台湾提供助力 ;晚期在战时体制的支配下 ,将毒手伸至大陆 ,有力地配合了日军的全面侵华。     

中国禁毒史的一个断面——清末民初苏州禁烟研究

清末民初,苏州鸦片烟毒泛滥,洋药、土药行销量庞大,烟馆、土膏店林立。为净化"天堂",苏州地方当局在社会各界的协助、配合下,自上而下,展开禁烟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烟毒的泛滥,烟馆纷纷关闭,鸦片销售量、烟民人数大幅度减少,禁烟取得一定成效。但禁烟中存在诸多障碍因素,也不能忽视。     

论清代禁烟的举措与成效

清代鸦片泛滥成灾，鸦片问题是清代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因此，清代政府一直主张禁烟。从禁烟的动机与效果看，清朝的禁烟经历了初禁、严禁、驰禁、渐禁四个不同时期。清朝建立伊始，吸食鸦片之风已经出现，特别是康熙年间，开放海禁，鸦片作为药材每斤纳税三分即准予输入，“其时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上成青，镶竹为管，就好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1]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每年鸦片输入量已达200箱。已远远超过国内药用的需要，这表明吸食之风开始蔓延，烟民人数正不断增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清末民国贵州鸦片百年危害反思

在鸦片造成的种种危害之中,最大的一项危害就是地方财政、税收对鸦片的深度依赖。这种依赖的存在,导致历次禁烟的结果总是陷入禁而不绝、明禁暗弛、亦禁亦弛、寓禁于征的怪圈。反思近代贵州百年毒品的危害,对于当前开展的禁毒斗争,以及有关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20世纪之交美国对远东的鸦片政策

美国对鸦片的政策及其禁烟的努力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即首先由美国国内的禁烟开始,然后将目光转向了远东的属地菲律宾,并在菲律宾开展禁烟运动。1906年,晚清中国的禁烟运动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来倡议国际联合禁烟,将禁烟运动国际化,即由一国的国内事务成为世界各国共同担负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拉开了禁烟运动的序幕,由民族主义浪潮所激发的清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也迫使美国作出了让步,支持中国第一次以平等国家的身份参加国际禁烟会议。     

清代文化政策的调整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演进

有清一代 ,朝廷将通俗小说纳入其文化控制范围 ,并载之刑典 ,在政策上具有连贯性和稳定性。尽管清政府严查令禁 ,但并未收到实际效果 ,这与通俗小说的特殊艺术魅力、历代帝王的双重人格等皆有一定的关系。同时 ,清代文化政策也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的。本文以清代皇帝与古代通俗小说关系为个案 ,探讨清代文化政策与通俗小说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康熙朝清准贸易与清准关系研究

清准贸易对康熙朝清准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引发了噶尔丹的喀尔喀战争和清准双方战争;另一方面,它又为康熙瓦解噶尔丹政权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康熙利用清准贸易政策的变化以及准部贸易对象的转变最终达到了击败噶尔丹政策权目的.康熙的清准贸易政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羁縻政策有所突破,另一方面这一以夷制夷的清准部贸易政策也具有缺陷,它导致了清廷在内藩与属国和西洋国家关系上的混乱,往往拿处理内藩的方法去处理外部问题.     

浅析乌什事变与清朝回疆治理政策的调整

乌什事变是清朝统一新疆初年发生的最具影响力的重大事件,暴露了清朝回疆治理政策的弊端与漏洞。文章综合国内外各种史料,分析叙述了乌什事变的缘由及其经过;并对事变平息后,清政府为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补救措施和对回疆治理政策的调整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军府体制下清代新疆的司法体系及运作

军府体制下,因多种行政管理模式的施行以及民族、文化的多样,清代新疆的司法体系与运作呈现出突出的有别于内地直省以及其他边疆地区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而军府衙门在司法体系当中的核心与主导地位又显现出清代新疆司法体系与运作的一体性。清末建省后,新疆行政建置统一于内地,多元法律的一体化在司法领域得到进一步推进。     

关于江南奏销案的再思考

对于清初江南奏销案,一般论者大多从清廷对士绅的政策层面着眼。文章则将此案置于清代财政制度建构的过程之中加以考察,认为江南奏销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清廷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奏销案是因为清初财政肩负双重使命,这种双重使命导致国家异常重视财政制度的完善和执行。江南奏销案对绅士的打击比较广泛是江南特殊的情形使然。     

晚清"鸦片商战"观与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非理性

经济民族主义是晚清以来民族主义充分彰显的一个领域,"鸦片商战"则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观念的重要形式.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无法有效地禁绝外来鸦片.民间人士为抵制外国鸦片入侵,纷纷主张弛禁土产鸦片,扩张罂粟种植面积.这种观念不但表现在一般士大夫身上,而且清廷重臣、地方官员也不乏其意,域外人士与国内士绅声气相求,世俗报刊与教会媒介均有相关言论刊布.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观念,"鸦片商战"给晚清社会和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论近代爱国诗人对时局的反思

中国近代史上危机四伏,爱国诗人对祖国的出路进行了空前理性的思索。鸦片战争时期的诗人把战争的失败归结为官员的腐败无能;改良主义时期的诗人对统治者进行抨击的同时,依然寄予厚望;民主革命时期爱国诗人则提出了开发明智、推翻清朝的设想。从不同时期爱国诗人对时局的反思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中艰难行进的过程,构成近代诗歌别样的价值。     

清代国家生息资本--盐业帑本考

清代,特别是清前期,各地盐商凭借清王朝政府授予的特权,垄断了食盐的运销,借此获取高额的利润.同时,清政府又通过种种手段,对盐商们进行额外盘剥.清政府除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盐业利税获取财富以外,还尽力利用盐业帑本这种国家生息资本榨取盐商,获得强制性的高利贷收入--帑息.     

清代两淮灶丁之生存环境与社会功能

清代两淮灶丁是两淮官盐和盐课的主要创造者。在食盐专卖体制的重压下,这些被清政府强行固定在盐场上的食盐生产者,每年都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然而这样一群为社会做出过突出贡献,有着强大功能的社会弱势群体,却面临着十分恶劣的生产条件与生存环境。在官吏、盐商及其地方官僚无休止的剥削与压迫下,灶丁往往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而恶劣的生产条件和天灾人祸更使他们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两淮灶丁的上述悲惨境遇,为我们探寻清代两淮私盐问题活跃之原因提供了部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