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精神：视点转移及其语境

对阿Q精神的评价在事实上一直存在两个话语系统。一是立足于民族国家发展与前进的立场,认为阿Q精神使人自我麻醉,不思进取,属于"国民劣根性",是民族国家前进的阻碍。这个话语系统从阿Q形象诞生以来八十多年一直居中国大陆社会文化的主流地位。另一个话语系统则是立足于个体生存处境,认为阿Q精神是个体遭遇挫折时自我抚慰的心理调剂方式,现实中大量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个体用这种自我抚慰方式度过心理挫败期。后一话语系统在当今有认同增高的趋势。     

《阿Q正传》艺术谱系析解

《阿Q正传》的艺术谱系可从叙事与形象两方面采用作品细读的方法来查考。《阿Q正传》的叙事手法与中国小说的史传式叙事手法恰相反对,而与《红楼梦》紧密相承;阿Q的精神气质是《庄子》“圣人”形象经历史积淀后的粗卑化呈现。     

《阿Q正传》二题议

《阿Q正传》的“优胜记略”两章,是集中描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对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专家们已经作了研究,发表了许多十分重要的意见。现仅就“优胜记略”两章,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什么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二、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怎样产生的?三、鲁迅怎样评价阿Q的“精神胜利法”?     

简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

从阿Q相的国内外普遍性，阿Q“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精神胜利法”的历史文化、社会根源等方面可以看出，阿Q“精神胜利法”是一种社会性的心理特征，具有普遍性。     

阿Q精神与儒家文化二题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一种观点:“‘阿Q精神’不仅作为文学术语,而且作为生活术语经常载上人们的口碑,”“说明阿Q精神的使用范围已经超出了阿Q这个具体的人物形象,涵概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生活和历史,并传达出了其中的抽象性”哲学意蕴。这种抽象的哲学意蕴,貌似从属于庄子哲学,其实则植根于儒家哲学的土壤。①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两方面再作一些思考和探讨。     

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特征

《阿Q正传》发表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阿Q形象尤其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实质诸多探讨。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当时国民普遍的弱点”(王西彦),它“表现了不同阶级的共同性”(李希贤),“是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即鲁迅所谓‘国民性’中的消极因素的概括”(张毕来),“是中国民族的共同心理”(巴人)。(均转引自《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第423—424页)解放后,对此研讨更为广泛深入。本文想从心理学的角度探求阿Q精神胜利法的普遍心理特征以及这种心理的合理性与消极影响。封建传统的“求诸内”心理我们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专制     

试论庄子思想的基本倾向及其积极因素

<正> 对于庄子的哲学思想,历来看法各异。建国以后,学术界虽对庄子哲学进行了不少研究,取得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总的说,过去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庄子哲学持否定态度的多。关锋更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把庄子哲学说成是“没落的、悲观绝望的奴隶主阶级意识的反映”,并绐它扣上“虚无主义、阿Q精神、滑头主义、悲观主义”等种种的大帽子。     

“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阿Q正传》喜剧性审美方式新探

文章认为:从鲁迅观照悲剧人生题材的艺术视角和小说的情节构成、艺术描写等艺术传达方式考察,作为艺术品的《阿Q正传》,体现出鲁迅喜剧性的审美方式.进而,文章结合鲁迅创作的理性精神——否定性地批判国民劣根性思想,与阿Q形象的喜剧性人生内涵——民族文化心理的病变内质,论证《阿Q正传》喜剧性审美方式的深层意蕴:以喜剧性审美方式,撕破了阿Q及阿Q式民族文化心理的荒诞性,送入历史的“坟墓”.鲁迅喜剧性审美方式,在艺术创作领域所完成的,是将老旧时代的思想“丑角”置于历史的“坟墓”的世纪性变革.     

《阿Q正传》浅释──“未庄”命名考及其它

细致探讨《阿Q正传》中的“未庄”和“阿Q”的命名寓意，并进而探讨在一片鬼域世界里作为“鬼”象征的阿Q的奴隶精神和堕民意识。     

阿Q典型新探

一何其芳同志在一九五六年《论阿Q》一文中说过:分析阿Q“这一个”典型的“困难和矛盾主要在这里: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种消极的可耻的现象。”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历来对阿Q典型的不同观点的讨论,正是围绕着怎样看待这一矛盾而展开的。一种观点把二者根本对立起来。认为作为农民阶级的阿Q,其精神就不应当如此消极和落后。按照这一“逻辑”,于是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阿Q不是一个农民,而从阿Q说过的“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这句话里,断言阿Q是从地主破落下来的,所以在精神上与一般农民不同。又一种认为,“阿Q这典     

《金瓶梅》“初刊”辨伪记略——从“大安本”说起

本文先论证十卷线装的"大安本"是冒充初刊的盗版。从而谈及崇祯本中自称"原本"的内阁文库本、张评本中以形形色色的装作原刊初版的本子均非真正的初刊原本,以此说明越打扮成"初刊""原本"的的本子,越可能是假的。     

晚清民国华人翻译圣经译本研究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始于汉语圣经译本,两百多年来,基督教一直持续不断推陈出新各种译本。     

论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红楼梦》英译本中节庆民俗词汇的文化传译

节庆日以及节庆民俗词汇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中国的节庆盛典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这往往是异族文化所缺失的。《红楼梦》的两个英文全译本——杨宪益、霍克斯译本,对大量的节庆日以及节庆民俗词汇进行了各自认知的翻译。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认为:翻译是跨文化传播的桥梁,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翻译目的和原则以及对源语文化的认知,都会影响其对翻译策略和翻译手法的选择。如果要将那些有着独特民族文化内涵的民俗词汇完美地传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出现文化流失现象,是乎近不可能的;所以,译者就是要在不可能中寻求可能,在不完美中寻求完美,以搭建文化传播的桥梁。     

从竹简《文子》看"传本"《文子》

竹简《文子》四次称引的“传曰” ,当指早于竹简的“传本”《文子》。“传本”《文子》与今本《文子》经说体部分有着一致性。“传本”《文子》的撰作时代约在战国中期前后 ,广泛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九篇本《文子》是“传本”《文子》与竹简《文子》的合编本。     

金评本《水浒传》的效果史研究简述

金评本《水浒传》作为《水浒传》的重要版本．有着自己的流传史·考察它在《水浒传》版本史上的地位,它与《水浒传》其他版本的区别。并探究其为何有着与《水浒传》其他版本无法比拟的显赫效果的原因，是金评本《水浒传》效果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绣像本与词话本《金瓶梅》回目名称比较谈

绣像本与词话本《金瓶梅》文本有着不尽相同的情节设置与思想内涵,这种不同直观地反映在两大版本各不相类的回目之中,其回目所体现的小说人物形象、小说叙事角度及作者的叙事观点与审美旨趣皆大相径庭。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究。此外,借助数字为回目做标记的方法对这些回目的异同频度进行数理分析,也可以使读者更便宜地体察其相异情况和原因,从而在对《金瓶梅》的两大版本进行分析的时候,作出更为明晰的判断。     

哈萨克族叙事诗《阔孜库尔佩西与芭艳苏露》的《戴维提》版本的结构特色

该文运用文学、语言学与韵律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哈萨克族叙事诗《阔孜》的《戴维提》版本的音节、诗句、音步、诗联和诗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归纳。该版创编于20世纪以后,诗句结构比较松散,除了拥有十一或十二个音节的五音步诗句组成的双联诗段以外,还有七个或八个音节的三音步或两音步诗句组成的三个以上诗联的诗段。这是哈萨克族叙事文学作品的逐渐"衰弱"的标志。     

重审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版本信息王继超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学界对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的研究存在版本考证混乱的问题。今利用线上线下多种考证途径,最后得出结论:（1）该书首印于1913年,但当时并没有正式出版发行,而是线装自印本;（2）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发行;（3）除了前两个版本以外,还有商务印书馆1926年再版以及1933年第三版。以《国语学草创》版权页的信息作为考证的基点,厘清该书的版本信息有助于准确了解胡以鲁的生平事迹和《国语学草创》的成书背景,对文献研究和辞书编纂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就语言学史研究而言,进一步保证了信息引用和注释的准确度。     

藏文大藏经版本述略

公元7-8世纪以后,随着佛教从印度、尼泊尔及我国中原地区传入藏区,佛教僧人在吐蕃王朝的支持下,将大量佛教经典译成藏文,并在各地印刷,形成了多种版本。     

谈古籍校勘中版本的优劣与择取——以点校《对山集》为例

康海于弘治十五年（1502）擢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为文学史上明代“前七子”之一.其文集《对山集》,从明嘉靖间开始刻印,到民国6年再版,共有10次版刻,该集有初刻本、补录本、校订本、选刻本,但各本文字错综迥异,难以卒定.文章在全面点校、整理《对山集》及多方求证的基础上,求实求真,指出各本的渊源及特征,为《对山集》的校勘提供科学依据,并依此来探讨古籍校勘时版本的择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