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独立人格的傲立——《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形象的探析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女性意识观照下书写女性主义的名篇,文中塑造的主人公贞贞大胆反抗包办婚姻、独特的自我存在价值的体认、对父权制伦理道德环境的反抗,表现出强烈的女性独立人格,成为解放区文学中不可忽略的女性形象。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女性意识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为首的乡土小说作家,高举“妇女解放”的大旗,关注妇女命运,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以往的研究成果多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形象,重视她们所受的阶级压迫,很少关注这些女性内心自主反抗意识的萌动.其实这些女性形象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压迫者,她们也有一些主动的反抗意识和行为.文章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这些意识和行为进行剖析     

论李少红电视剧的女性叙事与问题限定

李少红是中国女性导演中女性意识较为成熟与自觉的一位.她的<大明宫词>通过武则天、太平公主形象的成功塑造,在历史的解蔽和审美吁求中实现了女性本真精神的创造性还原.电视剧改编是反抗和消解男权叙事的方法之一,但这种依托男性文本的女性制衡策略在有效性与有限性方面同样明显.比如对<雷雨>的改编,在女性意识的极力张扬中仍然潜伏着难以抹除的男权话语的痕迹.     

试析《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中的女性观

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在其代表作《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创作中,借助于玛莎颠覆男权社会规范的非贤妻良母形象的塑造和乔治对具有反抗意识的玛莎的压制、规训以及玛莎悲剧命运的安排等,表述出自己隐秘的男权倾向和对女权主义不满的女性观.     

《金石记》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男性作家总是依据自己的文学想象和价值取向来塑造自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因此,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身上几乎都带有一定的男权色彩。当代作家马玉琛在《金石记》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身上都有着浓郁的男权意识,这一方面使得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对理想女性形象的探寻有了一定的困惑。     

“民国机制”与男性作家的“女权思想”——以郭沫若《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例

郭沫若在戏剧集《三个叛逆的女性》中,塑造了卓文君、王昭君、聂嫈等反抗封建父权制度的女性形象,他称自己"对于妇女运动是赞成女权主义的"。事实上,他的"女权思想"充满了矛盾,更多是出自对于女性审美形象的关注。在以经济、文化、教育、思想、社会制度整体构成的整个民国机制下,女性的处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导致了男性作家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以及对女性问题的深入思考。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娜斯塔霞

俄国伟大的精神领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塑造了娜斯塔霞这一叛逆的女性形象,她敏感自尊,追求自我,有着坚定的反抗精神,体现了俄国"新女性"的典型特质。虽然娜斯塔霞的反抗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并非女性自我意识的完全苏醒,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形象的塑造显示了他超前的女性观,即"当圣徒式男性拯救女性的这一神话已经破灭,女性只有通过自我救赎才能寻得出路"[1]。     

《喜福会》: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与解构

强烈的女性意识是美国文坛新星谭恩美成名作《喜福会》的突出特色。基于独特的华裔妇女身份,作者既通过受封建传统文化压迫最为深重的、旧中国女性形象的塑造,撼人心弦地鞭斥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残酷性,又通过生活于当代美国社会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揭露了男权文化网络的深邃性及其影响的长期性;并以新时代女性的乐观心态展现了女性从沉默到觉醒再到反抗的寻找主体性的历程;更在自己创造的文本中,有意识地解构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书写传统,显现出力图颠覆“菲勒斯”中心文化的理想光辉。     

新旧社会交替时期中国女性追求解放的历程——浅析繁漪、陈白露、愫芳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女性的觉醒和反抗是一个重要的传统主题。曹禺先生塑造了繁漪、陈白露、愫芳三位身处黑暗而渴望光明的女性形象,通过描述这三位女性在觉醒和反抗过程中各自表现出的不同的特点,形象地揭示了在新旧社会交替时期中国女性追求解放的艰难历程。     

张艺谋电影中被压抑的女性群像

张艺谋多部影片中塑造的蔑视传统礼教、反抗封建道德的叛逆女性在银幕上处于主导地位。这些女性在父权社会中是作为物化的符号及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存在,在封闭的生活空间中被父权与封建礼教压抑着。她们渴望生命的自由狂放,靠不断反抗来坚守自我,突破了传统女性形象模式。这些女性形象凝聚了张艺谋的批判精神与沉痛忧郁的人文情怀,及对中国封建社会民族文化的沉痛反思。     

论中共三代领导人宗教观的演进

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宗教观有一个清晰的演进、发展历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对宗教工作作出了开创性的指示,奠定了新中国宗教工作的基础,开创了新中国宗教工作的新局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新中国初期党关于宗教工作的正确方针,构建解决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起到了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与时俱进地推进了新时期党的宗教工作政策的转型,使宗教与社会主义和谐相处,是马列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论我国诉讼证明标准的革新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对审判方式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行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缺陷 ,可借鉴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诉讼制度中证明标准的经验 ,结合我国国情进行革新 ,确立盖然性证明标准     

语言的音韵美及其翻译再现

语言具音韵美。常见的音韵手法有头韵、腹韵、尾韵和拟声。以例证分析提出了如何再现语言音韵美感。     

从情与物之关系看汉代咏物赋的嬗变

从状物与抒情之关系来看,汉代咏物赋可分为三种类型。情物组合式咏物赋的特征是状物部分与抒情部分被人为地组合在一起;情物渗透式咏物赋的特征是作家的情感逐渐渗透到状物之中;情物交融式咏物赋的特征是状物与抒情和谐交融,感情真挚,作家主体形象鲜明。汉代咏物赋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抗日东北作家群及其作品的人格倾向和美学品格

在抗日烽火中以东北作家为主体所形成的流亡东北作家群,在生活经历和人生道路中有着极其相似的共性。其群体意识又使他们的创作中流露出共同的人格倾向和美学品格:继承了建安文学风骨的慷慨悲情和敢于直面黑暗的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忧患意识;伴随刀光剑影、记载抗日经历具有强烈怀乡情结的“回忆文学”;以超常性格与传奇人物为主体的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形象系列;反帝反封建主题双向制约下的东北乡村风俗画。     

关于“和平与发展”论断的理论意义

“和平与发展”是新时期时代的主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制定内部方针、政策和外部交往战略的基本依据,是影响世界总体格局及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所以,研究“和平与发展”论断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朝鲜朝诗人白光勋诗歌的宗唐风韵

16世纪中叶后,朝鲜朝著名的“三唐诗人”——白光勋、崔庆昌、李达翻然改道而学唐,使得“宗唐”成为诗坛主流。白光勋的绝句具有盛唐风韵,尾联多散句单行,三四两句构成转合,他还善于借鉴盛唐诗人融情于景,言在意外的手法;其咏史绝句具有中、晚唐风味,内容取向上,类似中唐刘禹锡,着眼于现实,艺术手法上,类似李商隐,主意事,不主情景;其歌行在内容取向上,类似初唐歌行,大都写女子闺情、边塞、歌咏文人的高风亮节等。另外,其诗歌创作并不仅仅限于宗唐,其五言古诗具有魏晋风范;其歌行的体式特征类似南北朝及隋代的歌行,用韵上,则类似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的韵律特点。其诗歌存在模仿的弊病。     

反思大学校长职业化进程中的几点关系

大学校长职业化是近几年来高等教育管理理论讨论的热点之一。在走向大学校长职业化的进程中,大学校长只有处理好高等教育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关系、处理好教育事业观和教育产业观的关系以及教育创新中高校内部各个层面的关系,才能保证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顺利实现。     

民族地区高师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原则探讨

课程设置是培养人才的关键因素.民族地区高师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必须遵循六项原则(1)普遍性原则;(2)特殊性原则;(3)师范性原则;(4)厚基础原则;(5)宽口径原则;(6)开放性原则.只有根据本地区、本学校的实际,按照培养目标的要求设置课程,正确处理好各门课程之间的关系,才能建立起一套富有民族地区特色的、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贯彻“党建带团建”思想实现高校团建创新

高校是共青团工作的重要阵地,高校团的建设在全团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团的建设面临诸多挑战的新形势下,巩固和加强高校共青团这块阵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用邓小平理论武装青年以构建青年一代精神支柱、落实党建带团建的工作思路和坚持对党负责和对青年负责的思想三个方面阐述如何实现高校团建创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