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段玉裁的“义理校勘”——为段、顾之争进一解

校勘学史上嘉庆十二年至十三年段玉裁与顾千里的矛盾,绝非感情用事,它实际意味着二人古籍校勘原则的根本对立.段玉裁舍弃文本的依据,以义理作为断定古籍底本及其"是非"的根据,犯了主观武断的错误;段玉裁的"义理校勘"不被顾千里认同,也不被当时学界认同.段式"义理校勘"不仅存在于<礼记>的校勘中,同样存在于<左传>校勘中.     

论段玉裁校勘学之特色

段玉裁一生校订古籍数十部,具有丰富的校勘实践,对校勘有着独特的认识,并曾与另一著名的校勘学家顾千里展开过持久的学术论争,留下了十多篇校勘文章,被誉为"理校"的巨人。本文以清代学术为背景,结合段氏的学术理性、知识结构等,探讨传统文化语境下段玉裁校勘学的特色,认为清代学术范式要求他以"求是"为目的,规定了他的校勘目的必然为"定是非",段氏的校勘理念导致了他采用"改字"的处理方式,而段氏的学术素养、创新精神,也将理校推到了一个高度。     

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

纵观阮元与段玉裁交往的全过程,他们之间的"恩"是主要的,"怨"是次要和局部的.阮元对段玉裁这位长辈是很尊敬和信任的,对他的学问给予高度的评价.从段玉裁的角度而言,他与阮元的关系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他对阮元的最大不满在于段氏认为自己在参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写工作时,扮演了"为人作嫁衣"的角色.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段玉裁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实际担任"总纂"的重要功绩,但也不能因而否认阮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镇江金坛段玉裁家族文学创作考论

清代朴学大家段玉裁在学术文化方面造诣极高,同时亦有文集<经韵楼集>传世,从中可以看出其文学成就亦高.段氏之女段驯亦能文工诗,段氏与仁和龚氏联姻后,壮大了家族力量,诗礼传家,一门风雅.段氏外孙龚自珍幼年从外家学习<说文解字>,后转从刘逢禄习公羊之学,转益多师,形成了新的师承关系和学术渊源,并将一己之思想、情感皆付诸文字,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启蒙和近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学与经学:段、顾之争与校勘学的取径

段、顾之争的根源是小学与经学之争.段玉裁的研究方法是根基于小学的考据方法,顾千里的研究方法则是具有传统经学特色的方法.段氏关注字句、片段在其他文献中所呈现的不同,然后施展考据功夫以求形成统一的文本;顾氏则更重视对经学家法的遵守,保持在不同家法传承下经文的差异性.从这一点看,顾千里的校勘和解读更符合经学本身的特征.     

段玉裁汉字研究的量化分析——以《说文解字注·糸部》为例

段玉裁运用考据学、校勘学的方法和他的文字学语言的正确观点,参核两宋以前群书所引《说文》大徐本为底本,综考小徐本及其它本子,对《说文》进行了大量的、精审的增删改订的工作。以《说文解字注》“糸部”字为例,用数据统计的形式把段玉裁对《说文》研究的具体成果加以展示,以证段氏《说文》研究用力之勤,成果之巨。     

清代学术史上的盛事:戴震、段玉裁论韵十五年

戴、段论韵十五年,在“上古支、脂、之三分”这一著名论题上达成共识,而在“上古真、文分立”问题存在严重分歧。戴震真、文不分与审音中的错误有关。在学理上,戴之审音演绎和段之考古归纳应该互补。十分可贵的是,学术上的分歧丝毫无损于戴、段师生之谊,交友伦理与学术认识互补。     

段玉裁氏族与清代经学及文学

在清代镇江府的文化版图上,金坛段玉裁氏族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段玉裁幼时跟随父亲读书,后师承著名考据学家戴震,在朴学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段玉裁及其子女均能文,段氏外孙龚自珍既是著名的今文学家,又是颇负盛名的诗人.段玉裁氏族在清代学术文化史上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     

语词之争还是实质之争？——论笛卡尔与摩尔的空间观之争

回溯笛卡尔与摩尔空间观之争的核心问题,可以发现,笛卡尔与摩尔围绕空间观念所展开的争论像是一场"语词之争"。笛卡尔与摩尔皆潜在地分享着相同或相似的机械论前提,他们的空间观念实则皆可被看成是"机械论的有神论"。因此,笛卡尔与摩尔空间观的差异似乎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大,笛卡尔-摩尔之争更像是一出细节略有差异而剧情又大致相同的戏剧。     

段注古今字理论的历史贡献

古今字指的是同一个词的、通行时代有古今之别的不同书写形式。这一现象历来受到训诂学家和文字学家的关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古今字问题,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古今字理论,如古今字是古今人用字不同、古今字非古籀篆隶之别、古今字的古和今是相对而言的等等,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卓越的。肯定段注古今字理论的历史贡献,指出其某些不足之处,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杂说顾颉刚与《吴歌甲集》

顾颉刚是中国最早收集和研究歌谣最有成就的人,《吴歌甲集》的出版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史上一件特大的大事,北京大学胡适、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俞平伯等五个著名教授为他写序,给予特别高的评价。顾颉刚对民间文艺学的民俗学的贡献和五四时期北大学者教授们坚持科学民主的学术风度让后人景仰。而当下在一些文化团体、学术部门泛滥成灾的封建帮派作风、宗派主义思想,以及打击压制理论创新的学术腐败行为,只能对学术研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莲池书院与以吴汝纶为中心的古文圈子的形成

清代河北一地古文兴盛得力于张裕钊、吴汝纶的倡导，贺涛潜心于古文教育也使得北学中的古文之学有了显著发展，此一现象都是以莲池书院为中心而展开的。可以说，莲池书院与有清一代河北学风演变、士风转移以及吴汝纶古文圈子的形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文化改造与政治革命--论王光祈与恽代英在少年中国学会中的交谊与分化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王光祈和恽代英都曾是这个著名社团的成员。王光祈和恽代英之间的相识与交往几乎都是围绕少年中国学会展开。他们在“五四”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为着创造一个光明的“少年中国”的共同理想而相聚,但终因彼此思想的差异,在社会影响之下做出了个人不同的选择。两人在探索中国出路方面的思想分化,也为我们了解少年中国学会的分化与瓦解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太谷学派"圣功秘诀":"心息相依"

太谷学派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民间学派,其学自称“圣功”,而以“心息相依”为圣功要义和“秘诀”。它来源于南宗道教“性命双修”,太谷学派据此重现解释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本性,而主要是重新解释儒学,给传统儒学的一系列基本观念赋予自己的特别内涵,从而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三教合一的文化发展趋势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新的思想体系。     

试论顾颉刚与考古学的关系

古史辨运动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作为领导者的顾颉刚也十分关注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尽管他的主要精力放在考辨古史、古书上,但对于推进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包括对考古学的重视、从事田野调查及鼓励发掘等,所有这些都为考古学的大发展做出了贡献。     

试论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

钱玄同、顾颉刚均是“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而钱氏曾在基本精神和具体主张上给予顾氏精心指导。他不仅一再鼓励顾氏“疑古辨伪”,并启发顾氏从“辨伪书”拓展到“辨伪事”,从“辨伪子”、“辨伪史”发展到“辨伪经”,而且不断号召顾氏打破“今古文”的壁垒。此外,他还从许多方面丰富了顾氏的“古史辨”学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钱玄同是“古史辨派”的灵魂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