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新罗·日本政治制度比较研究》刍议

《唐·新罗·日本政治制度比较研究》一书中对“突厥”、“琉球”、新罗统一“三国”、唐太宗征高句丽的战争胜利与失败、新罗与中国的交往、百济两个国王的名字等问题的认识与提法值得再探讨     

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综述

由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四川大学、中国《三国演义》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四川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1991年11月1日至7日在四川举行。出席研讨会的100余名代表,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的专家学者及三国文化爱好者,包括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鲍里斯·李福清博士,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三国演义》英文版译者莫斯·罗伯茨(罗慕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克劳婷·苏尔梦博士等;有来自中国各地的文史专家和艺术家,包括四川大学博士导师缪钺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凡研究员、上海古籍出版社何满子编审、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著名电视艺术家王扶林等。他们共提交学术专著8部、论文50余篇。三国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广,是中华民族传     

"明治哲学与东亚近代哲学的转型"国际学术会议在延边大学隆重召开

中华日本哲学会继2002年5月举行“日本传统哲学与21世纪的日本哲学”学术年会后,于今年的8月6日至7日在延边大学举行“明治哲学与东亚近代哲学转型”中日韩国际学术会议。中华日本哲学会是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文化研究的学术团体。该学会成立20多年来,定期进行学术交流,大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文化研究。学术会议开幕式在延边大学综合楼隆重举行。中华日本哲学会副理事长、武汉大学徐水生教授主持会议,中华日本哲学会理事长、延边大学潘畅和教授致开幕辞,延边大学校长金柄珉教授致欢迎辞,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小河内敏朗总领事致祝辞。…     

唐代的开放政策与日本奈良文化

唐代是中国封建文化高度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对外开放政策是促进这种文化鼎盛的重要因素之一。唐王朝在积极的对外交往中,不断地吸取欧、亚各国文化的精粹,使之与传统的汉文化相融合,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但标志着汉文化的成熟和具有世界的先进性,而且还标志着以唐代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唐文化圈的形成。它促进了东亚各国文化的发展,成为新罗、日本等国封建文化的母源,对于促进地区性的和平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九世纪东亚海上通交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九世纪东亚交流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这一史料的深入探析,从新罗人在九世纪东亚海上通交中的作用和以日本遣唐使为中心的唐日邦交礼制体系两个层面来诠释九世纪的东亚海上通交,以期对这一时期的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有一个较为微观、具体的认识.     

仕蕃汉人官职考述——P·T·1089号卷子研究

关于吐蕃的官制问题,中外藏史学者已有不少著作问世,但对当时仕蕃汉人的官职、品位、职能以及在仕蕃官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还很少有宏文深论。弄清这个问题,对研究吐蕃王朝的经济政治制度、汉藏民族关系和唐蕃文化交流,无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P·T·1089号卷子是关于吐蕃地方官职品位序列和任命名单的一份档案记录,具体说是对沙州官位和名单的记录。它是我们研究吐蕃王朝在其军事占领区设置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机构以及仕蕃汉官的品位、职责的珍贵资料。本文就这一卷子作出一些探索性分析,厚望于专家指教。 当时在唐封建王朝与吐蕃奴隶制政权相互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睦邻时期,又有兵戎相见、甥舅反唇的交恶时期。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影响到蕃人仕唐的官阶与人数。见于史传的仕唐蕃官,据《资治通鉴》载:     

论东亚三国西学成果差异及其原因

东亚三国在文化层面上存在着东亚各国的文化差异,即东西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显现的东亚各国文化的传统特性。通过分析得出,东亚三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差异是导致三国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形成西学成果及水准差异的主要原因。     

从新罗建国神话传说看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影响

新罗建国神话传说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它反映了自远古东夷少昊时代开始直至新罗建国时期中国居民移居朝鲜半岛的历史事实 ,自新罗建国之时朝鲜半岛就已纳入了东亚汉字文化圈 ,而中国边郡乐浪、带方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     

后现代死了·现代性反思·当代性诉求--"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中心、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4年 10月 8日至 9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格雷厄姆·默多克教授、托尔斯泰国家博物馆研究部主任安德烈·麦迪逊教授、日本神户女学院大学文学部滨下昌宏教授以及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等参加了研讨会。“后现代死了”会议通过交流与对话展现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 ,其中 ,默多克关于“后现代已死”的观点成为一大亮点。默多克通过对当代消费文化及其矛盾的分析展开了对欧美马克…     

论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

学术界一直将唐朝登州、莱州、密州 (现在皆属山东省 )等沿海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和“新罗院”、“新罗馆”以及高句丽人、百济人等都纳入到新罗侨民的范围来考察 ,这一观点很值得商榷。从现有资料看 ,唐代山东沿海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形成于九世纪初 ,其一在于李正己祖孙三代在承袭淄青镇节度使之时大肆掠卖新罗人口到唐朝为奴婢 ,使很多新罗人得以进入中国 ;其二由于唐朝在平定淄青镇李氏割据势力后对新罗奴婢所采取的解放政策 ,使很多新罗人在放良后聚居于山东沿海地区 ;其三因为新罗人张保皋在东亚海域的活动 ,加强了唐代新罗人的凝聚力并促进了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不过 ,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并不存在治外法权。而从淄青镇割据势力李氏家族的高句丽人背景观察 ,说明朝鲜半岛在三国统一后的一个多世纪里 ,高句丽人和新罗人还没有完全消除他们之间的固有国家意识     

东亚三国近代文化选择与成因考述

对东西文化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而形成的近代东亚文化选择模式,在中国表现为“中体西用”;在朝鲜与日本分别表现为“东道西器”和“和魂洋才”。东亚三国近代文化虽说在形式上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因三国社会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上的差异,使三国近代文化在对传统的反思及西学分量等内容上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特点。     

唐代“丝绸之路”北航线考——以韩朝彩出使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路程为中心

唐代“丝绸之路”空前繁荣,出现了陆上、草原、海上等路线,其中海上“丝绸之路”亦可分为南、北两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经渤海、新罗通往日本,但是由于渤海、新罗长期对立,将其二者整合描绘“丝绸之路”北航线的研究很少.结合文献和考古遗迹,可以考证出唐朝762年～ 764年出使渤海、新罗勅使韩朝彩的行驶路程.通过唐韩朝彩的出使路程的考证可以了解渤海国交通和新罗“五通”的形成过程,而且对了解9世纪以后出现的“丝绸之路”北航线以及出现在东亚世界的繁荣贸易圈也很有帮助.     

隋、初唐时期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佛教状况之分析

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同处于亚洲东部,中国隋、初唐和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代后期以及日本的推古天皇、天智天皇朝代①大致处于人类历史的同一时期,当时三个国家都有佛教。佛教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以及相同之处,又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密切的联系和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佛教的传播和相互间的影响,截然不同的特点则主要表现在佛教在各自国家不同的影响和地位。而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佛教虽然刚刚传入,却形成了政治佛教、国家宗教。     

论唐代汉文化向新罗的传播

唐朝时期,汉文化发展至顶峰,向海外传播和辐射的力度亦变得空前强大。新罗是朝鲜半岛国家中与唐朝关系最为特殊的国家,双方不仅保持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文化上的互动关系更是超越了前代以及同时代东北亚地区的其他民族和政权。新罗对以盛唐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的强烈追慕、借鉴和利用,以及在此基础上汉文化向朝鲜半岛的全面传播,不仅推动了新罗自身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而且对朝鲜半岛,乃至于日本列岛,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三国文化在日本的流传与嬗变

三国历史和故事在日本大化改革时期传入日本,多为史料的翻译,江户时期加入了更多文学内容,形成了具有日本特点的三国文化,随后三国文化又增加了更具多样化的影视文学与文化产业等内容。经日本文化融合的三国文化虽已脱离其原始形态,不断嬗变,但在文化思想及美学层面却依旧与中国的三国文化密不可分。     

“韩流”:东亚疏通工具之一瞥

在当代东亚的韩中日三国,"韩流"、"日流"、"华风"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交叉现象,只要良好地加以利用,将有助于东亚当代文化的创新,也将有助于重建东亚共同文化。以"韩流"为代表的东亚民间文化交流,正在有效地遏制国家理性的爆发以及国民对国家理性的盲从。在近代以前的东亚,儒释道思想和汉字成为共同的文化基因,尤其是汉文是东亚的共同书面语。近代以后,随着共同书面语的传统逐渐衰弱,三国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才逐渐衰弱乃至断裂。现在,我们必须汇集和分享彼此的智慧,创造我们的共同语。而"韩流"在构筑"东亚共同语"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流"在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有着共同的沟通领域,我们暂且可以将"韩流"作为初步的工具。有朝一日,韩国和日本必将在改革途中相遇、相知,并且在构筑东亚和平体制的过程中,成为良好的伙伴。     

策·达赖博士访问内蒙古社科院

应中国社科院邀请,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系方研究所教授策·达赖博士来华访问期间,于今年3月15日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进行学术访问。策·达赖博士在50年代曾在我国留学,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精通汉语。他的主要著作有《蒙古萨满教史》,《蒙古碑文的有关问题》、《关于〈元史〉的蒙译本》、《元朝时期的蒙古》、《关于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等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哲学社会学研     

文化差异的本质与根源:陈独秀梁漱溟胡适的思考与困惑

自东西文化产生接触以来,中国不同阶层的人士就不断探索两者的异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也由器物、政治制度等方面进到思想观念,这正是“五·四”时代的课题,当时的思想家都力图揭示东西文化的特质,从而确定中国文化的出路,与此同时,东西文化的差异的本质,差异的根源等问题也突出出来,“五·四”时期的思想家明确提出了问题,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是还不能正确地解决,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常常陷入混乱,陈独秀、梁漱溟、胡适在这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值得我们认真的分析.     

试论唐代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

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是唐朝中期新设立的使职。该使职的设置主要由两方面原因促成:一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安史之乱的平定接近尾声,以唐朝为核心的东亚政治格局需要恢复;二是平卢、淄青特殊的地理位置———临近东亚、东北亚地区,是该地区与唐朝交往的门户。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之职设立之后,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该使职的设立、人选、运作以及受重视程度等方面的考述,可以看出其与唐和新罗、渤海兴衰的对应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新罗奴问题始末

唐中后期新罗籍奴婢一度被唐朝社会广泛使用,该现象受到新罗和唐的共同关注,解决此问题的方式与过程在中国历史上均为罕见。在海盗劫卖的表象背后,自然灾害是引起此现象的导因,而较强的国力、政府的重视以及种族、文化背景的认同是新罗奴问题顺利解决的深层次原因。同时期存在于唐朝的昆仑奴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