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震云官场系列小说的“权力”特征

从日常生活角度,分三个方面探讨刘震云官场系列小说的"权力"特征:一、权力在日常生活中以日常权威和权力崇拜的形态出现;二、权力的运作方式:权力和日常生活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产生互动,"关系"是其互动的润滑剂;三、权力游戏的动因是争权夺利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事件,权力游戏是荒诞和无意义的。     

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论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的法律定位——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

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具有权力、权利和自主属性,但不是公权力、私权利和大学自治权.所以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应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定位高校自治权,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高校管理权转化为高校自治权;(二)高校自治权应是一种私权力,是具有社会权力属性的私权力,一种扩大的私权,也是国家权力的私法化;(三)以私权力为核心建构我国高校自治权.     

大众媒介下乡与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变迁

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的调试与改造是国家重塑乡村社会以期实现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个人主体性建构要素,私人生活在传统农村社会的结构形态及其文化模式下往往隐而不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村社会改造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如何使私人生活从农村青年的传统关系网络剥离,并将其纳入国家管理变得愈加重要。在建构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的诸多要素中,大众媒介扮演着关键角色。早期大众媒介多以权力中介化的角色与功能而存在,随着大众媒介日渐嵌入农村青年日常生活与交往场景,媒介化成为大众媒介影响青年私人生活的核心机制。正是这个过程使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实践经验及其意识发生变化,同时改变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关系。     

吏治腐败与体制、机制创新

吏治腐败是最大、最严重的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社会出现了以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为特征的吏治腐败现象,并且呈现出多案窝案化、公开半公开化、资金大额化、职务高级化等特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除了其他复杂的原因之外,现行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仍然过分集中,且不受制约或很少受到有效制约;权力--责任--利益机制扭曲,权力利益巨大化和权力责任虚空化倾向严重;监督乏力,惩治被动,导致"腐败黑数"大量存在.要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是要实现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     

腐败裂变式扩散:一种社会交换分析

腐败与反腐败是一个不断博弈的矛盾过程,腐败的形态在反腐败中不断演变。随着腐败产生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当前中国腐败现象的蔓延形态呈现出“裂变式扩散”,即腐败从个体向群体甚至向整个组织扩散,从低层级按管理逻辑向高层扩散。对中国腐败裂变式扩散现象进行社会交换分析,发现其存在两种动力机制：一是内驱机制,即腐败行动者为了更安全地实现利益扩张而建构腐败关系网络;二是外驱机制,即腐败行动者受到圈子内规范约束而维护腐败关系网络。腐败关系网络的生产和再生产导致了腐败裂变式扩散。但腐败的裂变式扩散是一个通过策略实施耦合上述两种动力机制的复杂过程。腐败行动者通过风险评估和试探交换策略来寻找腐败交换对象,通过拟亲化和服务渗透策略使自身进入“自家人”圈子,通过共赢共溃策略来增强腐败群体的利益共同体意识。腐败交换秩序是上述策略实施的综合结果,这种微观社会秩序生产着支持自身运作的规范与逻辑。     

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论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的法律定位——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

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具有权力、权利和自主属性,但不是公权力、私权利和大学自治权。所以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应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定位高校自治权,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高校管理权转化为高校自治权;(二)高校自治权应是一种私权力,是具有社会权力属性的私权力,一种扩大的私权,也是国家权力的私法化;(三)以私权力为核心建构我国高校自治权。     

论布尔迪厄的“生存心态”概念

"生存心态"是布尔迪厄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社会理论的关键概念,它并不是"习惯"或"习性",而是与社会结构共时并存、并同时内外双向交错运作的行动者之"秉性系统".因此,它不只是行动者内心深处"内在化"和被结构化的主观心理状态,而且,它既积累着行动者的历史经验和凝缩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轨迹,同时又不断地向客观世界实现"外在化"和结构化.成为建构社会存在条件的"生成性原则"和区分化原则.由此可见,"生存心态"典型地表现了布尔迪厄对"主客体二元对立"和"主体中心主义"的西方传统思维模式的批判原则.     

关系学的逻辑及其运作——兼评《礼物、关系学与国家》

关系作为一种实践方式和文化特质,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国家运作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一书中,杨美慧教授从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城市的礼物交换和人际关系,发现中国的"礼品经济"和关系网络建构了一种与国家权力相抗衡的非正式权力,对关系资本主义、关系与腐败、关系式人情、女性在关系实践中的角色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讨,为我们透析关系运作的逻辑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     

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弱化的深层次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方面从政策上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并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给予特别待遇;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却在不断削弱.究其原因是:曲解国家相关政策而人为降低国有经济比重,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侵蚀企业所有权利润,权力寻租收入转化为私人资本,腐败资本通过权力运作获得高额利润.这四方面因素既弱化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影响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应从政治体制改革助推权力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和完善权力监督惩罚机制三个层面来深化改革,才能持续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论知识产权之公权性质——对"知识产权属于私权"的补充

受"公"、"私"概念的历史演变的影响,知识产权制度逐渐呈现出社会化和公法化的发展趋势.知识产权越来越多地突破传统私法的领域,其公权性质的体现已甚是明显,突出表现为国家(或政府)的公权力干预不断强化."政府角色"越来越多地介入知识产权制度;并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都倾向于向知识产权"国家战略化"发展.知识产权的公权性质主要表现在社会公益性、国家授予性和利益权衡性三个方面.     

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基于个体化视角的广场舞分析

广场舞象征个体的私人生活正在向公共空间扩展,基于个体需求自发形成具有公共性的组织化形态。在家庭核心化与个体崛起的背景下,广场舞对个体而言既是一种健身运动,进行身体展示与个体审美追求,个体也渴望在广场空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为自己而活的身份追求。作为具有公共属性的广场舞并没有形成紧密封闭的公共生活,在团体内部出现了“抱团”与“找朋友”的双重公共生活,前者体现了群体内部的圈层互动,后者呈现了个体希望通过主体间的互动建构群体归属感。总体而言,广场舞刻画出一个松散而开放的公共社群生活,凸显了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实现了个体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有效联结。     

从权威权力到对话权力:大学管理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

大学管理中传统的"权威权力"运作方式,忘却了管理中人的意义和自由,加速了人对管理的被动化、从属化和工具化,导致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权力主体际之间的决然对立,致使管理中的人被物化和异化而失去个性和创造力.一个"以人为本"时代的来临,重新审视"权威权力"的运作模式,在大学管理的权力运作中引入"对话权力".重视对话权力的运作方式,是大学管理场域中主体生命内涵及其价值的回归与再现.对话权力将为大学管理中权力的运用开启一个新的努力方向.     

互动在认知建构中的定位

认知在互动过程中不断趋同,又不断分化与超越。互动使各种不同表征的认知系统相互作用,联结建构成具有差异的统一体。在互动过程中,互动个体的认知状态经历了＂初始建构者＂＂孤独建构者＂和＂社会建构者＂三个不同阶段。互动建构的知识并非都是真理。互动所形成的稳定语境,即具有排他性,也具有保护性。权力强加于社会,迫使个体参与权力规训的社会互动,使社会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有时权力无法抗拒原有社会语境从而默认原有社会语境的存在。     

参与式文化:实践拓展与理论聚焦

"参与式文化"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经历了"电视剧粉丝文本""网络用户泛文化"的生产阶段,正进入"文化的社会化生产与参与式的社会建构"阶段."参与式"实践和研究议题不断泛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发展实践和分析的重要框架.作为一种显著不同的文化—社会生成模式,该领域的研究应更聚焦于其"社会化生产"机理与核心价值,就公益与私利、开放与垄断、权力与正义等问题展开论证,以便在政策规划和实践中尽早规避由于社会化生产而出现"文化公地悲剧",以及因资本、权力等导致文化的结构性异化,进而讨论如何建构开放、公平、正义、有序的参与式文化生态,不断优化其作为文化与社会发展动力的作用机制.     

严复对腐败现象揭示与反思的当代意义

严复对中国腐败现象的揭露与反思相当深刻。严复认为,北洋腐败直接导致甲午战争失败,官场腐败导致政无所施,腐败阻碍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非典型腐败(隐形腐败)、全民腐败及军阀割据中的腐败也造成极大的危害。严复认为,皇权专制是腐败的总根源,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市场经济是根除腐败的必由之路;教化之退,传统文化衰变,是腐败的文化因子;拯救之方,仍是弘扬传统优秀价值观,参以西学,建构新的价值体系;无知导致麻木不仁,救济之道,根本在教育。严复的反腐败思想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廉政建设,具有诸多启发意义,可资借鉴。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     

村务管理中的村级党组织核心职能研究

优化乡村治理形态是村级党组织的重要使命.面对村务管理的复杂实践,村级党组织要准确把握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新变化,积极优化组织的内外部环境,努力实现行政化向政党化转变,大力推进纵向领导向纵横互动,确保自身核心职能的转换,以制度创新拓展权力资源,构建符合现代社会制度要求的农村新型权力结构     

政府官员贫困性膨胀的制度分析及对策

政府官员膨胀是中国机构改革中的难点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对其认识不清,导致改革走了许多弯路.中国政府官员的膨胀实质上是贫困问题所导致的相对膨胀,这种膨胀与国情相适应,是多种不良因素互动的产物,带来官僚素质底下、腐败成风、权力向唯亲者集中等严重后果,并影响公共领域行政效率的发挥.为此,削减官员规模与建立一种平等有序、竞争合理的官员任职机制是最为基本的对策.     

人与城:刘庆邦“保姆系列”的城市书写

基于城乡社会结构与空间结构诗学的立场,刘庆邦“保姆系列”性别化、底层化、身份化书写,开掘了“保姆系列”家庭化空间的生存面影.经由保姆视角“性”的私密化与“婚姻”梯度化深层结构设置,揭示了空间表征的权力话语对其生存与身份的文化规训意识,建构了空间意象化的城市文化批评.     

智能算法应用下腐败治理的变革、价值隐忧与效果提升路径

受物理空间和科层等级等的限制,传统腐败治理的信息共享和服务联动效应不足,从而导致腐败治理效果不彰,而智能算法能够有效突破物理空间和科层等级限制,提升腐败治理的技术水平,智能治理成为新时代腐败治理的新路向。智能算法在腐败治理中的应用引发了诸如推动腐败治理资源的整合、促进腐败治理能力的提升、强化腐败治理的治理体系建构以及扩展腐败治理的伦理边界等变革。但受智能算法运行逻辑和算法规则的影响,智能算法在腐败治理中的应用也带来了诸如技术权力的专制化、运行规则的功利化、责任界定的模糊化以及个体隐私的透明化等价值隐忧,需要通过规制算法权力运行、强化算法德性伦理、规范算法权责分配以及消解个体隐私透明风险等路径来提升腐败治理中的技术治理效果,以增强腐败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