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份到契约与从契约到身份--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种模式探讨

一切社会的进步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中国社会的进步因其文化负累与制度缺陷,出现了平等与公正二者的非有效契合现象。通过对文化与制度两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在建构契约社会的整体框架下,充分关注契约体制下存留的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由此可以导引出中国社会进步应是一种整体打造平等、同时兼顾公平的独特模式。     

当前社会弱势群体问题概述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和谐也逐渐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为了增加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使社会主义社会更加健康有序地运行,必须以关注和解决弱势群体问题为先导引领和谐社会构建。本文讨论了我国弱势群体的成因和构成,指出其存在和扩大对我国社会和谐的不利影响,提出了解决我国弱势群体问题的具体措施。     

社会正义视角下弱势群体的保护

关于社会正义的探讨,避不开弱势群体保护问题,保护弱势群体是社会正义的实质要求.受制于强调自由的时代背景,休谟的互利正义观是将强势尽可能平稳地转化为利益.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意在消除社会任意性与自然方面偶然性的影响,以追求实质平等,但罗尔斯正义观中所暗含的相互性正义与其追求的公平正义是相互矛盾的.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意味着罗尔斯的正义形式是不稳定的,在弱势群体保护方面,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休谟所遭受的诟病.巴利在前人正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作为公道的正义,这种“具备了保险游戏的结构”正义,确保了形式上的公道,使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进一步接近了实质正义.     

政府在弱势群体保护中的作用

所谓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积聚财富能力弱;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活能力差的人群。包括残疾人士,下岗失业人群,城镇贫困人群,部分老龄化人口,大部分贫困农民,以及少数临时遭遇灾难的人群等。这个群体中的人,以贫困为最明显的特征。他们达不到或勉强达到最基本的生活标准,并且凭借自身力量无法扭转自己的生活处境,急需国家与社会的支持和帮助。     

社会公正——认识和对待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维度

当今社会,弱势群体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为关注,但人们在对弱势群体还缺乏一种社会公正的理念和认识维度,致使在处理和对待有关弱势群体的问题上有失公允.长期以来,社会公正的问题倍受西方理论家关注,我们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亦应当对此予以高度重视.社会公正应首先体现在社会权利的平等上,其次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最后要解决的是起点公平和机会均等.     

特殊保护弱势群体:公共政策之公平性考量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资源权威性配置的制度安排,要实现配置目标,公共政策必须具备合法性,以最大程度获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公平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根本,它体现了社会对公共政策的要求,也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印证。公平不能停留在一视同仁,更要求考虑人的差异性。弱势群体是社会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其发展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是考察公共政策公平与否的新视角。公共政策的公平性总是处于维持权利平等和特殊保护弱势群体的张力中,公共政策也正是通过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彰显其公共性,自证其合法性。     

和谐社会构建中弱势群体利益保护的政策选择

和谐社会应当是体现社会公正、社会稳定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不少,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来看,群体利益日益多样化,弱势群体大量存在,这些都已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障碍,保护弱势群体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从社会政策的视角来看,弱势群体利益保护的对策应该是一个由劳动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收入分配政策、教育培训政策等方面构成的有机体系.     

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理论思考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规模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仅经济上处于弱势,而且政治上、文化上也处于弱势。处理好弱势群体问题,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控制分析

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道路,然而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控制困境却使和谐社会的建设中隐藏着危机,文章阐述了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健全对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控制制度建设的基本构想。     

私人契约、社会契约和契约公共品的提供——来自社会咨本理论视角的解释

私人契约一开始就是为弥补市场缺陷而出现的,但由于私人契约的复杂性和不完全性决定了私人契约也不能全部弥补市场的缺陷.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重新界定了社会契约,并把它内生化到对私人契约的分析中.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政府规制下的契约公共品的提供模型,认为社会资本意义上的社会契约基于契约各方互利而建立的信任关系,可以提高契约签订和实施的效率.     

城镇职业女性弱势地位与相关社会政策的思考

城镇职业女性由于其生育功能,导致在就业与生活保障上处于不利地位。是否给予女性特殊保护,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此存在着争议。中国目前已有对职业女性生育而产生的弱势处境予以补偿的政策存在许多不足,更理想的社会政策特别是社会保障政策的出台迫在眉睫,"性别就业调节费"和"自由产假制度"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设想。     

发达国家和地区弱势群体福利照顾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界定弱势群体福利照顾模式的基础上,归纳出发达国家和地区弱势群体福利照顾的四大特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弱势群体福利供给的基础;社区照顾是弱势群体福利供给的依托;非营利组织是弱势群体福利照顾的主力;自助取向成为弱势群体福利供给的目标。与其相对比,目前我国弱势群体福利照顾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社区服务和非营利组织参与刚刚起步,自助取向尚不明显,笔者据此提出相关建议。     

乡民社会传统与中国农村的组织化——基于中西方社会型态差异视角的分析

乡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是20世纪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型态差异方面的最好描述.正是由于其中蕴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的根本不同,使得在西方蔚为壮观的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却成为政府"强制性"变迁下的"逆向运作",发展也远不如人意.要扭转此种境况,至少有一点是必须的:农民身份的职业化、公民意识的树立和乡村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否则,所有一切变革农村的举措和制度.都将会是一种事倍功半或"雷声大,雨点小"的绩效.     

和谐社会与公共舆论自由独立精神之辩

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体系中各种要素的相互调适与共生,在平衡中促进社会有机体的稳步发展。它要求全社会公共舆论的争鸣与对话,而不是一种声音。公共舆论的适度自由与相对独立的精神品格,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现阶段发挥公共舆论的引导、监督、批判、警示的功能极为重要。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一种整合性教育预防体系的建构理路

未成年人犯罪作为现阶段的突出社会问题,其社会深层根源在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引起的未成年人的群体性失范。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出现的偏差是诱发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犯罪的重要因素。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犯罪特点,整合性应当成为整个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预防体系建构的基点,形成以教育性预防为核心,保护性体系、惩罚性体系等其他措施为辅助的一体性预防思路。在中国,建构整合性的教育预防体系应当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展开,使三者有机结合,真正发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屏障作用。     

权力资源与社会分层:一项对中国中部城市的社会分层研究

此项研究分别从权力资源与主观声望地位、权力资源与客观经济回报两个方面考察了权力资源与社会分层的关系,验证了笔者关于权力资源影响社会分层的理论假设,并从中获得一些发现。     

农村的前景与农民的前途——也谈新农村建设的道路和前景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道路与前景,存在着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所谓"更积极的城市化"战略的观点,一是所谓"新乡村建设派"的观点。在分析评述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本文指出,新农村建设既从属于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的普遍进程和长远目标,但又是这一进程中的特定阶段和环节,新农村建设之道路和前景的选择定位,必须兼顾这两个方面。因此,第一,必须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第二,必须突出社会建设;第三,必须着眼于城乡自由流动,破除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壁垒。     

论走马楼简所见“小妻”——兼说两汉三国社会的多妻现象

本文对汉代以至魏晋有关历史记录中多见的“小妻”称谓,结合长沙走马楼简所载进行考辨,认为正史记载,大体以上层社会作为主要对象,而走马楼简则提供了反映民间社会生活的真实资料,其中有关“小妻”的记录,体现了多妻现象涉及社会层面的普遍。     

The impact of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on fer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ritical evaluation

Controversy surrounds the question: do organized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produce fertility declin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is independent of other causes? Two major conclusions emerge from this critical evaluation of 26 past studies on this question. First, the disparate result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differential validity of the studies. Second, the fertility declines or variations analyzed were generated mainly be indigenous causes, that is, they would have occurred and the means for bringing them about would have been available without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Hence, the programs had little net effect on fertility.     

马克思思想历程的最初理论环节——对施特劳斯与鲍威尔关于基督教哲学基础的批判性分析

作为德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围绕基督教的哲学基础所展开的施特劳斯的"实体哲学"与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的论争,实质上是一场在思辨哲学基地内所发生的哲学之争,其历史重要性在于他们各自以极端的形式把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历史地呈现出来,从而不仅成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直接前提,而且对于马克思从宗教批判向政治批判、社会批判、经济批判和哲学批判的过渡,本质地超越思辨哲学,开辟全新的哲学境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