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创造者、实践者、传递者和捍卫者,一定时期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模式,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模式。宋学兴起之前,作为我国封建时代文化最高成就的汉、唐文化,其代表分别是创造了前期儒家学术体系的汉学和被公认为中国文学之典型的唐诗。汉、唐两代在文化创造中之所以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正与当时文化的创造者——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有关。据《后汉书》记载,汉代选官以四科辟士,考试的办法是“诸生试家     

评北宋雍熙北伐

雍熙北伐,是宋辽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北伐之后,宋辽长期对峙。歧沟之战,是战争史上的重要战役。本文重点探讨北伐失败的原因与后果,战争的性质与必要性。所及论点,多与前人及流行看法相异,以求探索。 一 雍熙三年(986)春,宋太宗经过多年准备之后,决定倾全国之力,大规模北伐辽国。北伐之前,“初议兴兵,独与枢密院计,中书不予闻。”这样的军国大事,不与掌管国家行政的中书研究通气,怎能协调同心,一致对外?所以,战后田锡就曾上奏,批评宋太宗:“岂有议边陲、发师旅,而宰相不与闻！”所谓“独与枢密院计,”也是走过场。这样,在北伐之前,就已种下了败根。之后,宋太宗又擅自决定兵分三路:宋军大部由曹彬出雄州,取涿州,攻幽州,由潘美出雁门,取山西北部,由田重进出飞狐,为中路;三路兵马会师幽州(今北京市,辽为南京)。行前,“太宗谓曹彬曰:‘联令潘美出雁门,先取灵、应,卿以大军声     

漫评史论结合

史家治史,从来就有一个史论关系问题。五十年代有人提出“以论带史”,结果发展成为“以论代史”,历史变成了没有实在内容的空谈。空谈毕竟不是历史,于是出现“论从史出”的主张。最后,一场动乱把“左倾”思想推向顶峰,不但“史”被扫荡净尽,“论”也变成了一片胡言乱语。史学被中断了十年。如     

阳翰笙文学创作漫评

阳翰笙,四川高县人.1902年生,1924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教官,北伐军中做过政治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受挫后,到海陆丰时,因重病由党组织送他到香港,再转赴上海。在上海,由于党的安排,参加了创造社,从此开始了文学生涯。阳翰老多次对我讲:他原是武人,并非文人。参加过4次战斗,有一次差点被打死,是从水沟里爬出来的。他所以脱下戎装,拿起笔杆,完全是服从党的决定,为着革命的需要。     

李平易小说漫评

这年月,似乎你要写小说怎么写都可以,就是别讲故事。越没故事越好。因为小说不等于故事,小说要超越故事,所以越没有故事的小说便是好小说,故事变成了小说的冤家对头,故事就是“旧”。不管这种推理通与不通,反正不少的新派理论家都这样看。有没有故事便这样成了一把尺。平易似乎不太懂得这一点,他写的小说总是要有一个故事。而且大多是些平常而又平常的故事。他的成名作《巨砚》就是写一个古董商人与巨砚的女物主之间的讨价还价的故事。继而,《断墨》又是一段关于断墨的欲断人肠的故事。他的唯一的一部中篇小     

陇东根据地诗歌漫评

诗歌,是陇东根据地文学运动中出现最早,数量最大,并且最为活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曾在唤醒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创建根据地、抗日救亡、推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的斗争中,发挥过重大作用。陇东根据地的诗歌有文人的创作,但为数更多的则是群众的创作。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抒情诗、叙事诗、古体诗、自由诗、朗诵诗、讽刺诗,也有快板     

廖西岚中篇小说创作漫评

廖西岚是部队知名作家,安徽省望江县人。他从一个初中只读了一年的“农村兵”,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员,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高级文职人员”,他的经历和他的成就,他的精神与他的奋斗,都值得为之自豪。当然,更具体的东西是他的近百万字的作品,三十多个短篇小说以及十部中篇小说。这些是他的前进的足迹,奋斗的标记以及作为一个作家的最权威的证明。     

学生毕业作品漫评

自贡师专美术系第三届毕业作品,它以超过前两届的规模与艺术水平给观众留下了“今年花比去年红”的美好印象。 两年来这个年级的师生在校党委和校、系行政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师专的培养目标,全面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方针。任课教师们辛勤耕耘,同学们奋发学习、勇于实践,刻苦专研,从而在思想和学业上都有了     

学术论著文风漫评

文风问题,历来在文艺界颇受重视,学术界似乎不大注重文风问题.我认为,学术界也应当研讨自己的文风问题.文风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精神产品的形式问题,严肃地说,它是一个人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的综合体现.如果提到更高的高度去理解,我们也可以说,文风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的问题.中国古典文论《礼记·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个深刻的论断可以从古今历史得到印证:汉唐盛世,文化繁荣,学术昌盛,各种精神产品在风格上体现出“安以     

苗族书面文学漫评

一苗族文学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苗族作者在解放后创作的书面文学,一是现代(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民间口头创作的新歌谣和新传说故事,一是古代和近代传统的民间口头文学。其中,书面文学的产生,是苗族文学在社会主义时期发展的新标志,也是祖国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百花园迎春开放的一朵新花。这里所说的书面文学,是指苗族作者用汉文创作发表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说唱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苗族没有文字,当然也就不存在使用本民族文字进行文学创作的事。即使是使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的现象,解放前也没有发现过。因之,苗族书面文学的产生,完全是解放以后的事情。     

王安忆短篇近作漫评

一个天才的作家,在艺术实践中,必然会孜孜以求地去丰富和发展自己的风格,他不应重复自己的老路,相反地,他在追求新的美学特色的道路上会越走越宽广。作家王安忆正是以这方面的成熟和成功,不断证明着自己的艺术才能。去年,她除了发表长篇《六九届初中生》外,还相继发表了几个引人瞩目的短篇,显示了对生活更多发隐烛微的开     

池莉新写实小说漫评

池莉是80年代后期崛起于我国文坛的青年女作家。她以贴近现实、关注人生、朴素细腻的创作特色被称为新写实主义的一员骁将。她的《烦恼人生》和《太阳出世》连续获得由全国读者投票选举的“百花奖”,成为许多读者喜爱的作家。因此,研究她的创作特点,对于正确理解她的作品,对于研究人们的审美理想与审美趣味,对于研究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都是大有裨益的。本文试图从题材的选取、手法的运用、主题的发掘等方面,对池莉的新写实小说作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漫评司马光的民族思想

对司马光的民族思想,历来贬多褒少。有说他是“妥协苟安”的,有斥他为“民族罪人”的。这些看法,如果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不符合司码光的思想实际。     

漫评清代的流放制度

清代是等级森严的社会。流放制度作为刑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反映出清代的阶级统治和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官员在封建社会是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在职的官员,加上业已致仕的官员和未入仕的士子举人,甚至官员的亲属,构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流放制度对官员的规定,未列入刑律,只是“成案相沿,遂为     

《东方丛刊》漫评

《东方丛刊》(第一辑,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问世,是我国学术研究领域中一个新开拓和具有深广意义的文化选择。众所周知,在当今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渗透,全球文化日趋统一与形成的大文化背景下,要想立足于人类共同的文化创造与建设,仅仅吸收与借鉴西方文化艺术中先进思想和养料,而轻视或忽     

漫评《天安门诗抄》

神州放异彩,诗坛红花开。由英明领神华主席题写书名、童怀周编选的《天安门诗抄》(以下简称《诗抄》) 出版了,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喜事,也是屹立在中华民族革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综观《诗抄》中所收集的那六百余篇诗文,真可谓“句句入心怀”。她凝聚了亿万人民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比海深、比山高的阶级深情;“篇篇惊雷吼”,抒发了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切齿憎恨、无比愤慨;首首鼓斗志,激励着中国人民继承和发扬“四五”精神,投入新的伟大斗争。“战地黄花分外香”。《诗抄》是由革命斗争的浪花和人民群众的心花所凝聚而成的艺术瑰宝。她是天安门事件革命人民英勇斗争画面的真实纪录,是“古老的诗国焕发了青春,亿     

建国三十年新诗漫评

从“五四”算起,我国的新诗迄今已有六十年的历史。目前,许多同志看到了新诗的发展和革命形势不相适应的落后状态。林彪、“四人帮”这伙乱臣贼子,既破坏物质生产,又摧残精神生产,造成了多年来新诗作品的贫乏。建国三十年的诗歌战线,同我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相联系,经历了艰苦曲折的道路。为了使新诗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谱出雄壮的乐曲,唱出时代的最强音,有必要实事求是地总结近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坚持向前看,坚持新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按照艺术规律办事相统一的原则,勇于攀登,立足创造。本文着重想在这方面作一些探讨与辨正。     

漫评陈来的《宋明理学》

漫评陈来的《宋明理学》王煜池田大作与狄尔波拉的对话录《寻觅新颖的人文性》（ＲｉｃｈａｒｄＧａｇｅ，ｅｄ．＆ｔｒ．，《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ａＮｅｗ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ＪｏｓｅｆＤｅｒｂｏｌａｖａｎｄＤａｉｓａｋｕＩｋｅｄａ》...     

漫评《格桑梅朵》的民族特色

降边嘉措同志是一位年轻的藏族作家,他一踏上文坛就向广大读者捧献了一朵令人洗心悦目的格桑花,这就是他的文学处女作、长篇小说《格桑梅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     

北宋中叶知识分子群的勇气、成就与情操

公元十一世纪的二十至六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宋仁宗至神宗统治时代。在这几十年里,封建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铁产量相当于盛唐时期的十几倍,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天圣年间以诏书的形式从法律上肯定了这一新现象;政治上最高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继而范仲淹等人领导了庆历新政,揭开了北宋社会改革的序幕;文化上则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百家争妍、万紫千红的时代:文学、史学、经学都发生了根本变革,取得了辉煌成就……所有这一切表明北宋中叶不愧为中国历史上光彩夺目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