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月相的定点析证

关于金文月相名词的解释,学术界已存在四分悦、二分说、四段说和定点说等几种学说。每一说的各家又有着许多差别。王国维的四分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他认为“初吉”是从初一至七、八日,“既生霸”从八、九日至十四、十五日,“既望”从十五、十六至二十二,二十三日,“既死霸”从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学术界从者甚伙。新城新藏的四分说又有不同,“初吉”从初二、初三至初八、初九;“既生霸”从八、九日至十四、十五;“既望”从十六、十     

曶鼎王年考

已见有历日铭文的西周铜器中,唯曶鼎王年说多纷繁,实有深究的必要。铭文分三段。首段记王命曶司卜事及作器,次段记小臣允的讼事,三段记匡偿所寇禾事。前两段分别记有历日,后一段用一“昔”字交代,明确是追忆往事。二三两段又是两个独自的讼案。作鼎者为曶,三段的文字都与他有关。关于曶鼎铭文的最新考释,可参阅李学勤同志《论曶鼎及其反映的西周制度》。(注1)曶鼎铭文载有王年、月日干支、月相,作器的年月日似不难推求,但仅前段历日“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与次段历日“惟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就有许多不好解释的问题:     

从走马楼西汉简歧异干支谈汉初历法混用问题

文章通过梳理走马楼西汉简中歧异干支和用假定小余值的办法,证明这批简中存在中央、侯国、民间等多种历法混用的情况;提出汉初历法研究应该摆脱古六历和四分术推步的单线思维模式;要辩证地看待所谓的“讹误”,尽量寻找其内部规律,不轻言书写错误;分析改朔造成的干支歧异,并讨论历法多样混用状态下的转换和行用问题。     

周公庙“肜祭”卜辞及其天象与年代

周公庙“五月哉死霸壬午肜祭”卜辞的月份、月相和干支俱全,祭名“肜”字从彡从永,应与五月夏至的“日永”有关.“壬午肜祭”是辛巳正祭的次日“绎祭”,符合“郊祀用辛日”的规定,五月“夏郊”一般与夏至“迎气”相关,卜辞“肜祭”是一次“卜郊”于祖庙、拟行郊祀“迎气”的重要祭祀活动.“哉死霸”是望日的月相.符合这一“节气月相”条件的天象非常罕见,其年代在商末周初的百年内只有公元前1151年可以相当,这表明出土卜甲的遗址包含有周文王晚期的遗存.     

论马克思的自然“复活”思想

马克思的“自然之生死”特指人化自然之生死。当人化自然表现和确证人的本质的时候,则是“自然之生”,否则就是“自然之死”。马克思“复活”自然的呐喊本质上也是呼唤人的“复活”。造成“自然之死”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有用“自由人的联合体”来取代资本主义的“虚假”的生产组织,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美;遵从物质变换的规律,合理调节和控制物质变换过程,在拯救劳动者的同时“复活”自然,才能实现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达到自由的生态化王国。     

西周春秋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

殷商以前的历史,我們知道得比較模糊,那还需要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所以我們对于那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只能根据很不夠的考古资料来推測。这样得出来的結論,当然是不十分可靠的。西周以后,文献材料比較完整而丰富,我們根据地下和纸上兩重証据,慎重地分析研究,就可得出此較可靠的結論来。本篇的范圍,包括“史前”至春秋末叶的手工业与商业,而标题只列“西周春秋”,就是因为这兩个时代的史料比較充足,可以敘述得詳細些,而且这兩个时代又是屬于同一社会阶段的(就是領主制封建时代),合并起来研究,比較方便。一、太古至殷商的手工业与商业这一部分的敘述,只举其大要,以見西周、春秋时代手工业、商业的来源。根据考古发掘和考古家的研究,約当四五十万年前,生活在現时北京附近周口     

再论周昭王在位年数——兼与张闻玉同志商榷

西周昭王在位年数,史书失载。《帝王世纪》:“昭王在位五十一年”是据刘歆《世经》所加大的鲁公年数而推的,与史实不合。新城新藏在《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据《晋书·束皙传》:“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记载,与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六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四王合计共七十六年的年数相比较,正差二十四年,于是定昭王在位年数为二十四年。这一加减法所依据的“百年”数字出处不明,且有解说上的伸缩性,故拼凑的这个“二十四年”,实难成立。只有晋太康二年汲郡魏襄王墓出土的《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九年,为秦火前的记录,     

“一”以贯之——《齐物论》的内在逻辑新论

《齐物论》的内在逻辑主线是“一”,“齐物论”可以称“一物论”。“一”之内涵是合为一体、无彼此之分,物、我为一,生、死为一,梦、旦（醒）为一,是、非为一,知、不知为一。一物我则无“哀”、无“芒”,一生死则无“惑”,一梦旦则无“固”,一是非则无损于“道”,一知不知则无“近死之心”。只有去除“成心”,因任万物自然本性,才能体悟“一”,达到“道通为一”之境界。这一点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而圣人却可遇不可求。圣人与凡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庄子能“一”万物,却不愿“一”圣凡,体现了他内心的极度孤傲、寂寞与对在现世中“道通为一”之境界难以实现的深刻理解与失望。     

庄子的死亡哲学

在中外哲学史上,死亡问题在哲学产生之初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庄子则是中国哲学史上死亡哲学研究的开创者。以往认为,庄子消极厌世,对人生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其实,庄子以“道”本体论解读死亡;将个人生死放在人类世代延续中进行思考;认为只有善待生命才能善待死亡,还提出了“心死”、“生亡”的死亡观。在庄子的思想中,唯有真正懂得生命的人,才能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死亡。反之,真正认清死亡的人,才能理解生命的价值。对死亡问题作哲学的理性思考,人生境界才能超越生命的自然意义。庄子沉思死亡哲学,是希望大家都能深入理解生命,理解生命才能把握生命,才能主宰生命,使自己真正成为生命的主人。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我们如何面对?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 ,不是一成不变的学说 ,而是活的行动指南 ,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个半世纪 ,世界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如何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处境 ,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我们只有在确认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的前提下 ,正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样化形态 ,总结马克思主义应对“危机”的历史经验 ,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才能在当代条件下把马克思所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无可推卸的时代使命     

说纪年问题——由“2002年的第一场雪”谈起

“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等术语均基于农历而得,所以“2002年的第一场雪”中的纪年应以农历为准。我们应注意公历农历的换算问题。以及由公历农历共存所引起的节日、生日的处理等问题。     

《离骚》隐赋“历数”考论———兼论《离骚》作者为刘安

《离骚》作为赋体文学作品,继承了荀子《赋篇》的“隐”的传统,以“历数”为隐,寄寓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以及改革、更新政治的主张.《离骚》的作者是淮南王刘安,不是屈原,《离骚》是作者应汉武帝之命而作.《离骚》的写作时间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其写作关乎武帝时代诸侯王地位日益微弱,朝廷疑忌日深的形势;作者作为“反王之后”的诸侯王忧谗畏讥,希望武帝消除对自己的疑虑,这是《离骚》题旨的重要方面.《离骚》之被认为屈原作,大约源于刘安的托名,托名他人,一方面这是一种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由于《离骚》的以历为隐,表现了作者“改正朔,易服色”的主张,而当时的实际掌权者窦太后反对这种主张,为避不测,作者于是既托名屈原又将“历事”隐去.     

中古时期中国西北民族的生肖纪年

中古时期中国西北民族的生肖纪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生肖法"、"纳音生肖法"和"阴阳五行生肖法"。突厥人先后行用过前两种纪年法,在吐蕃人的文献中则三种皆见。其中,"生肖法"因其简单易用,在生肖纪年法中最被广泛运用;已知"五行+生肖"结构的纪年方式都属"纳音生肖法",这种方法借五行纳音将十二生肖周期扩大为六十甲子周期,应是借鉴于当时在中原汉地成熟起来的具注历;而被一些学者命名为"吐蕃纪年法"的"阴阳五行生肖法",尽管所受关注最多,却未必实际行用过。     

离开基督建公元

当今流行的所谓“公元”实际上并不“公” ,而是一个拘泥于传说的耶稣生年 ,充满西方宗教色彩的“基督元” ,同时也是建立在一个简单的数学错误基础上的“缺零元”。因此 ,我们建议采纳既能加入零 ,又能摆脱基督宗教的束缚 ,同时又简单易行、转换成本很低的“零推法” ,以建立科学的、真正“公”的国际元     

黄遵宪改历观的思想历程

黄遵宪青年时期既对日本废夏历改用阳历不满,又对新鲜的阳历表现出猎奇心理,中年之后则明确指出日本迷信西法、轻易废除夏历不对。支配黄遵宪改历的思想历程的是民族主义、国粹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他的改历观的思想历程揭示了两历遭遇之初,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情感与理智的二难矛盾。他的"余意改历似可不必"的主张,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环境里,亦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汉易卦气说及其哲学意蕴——以孟喜卦气说为例

孟喜卦气说包括四正卦、十二月卦、七十二候和六日七分说等内容,以《周易》六十四卦符示涵摄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和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的阴阳消息。孟喜卦气说在彰显自然天道运行的同时,更注重效法天道设立政教的人文秩序建设,蕴含丰富、深刻的哲学文化内容。孟喜卦气说被广泛应用于古代历法,其哲学内涵被赋予神圣的"形式化",在历代王朝政权合法性论证、权力运作和整个文化意识形态建构中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