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管理思想

星云的人间佛教管理思想重视"心"的管理,推崇慈爱、尊重、包容、平等、民主、公正的佛教现代化管理理念,是一种充满人性、柔性、感动的智慧管理。结合传统佛教"六和敬"的思想并融和现代理念,他创设了独特的寺院制度管理模式,并提出无为而治、心甘情愿的管理最高境界思想。     

铃木正三“职分”思想在日本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历史作用

江户时代是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期,在这个时期,除了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以及"割据性"的封建幕藩体制的双重影响外,佛教思想对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佛教思想中的"方便权智"观念不但在佛教的世俗化过程中具有极其显著的现实功能,而且对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日本僧人铃木正三的"任何职业皆为佛行"的职分论思想是其表现之一."职分"思想为江户末期商人的经济行为重新进行身份诠释提供了理据,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发展.     

论僧肇的中观思想

魏晋时期,玄佛合流导致六家七宗局面的形成.僧肇深感六家七宗对"有无"的理解有悖于佛教的中观思想,故而以"不真空"立论,批判和纠正玄佛合流中出现的偏差.他站在佛教的立场上,从假有性空的缘起论、名实无当的名实论等方面论证非有非无的中观思想,并运用这一思想来达到融通佛教出世入世的意蕴,从而为佛教与当时社会协调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     

简论佛教本体论的中国化

佛教"真实二分"的哲学思维模式比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更能凸现本体的超越性,对中国哲学本体论思想发展形成很大的影响.佛教的超越本体论在中国被纳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逐步中国化,沿着本根性和内在性两个方向发展.中国佛教的本体论思想为宋明理学的产生作了理论准备.     

陈亮视域中的佛教--陈亮佛教观的双重结构及其检讨

陈亮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具有鲜明的双重性.一方面,陈亮在物质领域为佛教的发展做了一系列有益的事;另一方面,陈亮在思想领域对佛教"万法皆幻"、"出世离家"等主张提出了批评.陈亮对理学受佛教影响的性质也提出了颇具启示的看法.透视在结构上具有双重特征的陈亮佛教观,不难发现:陈亮佛教观的基本形态是"经权相交",陈亮佛教观的基本性质是"儒体佛用",陈亮佛教观的主要偏失是对佛教的误读和对理学受佛教影响把握的欠完整性.     

朱熹视域中的佛教本体论——朱熹对佛教本体论的认知及误读

朱熹认为,佛教的本体观是"世界为幻、为空",因为佛教其它方面的主张或观点皆由此出,佛教的教理、教义不过是这种本体观的具体诉说.但是,第一,朱熹将佛教本体论归结为佛教之"空观"是片面的;第二,朱熹对佛教"空观"的理解是隔膜的、误读的.所以,佛教本体论所蕴涵的意义并没有真正进入朱熹思想世界.     

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民本价值面向

赵朴初先生一生实现了由佛教向"人间佛教"的转生,这种转生为佛教由出世走向入世,从天上走向人间奠定了基础。赵朴初先生倡导"人间佛教",使佛教利益与人民大众利益相契合,并以此实现民本的价值诉求,"人间佛教"立场即是人民立场,彰显出"人间佛教"的民本价值旨归。赵朴初先生的"人间佛教"思想,以满足广大民众之物质与精神需求为鹄的,充分彰显了他的"人间佛教"思想之民本价值面向,凸显了赵朴初先生的民本情怀。     

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维度

汉地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与此相应的伦理观念背景,小乘佛教在汉地无法形成气候.但是,笔者认为,小乘佛学,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即"毗昙"之学对中国佛学、佛教的影响至为深远,有必要对小乘佛学对中土大乘佛学的潜隐的作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以东晋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的关系作初步考察,指出毗昙对道安的般若思想的影响,以此为个案,作为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新的视角.     

"中道"的超越之路--对佛教般若中观超越模式的诠释

普遍存在于中西文化中的"中道"思想,由于其诞生的背景不同,有着各自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佛教般若中观的中道超越模式在"缘起性空"的基础上提出"真谛"与"俗谛"的"不一不二"关系,从早期佛教追求离欲、脱苦的"出离",而迈向追求万法实相的"真实"存在之维.这既奠定了佛教发展的现实主义品格,也启发了"在世俗化的文化中,继续发现超越性的存在".本文将通过对佛教般若中观的超越模式的分析和诠释来探讨这种超越之路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启迪.     

“批判佛教”的批判哲学

吕凯文指出,袴谷宪昭凸显"批判哲学"对抗"场所哲学"的意义,旨在遏止"西欧思想(场所哲学)流入日本",免使佛教"非佛教化"而不再具有公开的、客观的知识批判以及具有公义的社会实践能力。吴可为提出,松本史朗强调如来藏或本觉思想作为东亚大乘佛教的主流和基础,是一种非批判性的"界论"、一元论的基体主义、彻底的"我论"。其实,如来藏佛教不但不缺乏批判性,甚至可能提供一切佛教中最全面和最深刻的批判力;松本的解读基本上依照西方哲学的框架、角度和方法,隐含着一种理性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视角。刘宇光认为,"批判佛教"首度尝试把当代日本佛教中各种抵抗现代实体论的零碎的异议声音整合为一体,一方面在传统教义的论辩中凸现出代脉络中的新向度,另一方面又能把对现代实体的批判定为教义的必然要求;但是,他们存在着本质主义的倾向、论证与修辞上对各种"本土思想"的排他态度以及在方法论上自相矛盾等诸多问题。周贵华认为,"批判佛教"将佛教精神定为批判性,相当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佛教作为在漫长历史中由众多教派形成的复杂思想传统,不可能只有一种单面化的衡量与裁定,所以,"批判佛教"对佛教思想特质的归纳颇为片面;从历史与文献的角度看,其不少论断相当武断;其将日本社会的不平等状况、种族问题以及日本文化的弊端直接归咎于本觉思想,在逻辑上亦不可靠。     

论菩提达摩"二入四行"思想的历史贡献

菩提达摩对于中国佛教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其禅法思想造就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中国禅宗上.从禅宗思想内核来看,达摩后世的中国禅宗,主要遵循并继承着达摩"二入四行"的思想本质.其所开展的理入行入,不但兼容世间、出世间二法,更为中国禅宗的终极追求,开创了佛教的新方向.     

“人间佛教”与传统文化现代化

晚清民初,传统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文化亟待现代化.在此背景下,太虚(1889-1947)以其高度的历史文化自觉,揭橥"人间佛教"之帜,宣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现实"[1](P233).经过数十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人间佛教"日益壮大,影响显著.有论者指出:"坚持人间佛教的发展道路,实现传统佛教向现代佛教的转变,成为自太虚以来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和共识."[2](P125)"人间佛教"适应时代需求以推动传统佛教现代化,既包含生活层面、精神层面,也包括人世思想、出世思想,更兼具现代特色、传统特色,不仅成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成功个案.     

关于张载心性论的几点思考——基于佛教视角所作的考察

宋明理学心性论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反映理学各个时期的发展特点;又鉴于北宋学术多元,三教融摄的社会状况,选取宋明理学奠基者之一、"出入佛老几十年"的张载之心性论思想为代表,将其"心统性情"、"大心"等心性思想与佛教心性论作对比研究,以期对理解、认识张载理学思想与佛教相关思想间的借鉴、融摄关系有所帮助,以及弥补学界对张载理学思想中佛教因素研究的不足。     

佛教"众生"概念及其生态伦理意义

"众生"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表述了佛教关于人类与其他生命物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在它的视野中,人类与其他的生命物种之间没有高下、贵贱之分——一切"众生平等"。而佛教的一系列戒律便是这一"众生平等"的具体落实。从今天的生态伦理角度来看,这种戒律实际上建立起了一种敬畏生命、善待万物的生活方式。这与西方思想中以居高临下的人类中心主义心态来看待、处理人类与其他生命物种关系导致的结果不同,至少佛教的思想与实践起到了平衡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对当今社会的生态伦理和环境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历史、理念与意义——“人间佛教”与和谐社会建设

为了改变佛教"非人间化"的严峻现状和恶性趋势,太虚大师、印顺法师、赵朴初居士和星云法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佛教与现世的关系进行了认真、执着的探索,提出并发展了"人间佛教"思想,实现了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转型。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回顾"人间佛教"思想的发展历史,研究其内蕴的和谐理念,这有助于促进人心灵世界、促进家庭关系、促进人与社会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关系、促进世界各国之间关系的和谐。     

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的三大策略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儒学产生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我们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采取了迎合依附、争夺受众、话语渗透等多种策略,造成了佛教在传播中的有意"误读"现象,同时对儒学的传播构成竞争挑战,并弱化了儒学对文化传播话语权的控制.促成了儒学的思想重构.     

"心性本觉"说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写作——兼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近六十年来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写作与近现代佛教史上的<起信论>之辩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吕澂先生基于民族思想的视角,对其前期提出的"心性本觉"说予以语境转化,通过梳理中国佛学源流,确认了"心性本觉"为中国佛学特质这一思想事实.潘桂明先生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则将吕澂的"心性本觉"说由一特殊性佛学命题扩展为一更普遍的哲学命题--"即体即用"的思维模式,以此展开对整个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系统性阐述,进而反思中国哲学的反知传统.     

王阳明"心外无物"与佛教"唯识无境"思想辨析

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多被误解为来源于佛教.虽然其看上去与唯识学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但王阳明所说的"心"与佛教所讲的"识"或"心"并不相同,他所说的"物"与佛教所讲的"境"或"法"也不是一个范畴,他的"心外无物"说与佛教"唯识无境"等理论的来源途径更不一致.因此,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从本质上、内容上、来源上以及由此展开的功夫论上都是儒家的,而并非是借鉴佛教"唯识无境"、"万法尽在自心"等说法的结果.     

中国佛教判教运动对龟兹佛教的影响

南北朝初期,中国内地佛教判教思想兴起,目的是纠正佛经翻译的杂乱与矛盾,建立统一规范的佛经系统,后来发展成运动潮流。判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特殊的功劳。魏晋南北朝"毗昙""般若""涅槃"三大思想体系统摄中国佛教,毗昙学属于小乘佛教体系,是西域龟兹佛教思想的理论基础。后来判教中突出了大小乘的纷争。至隋朝大乘佛教已占据统治地位,小乘受到排斥和打击,中国内地小乘佛教从此一蹶不振。龟兹佛教也受到巨大冲击。此后,在中国佛教史中,龟兹佛教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近代龟兹佛教遗产的发现,引发了对龟兹佛教的追忆和重新审视。但判教形成的固化观念,还在约束着龟兹佛教研究的开展。对龟兹佛教和石窟的再认识、再研究,必须摆脱旧有观念的束缚,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观点,以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和研究方法,揭示龟兹佛教及其艺术的更深广的内涵和特色,正确认知龟兹佛教的历史价值和地位。这些研究成果,必将对客观阐述中国佛教史和世界佛教史有所助益。     

略论"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作为专有名词出现,是在太虚大师<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中,作为现代特有的佛教理论思想体系则形成于20世纪,对于"人间佛教",谈论倡议者络绎不绝,这一理论思想体系是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家依据佛法基本原理,对转型社会与现代生活提出的众多问题的长期创造性思考的积累.其中,太虚大师(1890～1947)是"人间佛教"思想的创立者,印顺法师(1906～)、赵朴初(1907～2000)、星云法师(1927～)、净慧法师(1933～)等人则为"人间佛教"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