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文艺论争与苏联文论传播中的《文艺报》

在中国1950年代建构一体化的文艺观念过程中,苏联文论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文艺报>又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文艺报>主要是在历次重大文艺论争中,通过译介苏联文论来引导国内文艺潮流的.<文艺报>的译介工作强化了现实主义的地位,为真实性原则找到了合法性依据,同时又深化了对典型问题的认识.但<文艺报>的译介也存在着缺点,主要是对苏联文艺思想缺乏应有的批判和反思,助长了对苏联文艺观的盲从倾向.     

文学的本质与审美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质疑

作为两个异质的、相互抵触的领域,审美和意识形态的组合、叠加并不能熔铸和衍生出一种客观的实存事物或精神现象统一在艺术的本性中;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有名无实、面目可疑的虚假概念。作为一种学科理论的知识建构,审美意识形态论为追求价值的中立性,抽离和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批评性锋芒;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话语建构,审美意识形态论未能跳出意识形态中心论的窠臼,摆脱本质主义的思维痼疾,一元独尊,背离了拒绝专断、尊重差异的唯物辩证法精神。因此,将其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规范性的理论建构"是不科学的,将其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更是一种理论偏见。     

“后期京派”与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论争

20世纪 3 0年代 ,以朱光潜、沈从文等为代表 ,后期京派作家和理论家们通过发起和参与一系列文艺论争 ,宣示了自己的审美乌托邦艺术理念 ,维护了其群体的“文学者”立场。     

简论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文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理论支点,正是由于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不同理解,才导致了理论界对文艺本质的不同界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们当然可以赋予意识形态以新的理论内涵,但却不可以因此而改变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结构。因此有必要"回到马克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学说的考察,正确理解和把握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观念的踪迹——20世纪80年代“电影性”问题的发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影界关于“电影性”“戏剧性”“文学性”及电影“现代化”的论辩体现出追求新颖性的悖论。“电影性”或“电影化”的自觉是在1980年代初“新启蒙”的西方话语与国内“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合谋的语境中,重回电影本体论与审美论的必然归宿。主体论践行以人为目的和中心的思想启蒙,追随“思想/文化/精神”的宏大叙事,在思维模式上是“反映论”的一体两面。作为形式主体,“审美论”按照表象直接性的知觉方式来选择审美客体;作为合生主体,“反映论”按照因果效验方式来选择审美客体,二者各有其动力因与终极因。     

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戏剧的思想主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先锋戏剧明显受到了西方文化思潮以及西方戏剧观念的影响,同时探询中国先锋戏剧的民族品格。由于彼时中国特定的国情,决定了此时的先锋戏剧多从“人”出发,对人性进行探讨,对普通人的焦灼生存状态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多面性进行展示,从“人”、异化、心理、社会批判四大基点出发,在思想层面形成明显的主题性特征。     

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学案再评价

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在当下学术史评价中仍问题重重。“思想改造—双百方针”形成的话语夹缝,使得美学问题讨论不仅与此前系列文艺批判运动截然不同,而且在政策制度保障下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论辩空间,进而在对革命话语的弹性突破中形成了符合自身逻辑的美学话语。除推动美学知识普及和美学人才培养外,“美学大讨论”还奠定了中国美学学科范式的雏形,实现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科化和体系化,并催生出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中国美学理论形态,并影响至今。同时,受意识形态的干预及苏联美学话语的前置影响,“美学大讨论”又将马克思主义美学丰富多元的方法论窄化为单一的认识论和反映论,还在“主客二分”的古典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中兜圈打转,既脱离了国际美学的发展潮流,又与中国古典美学相脱节。“知识话语”求真理想与“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要求的矛盾冲突,是理解这桩美学史案在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功过是非的关键线索。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及其中断的文学后果

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新启蒙运动"曾经一度对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场"新启蒙运动"的中断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90年代及其以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诸多新变.文章试图立足于这场启蒙运动的发生与中断所产生的文学后果这一视角来考察新时期以来20余年间的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状况,力图理清"新启蒙运动"及这场运动的中断与新时期及"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关系,并认为立足于这一视角来观瞻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对我们理解、评判当今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以及反思这场启蒙运动、理解这场启蒙运动中断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90年代文学审美伦理的失据与抗争

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逻辑与现代传媒语法的＂合力＂作用下,文学审美伦理的传统向度在社会语境的置换中失却规约性,开始由＂唯审美＂的终极超越性滑向＂泛审美＂的日常经验性,表现出奔赴世俗、走向休闲、陷于颓废的叙事症候。在文学审美伦理失据的＂人文精神＂溃败时代,文学审美精神不仅在＂人文精神＂的文化大讨论中以及一些传统作家坚贞的文学写作中继续传递,而且还在作家与大众文化＂合作＂的＂触电＂写作中,以迂回的＂曲线＂姿态进行审美的精神表达与价值抗争。     

西方审美文化的输入与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现代转型

西方审美文化对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影响大致以1840年为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况,1840年前较为微弱,1840年后则不断地增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第一次高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审美文化,尤其是美学思想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涌入并渗透到中国,引发了中国文学界自觉的美学意识,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型。一些受到西方美学思想影响的哲学家、艺术家,同时又是诗学家或诗人,他们纷纷自觉地以审美眼光观照诗歌,或者从审美视角进入诗歌现象,对古今中外诗歌进行深入研究,或者以自觉的审美意识来创作诗歌。西方美学思想,特别是诗歌美学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催生婆,在中国诗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现代诗学家或者直接引入西方美学范畴,或者受到西方美学思想的启发,对中国传统的诗学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基础的形成正是中国现代诗学家们在西方美学思想启迪之下,对中国传统诗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公天下”思潮与中国20世纪历史

“公天下”思想是中国数千年文化史的一条血脉。孙中山说三民主义皆据于孔子大同思想 ,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从这些历史人物的思想及实践 ,可见“公天下”无疑是 2 0世纪的重要现象。但是 ,一个“公”字 ,含“公”“共”“平”诸意 ,其意既不同 ,其实践结果亦大相径庭。况且任何思想都是双刃剑 ,任何思想可以有开放性也可以有排他性。这些思想实行的结果就使 2 0世纪中国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风貌 ,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内涵与影响     

从“历史形态学”到“文艺形态论”--并论比较文学的“世界文艺关系观”

本文借助人类“文明形态论”成果,特别是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通过对之进行汲取与改造,建构起一种“文明形态论”框架下的“文艺形态论”。当把“文艺形态论”挪移至比较文学研究时,一种“平行研究”的形构便自然地呈现出来。“文艺形态论”与“平行研究”之间的联动关系,暗含着比较文学的重要原理;比较文学者所执持的“世界文艺关系观”是左右比较文学研究形貌的隐形之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名著畅销的原因

从1978年春天到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名著畅销全国,原因有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图书出版传播的禁锢政策导致严重＂书荒＂,国民的精神极度饥渴,亟需进补精神食粮;出版发行部门解放思想,实施出书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并密切合作,使一批被贬为＂毒草＂的文学书得以迅速重印、发行;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非常适合各层次读者阅读,其中的名著更是历史长河沉淀的美酒佳酿,历久弥香,国民喜爱文学名著。     

“80后”小说语言的审美追求

新世纪以来,“80后”小说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征。语言学—文艺美学双重视域下的“80”后小说语言,有其独特的审美形式和审美追求,这是对传统美学范畴的丰富和发展,更是对文学语言的独特贡献。本文选取“80后”作家代表性作品,探讨“80后”小说语言的审美特点和审美追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什么”、“怎么”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什么”、“怎么”的研究非常热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什么”、“怎么”的来源;“什么”、“怎么”的语法结构;“什么”、“怎么”的语法意义及语法用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文体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核心,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本体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的学术意识的推动下,文体学这门古老的学科获得了全面复兴,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近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文体基本内涵、古代文体分类研究、古代文体形态与文体史研究以及古代文体学学科建设与构想等方面。现阶段古代文体学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一方面,古代文体学必须明确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另一方面,要坚持"回归本土化和本体性研究"的基本原则,将古代文体学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等相关学科联系起来互动研究,确立其在文学研究构架中的学术位置,以建构更具体系和内涵的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这样才能全面提升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建设有时代特点和学术高度的中国古代文体学。     

卫生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形象建构

论及“农村新人”,学界通常认为其致力于承担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任务,具有宏大叙事、崇高美学、理想主义的特征。但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小说在塑造改革时代的“农村新人”时,却显得丰富与复杂。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对“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聚焦农民个人的卫生问题。小说叙述“新人”将刷牙作为挑战乡村传统的方法;书写因其讲卫生而身体散发香味,借此指认“新人”认同改革的立场取向;描绘其所穿服饰的洁净状态,表征一种新的文化觉醒。卫生问题在成为塑造“新人”形象、传达改革诉求表意装置的同时,还存留了诸多当时的乡村生活信息,并由此建构“农村新人”塑造的一种生活化与人性化的新模式,昭示出新时期文学转型的方向。     

转换与过渡——20世纪80年代工笔人物画的审美意识嬗变

20世纪80年代的工笔人物画呈现出转换与过渡的双重性质。这种转换性体现在审美意识疏离了与政治的关系,创作上突破了单一的模式,作品的视点落驻在平凡和普通的事物之中,画家们以真实的情感和质朴的态度面对艺术创作。过渡性体现在审美意识出现多元化的倾向,工笔人物画家开始追求绘画的本体性,与此同时强化了画家本人的自我表现意识。     

“空”与“存在”——大乘中观学派与基督教的本体论之比较

大乘中观学派的本体论是以“法性空”为核心观念展开的,而基督教则对“存在”这一概念做出了种种形而上学的规定与论证。比较这两种关于“存在”本性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中观学派与基督教都认为世界乃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过程,同时都具有某种必然性的普遍性原则,并且都为信仰确立了真实的对象。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中观学派否认本体实有,强调世界“空”性。基督教则一般认为作为事物基础的“存在”表征着普遍必然的实在本质。